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由赌起家，在离开北京前，他同样赌了一把。与此同时，想要谋害他的关东军也赌了一把。这是一场生命的赌博。
对于日本人来说，本来印象中应该很好使唤的张作霖已经渐行渐远。原因嘛，不外乎还是那条——这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
决不能就这么算了。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退役的大将田中义一（陆大第8期）组阁，在亲自兼任外相后，立即宣称要采取 “积极对华政策”。
怎么个“积极”法呢，3个月后的东方会议给出了答案。
就在这次会议上，具体确定了下一步要采取的对华政策，那就是光搞点外交抗议等不痛不痒的小玩意不够了，要开始动拳头。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国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这就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开始。
此次北伐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先统一两广，随后一鸣惊人，竟然把北洋军阀中号称能战的吴佩孚都给打垮了。
通过观察，日方认为，北伐军是一支由黄埔精英组成的新式军队，已具有“党军”雏形，与北洋军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仅仅军纪一项，直奉两军就差得很远。虽然张作霖前面还有一个孙传芳，但只要北伐军打过去，孙传芳是挡不住的，那样的话，奉军也可能要输，一输没别的招，准是又要退回关外。
奉军重新回满洲后，鉴于张作霖以往“没义气”的表现，他还是不会对我们日本让步。怎么办？
与会的关东军代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缴械！
在山海关那里，就把奉军的武器都缴掉，让张作霖变成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牙齿都没了，就算放他回满洲，还不是我们想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此，涉及“满洲权益”的问题就可以“一气呵成地解决”。
于是，缴奉军的械得到田中的认可，被写进了东方会议的决议内容。
另外，对广州政府发起的北伐，他们也非常忌惮，视之为“严重的问题”，提出至少要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日本人还没动手，革命阵营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缘于国民党忽然翻脸不认人，搞了一个“四一二”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动起了刀子。此举无异于自伤羽翼，使北伐力量大为削弱。四个月后，北伐军会攻徐州遭到失败，至此，第一次北伐终于以光荣开始，以灰头土脸收场。
失败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所谓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负责军事指挥的一共四个人，除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
让谁出局呢？大家都望着老蒋，领头的是素称最能打仗的“小诸葛”白崇禧。
老蒋脸上挂不住了，他看看何应钦，因为李白都属于桂系，只有何应钦算是能跟他穿一条裤子的。
悲哀的是何应钦却把脑袋低了下去。
真是伤心。老蒋一跺脚，只好走人。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那就在离开以后好好享受一下吧。
老蒋跑到日本去了。这世上的好事，除了当官，还有娶老婆。
后面这件事干得很漂亮，到宋家一提就成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眼看就可以抱得美人归。老蒋志得意满之余，开始办一件对他的未来更具特殊意义的大事。
他在东京遍访政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面。
虽然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平民，但谁都看得出，此辈重新上台只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对此也心中有数，要不然贵为国家总理，日理万机还来不及呢，有什么时间跟你一小小百姓唠嗑。
当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日本是支持的，像犬养毅、头山满这些政坛大佬，都跟先行者是老朋友。老蒋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会继续支持他北伐。可是他失望了，因为田中兜头浇来一盆冷水。
田中说，你们不是已经打到南京了吗，知足吧，统一长江流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再往北边去呢（“何以急急北伐为”）？
老蒋的心立刻凉了。
不北伐，统一全国，国民党如何坐得天下，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
随后，老蒋就举太平天国失败的例子，说他们不是也进了南京城吗，可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清朝给灭了，北洋政府也一样啊，我不灭他，他就要灭我。
甚至在谈话中老蒋还不惜触及对方的利益：中国不统一就没法安定，你们是靠得很近的邻居，自然也安稳不了（“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然而，老蒋注意到，不管他费多大劲，田中始终不改初衷，一听到“统一”这两个字，就像被蛇咬了一样，脸色立刻就变了（“辄为之色变”）。
没法谈下去了。真是失败。
其实双方都已摸到对方的底牌，那就是“统一中国”。
概而言之，日本鼓励中国分裂，不希望统一。在他眼里，中国是块大饼，只有拆分开来，才便于更好地下嘴。作为以强势自命的日本首相，田中宁愿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两个割据南北的诸侯，而不是一个统一了的中央政权。
不光是田中这样想，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有这样的“危机感”，即无论谁统一中国，都会以一个新的主人面孔来对待日本，张作霖就是一个现成例子。较之北方政府，南方政府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这趋势，它那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迟早有一天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以后必然会牵涉到“满洲问题”和“收复失地”。
这次失败的谈话，让老蒋如鲠在喉，认识到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今后将没有“合作之可能”。
