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