日本人的眼光没有错。只是转个身的工夫，老蒋就完成了华丽转身。回来的时候，比走之前还风光。除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外，同盟者中又多出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北伐势力更为强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蒋、冯、阎、李四兄弟联手组织二次北伐，他们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对奉军发动进攻。
没有任何意外，日本人也出手了，这就是“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影响和后果让中日双方，包括南北政府都始料未及。
二次北伐，北为冯阎，南为蒋李，都想抢入京的第一功。老蒋更是急如星火，恨不得立马就占领北京，在国人面前好好地表一表功，过一过领袖瘾。
最快的当然是坐火车。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平汉线，一条是津浦线，从老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比从津浦北上更近的了，直接从南京这里就可以上车，而从平汉走还要弯弯绕，到武汉去坐车呢。因此，他宁可让李宗仁从平汉走，他则沿津浦一线，那样的话，老李就是生出两条腿来也跑不过他。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问题很简单，政治问题却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比较集中，驻的兵也多。他们把北伐军经过山东特别是济南视为侵犯其“帝国利益”的表现。
早在第一次北伐时，日本就曾出兵干涉。只不过那次北伐军因为打了败仗，没能进入山东。现在是第二次北伐，会不会遭到干涉呢，对于这个问题，老蒋也考虑到了。
自从国共彻底决裂后，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算是没得救了，由于闯入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圈”，和英吉利也红了脸，至于美国，提也不要提，那时候就是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两只老虎中的一只，岂能跟它做好朋友。
但是出门在外，江湖险恶，总得有一个朋友或者是靠山吧。
前面说过了，老蒋下野后就在日本为他复出打基础了，其用意就是想把日本拉过来靠上一靠，但是田中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
不过他这时候仍然对日本有所期待，日本人说要反共，他也反共，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不同啊。
在内心里，老蒋虽然已不再指望日本能全心全意地帮国民党，却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拆他的台。
现在过济南，他就提前打了声招呼，探了探日本人的口风。日本驻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佐佐木到一（陆大第29期），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田中首相让我给您带话，日本政府不会阻止北伐军的行动，请您放心。
首相都让我放心，那我还怕什么。
这次不仅要让自己的部队第一个进京，还要亲自率队。
为防万一，老蒋顺手把佐佐木哄了过来，带在身边，跟自己一道北上。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竟然“先发制人”，把第6师团（熊本师团）都派了过来，双方冲突大爆发时，什么佐佐木之类全不顶用，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老蒋真是太急着上北京城吃糖葫芦了，他可能已经忘记去年田中在东京对他说的话了：“何以急急北伐为”。
田中承诺的是，他不会阻止北伐军在南方行动，可要是过山东到华北去，那他就断不会感到高兴了。
你得看看人家是靠什么招徕生意的——积极，连自己的“软弱前任”都曾派兵到济南，他田中能站在一旁看风景吗？
至于进济南的日军为什么表现如此疯狂，则是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还远远超出了田中的要求，田中让他们阻止北伐军过济南即可，他们却想通过此举好好地吓一吓中国人，甚至欧美人：让你们不听话，说不能过界就是不能过界。
老蒋受惊之余，把那个佐佐木叫来，当着面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们革命军今后恐怕不能再跟你们日军做朋友了（“不能提携”）。
话虽狠，手却不敢辣。老蒋吃了暗亏后，只好“忍辱负重”，命令在济南的北伐军后撤并退到徐州以南，其他后续部队则绕济南而行。
人皆道老蒋就吃了这么一个亏，其实远不止如此，由于大部队不能北上，他只得放弃了统率亲兵进北平的计划，把华北的活交给了冯阎，如此，日后北伐即使成功，其对北方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微乎其微。
咬碎牙还得和血吞，这个滋味太难受了。老蒋至此把最后一点打算沾日本光的幻想都丢掉了，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暂时往后摆摆吧，置于首位的是“国耻”。内政如此，外交也全面转变风向，开始与曾经最不屑的美国靠拢，至于以前颇不待见的“帝国主义老巢”国联则成了投状纸的首要选择。由于变化太快，当时连老蒋的盟兄、外交部长黄郛都因此被抛出局外。
不是黄郛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他在老蒋心目中已失去了“价值”。老蒋本来是靠他来办对日外交的，既然国民党有意跟美国套近乎，那就得换英美派的来，此人就是继任的王正廷。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老蒋病急乱投医，希望赶紧拿老美这张虎皮来吓住日本人，造成彼方如果逼迫太急，美国要来撑腰的假像，所以根本顾不得什么兄弟情份，亲自给黄郛发去一份电报，让他从外长的位置上下来，而且赶快下（“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目瞪口呆，卸下官职，含着眼泪上了莫干山。
“济南惨案”对老蒋剌激之深，可谓无以复加。很多年后，一直被锁在档案中的蒋介石日记终被解密。人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老蒋先前“不能说出的秘密”。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三个字：“不抵抗”，但以后的每一天他都要加写两个字：“雪耻”，并且还要额外弄一个金点子出来，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
“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
当时在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会让日本从中渔利（“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可是北方说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罢休怎么办呢？
不管它，我们未战就先赢得了“公理”，到时候即使出关也有面子了。
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老大张作霖深以为然，拍案定调：就这么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9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
日子是老张特地选的，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从此它就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即“五九国耻”）。老张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要用此举来为北洋军人正名，洗刷过往之耻。
由于通电里没有“对外”这一条，当时日本政府只是认为张作霖在关内扛不住了，便又动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老张答应“满蒙新五路”。
提起这个事情，还说来话长。
在张作霖入关后，趁着他不在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长，要求东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实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约。
要是我不干呢？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南满铁路就再不会帮你运一个兵。
老张从奉天省长那里接到报告后，大怒：你不让我自筑，我偏要自筑。
见总领事碰了壁，田中以为是规格还不够，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上场。芳泽走的是正规渠道，他向张作霖提交了一份“满蒙觉书”（也就是满蒙备忘录），要求老张对满蒙“一切悬案”来个一揽子解决。
老张哼了一声，我现在是全国大元帅，管的是全国的事，满蒙属于地方，你应该找地方办理才对。
芳泽脑子死，他回来后，还傻乎乎地真准备去找奉天省交涉。没想到这次人家省长都没用露面，群众就把芳泽给吓跑了——奉天爆发了2万人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用爱国运动来对日方施加压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时就用过的招数。
吉田和芳泽两个人都铩羽而归，把一个人急得顿足大叫：你们一个太急躁，一个太笨蛋，还是看我的吧。
此人是满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山本条太郎。
满铁有政治机关的性质，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个纯经营机构。有了这个面具作掩护，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张作霖身边做顾问的两个人去进行“秘室交谈”。
两个日本顾问带去的就是“满蒙新五路”方案，也就是由日本借款给中方，以便取得五条铁路的修筑和控制权。
为什么叫“新五路”呢？因为原先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过好几个“满蒙五路”或者“满蒙四路”方案，但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萧规曹随，一个比一个赖皮，实际上半条路也没筑成。
轮到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就跳过北京政府和老张谈。老张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这些条件，就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同意开工。可是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张仍然采取了和当年袁世凯别无二致的做法，这边答应你筑路，那边他自己也筑路，而且好几条还与南满铁路成“平行线”，等于抵消了满铁的作用，同时使后者在经济竞争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
日本政府为此气得要死，所以才要威胁东北方面停止自筑铁路。
“满蒙新五路”实际来源于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最初是准备今后与苏联在北满会战时进行军事输送用的，因此其范围大大超出了“旧五路”，用张作霖的话说，等于是在东北放炸弹。
尽管你们笑着跟我说话，这字我还是不能签。
其中的一个日本顾问，就用站在老张立场上讲话的口气威胁他：大帅，还是先答应一下吧，我们那边的军人一个个都凶狠跋扈得很，你不合作，他们会去帮助你的南方敌人的。
这句话很见份量。其实老张也知道这两个“密友”是带着日本政府的使命来的，他们说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在下最后通牒。
当时北洋势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第一次北伐虽未取得最后成功，却把直系的吴佩孚干倒了，皖系的孙传芳也岌岌可危，南方政府已得半壁天下，而原先北洋的三架马车，现在只剩下奉系一股。虽然第二次北伐还没开始，但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自己如果再跟日本人硬来，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山本这次没有光派两张嘴，还有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只要答应签字，那张支票就是张作霖的，而这笔钱对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来说，自然也等于救命的钱。
迫于无奈，张作霖在文件上写了一个字：阅。
当着两个日本顾问的面，他解释说，这就是同意的意思。我看过了，照准了。
然后一手递文件，一手拿支票。
顾问把文件带回来，山本大喜过望，赶紧捧宝贝似地拿去给田中看，顺便表一表功。
田中初听山本说张作霖同意了，也是喜上眉梢。他深知此举意义所在。
满蒙新五路若果真实现，等于日本花钱把东北买了过来。当年某些革命党人排满时曾有意“出卖东北”，如今人都变聪明了，没人再肯这样做，那我就“强买满洲”，这可是能载入史册（日本史册）的一桩大功绩啊。
但是等到他把文件翻过来翻过去，发现到处都只有一个“阅”字以后，就觉得不放心了。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连名字都不肯写，到底有没有诚意啊？过去这家伙就经常用各种借口来推托，根本就不守合同，这次没准又在耍花招吧（“证诸往例，事属必然”）。
听首相这么一分析，山本的心也沉了下去，看来的确有必要让张作霖再确认一下。
山本再回北京，希望老张能够把“新五路”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老张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
虽然签“阅”字时，老张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老张便干脆说，我现在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
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老张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地方政府吧，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
飞起一脚，球踢到张作相那里去了。
张作相跟老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
这就是此前“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过程。
现在北伐军已逼近北京，张作霖则正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撤往关外，日本人认为现在正是一锤定音的最佳时机。
芳泽咬咬牙：都这时候了，还就不信你马王爷真能长出三只眼。
他晚上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
芳泽假惺惺地说，好像局势不太对劲啊，大帅还是早点把部队撤回奉天为好。
张作霖没吭气。
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
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张作相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
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
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打不过北伐军，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我不是还有东北老家可呆吗。
芳泽突然冒出一句：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回去呢？！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老张很不高兴：我怎么就回不去了？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随即便想到了“济案”（即“济南惨案”）。在这一事件中，中方固然损失巨大，死了3千多人，但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很惨：军队战死200多人，日侨也挂了十几个。自南方政府发起北伐以来，好几个列强国家都已触过霉头，也有伤亡，可全加起来也没超过上面这个数字。
当兵的战死沙场应属正常，让芳泽耿耿于怀的是那十几个日侨，他要求张作霖为此负责，因为据他说，“凶手”是曾驻守济南的张宗昌。
不说这个，老张还能耐住性子。一提起“凶手”，他马上压不住火了。
什么东西，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死了几个日侨就鬼哭狼嚎，到我这报丧来了。
好个老张，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
这种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让谁负责，就凭你一张嘴皮子上下翻一翻？
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芳泽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8日，即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一式两份，中国南北政府各有一份。
这份觉书从内容上看就是一张最后通牒，告诉双方：你们在平津打仗，只要碰到“满洲”的一点皮毛，我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采适宜而有效之措置”）。
这一手并没能威吓住张作霖，不过老张也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呆在北京了，必须赶紧把部队拉回东北，这样才有牌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
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你们上次在济南已经犯了规，希望以后自觉点（“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自从入关以来，他一直保持低调，从未见过任何记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东三省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
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等着瞧，明天再去找这个家伙，不信你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你把“张作霖”这三个字一笔一划地给我写上去。
不过芳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一觉醒来，他就得到消息，张作霖大帅已经离京了。
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
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我们想到当年张氏所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
说到险，险马上就到了。
在张作霖出关之前，军部已下达命令，从朝鲜军中抽出一个混成旅团，集中到奉天待命。下一步，就是要开到锦州和山海关，准备对奉军有所动作。可是那里属于满铁线以外的范围，没有天皇敕令是不能轻动的。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内阁总理，照理对“会议精神”是要坚决贯彻的，同时对照张作霖最新的“忽悠表现”，按说绝对有理由立即去天皇那里请敕令，但他在决策之前，不得不先看一下国际的动静。
要说那个兼职的外相职务可真是害了他，弄出来的东西每每弄巧成拙。一个“济南惨案”连欧美老外都看出，它把南北政府都推到了“息战统一”的谈判桌前。田中拿把扇子像是要灭火，结果越扇火越旺，除了什么样的形式尚需讨论外，南北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
发生“济南惨案”后，老蒋虽然曾一个劲地向国际社会猛抛媚眼，但起初还是效果不彰。
本来想诉诸国联，使中日冲突国际化。但以前和国联打交道的主要是北方政府，南方政府以前还骂人家国联是“帝国主义大本营”哩，双方没有什么感情交流，加上日本又在旁边极力反对，这个“早期的联合国”也就不太情愿来拉这个架了。
找英国，英国马上摆手，说别别别，别跟我说这事，我中立，谁也不帮。
这个就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拜菩萨，北伐军开到长江的时候就把他给得罪了，现在甩一臭脸给你也不能说冤枉。
托关系不能到处都托，那就盯一个吧——美国。
可美国人却摆起了架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想跟我好可以，但千万别把你同日本人的恩怨搅进来，我可不要趟这种浑水。
如果田中这时候不再犯第二个错误，老蒋在外交上就要濒于绝望了。
这个错误就是5月18日那天发出的宣称要在东北动武的通牒。
此言一出，等于公开宣布东北是它日本一家的地盘，别人动也动不得，一下子就把英美都给激怒了。
什么叫门户开放，那就是有好处应该大家一齐分享，怎么能独吞呢？
美国的对华态度一下子转变为“同情中国”，并开始表达对“满洲局势”的关注。
谁的脸色都可以不看，欧美人的脸色不能不看，田中在从驻美大使那里得到相关报告后，开始犹豫起来。
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也认为，虽然张作霖很不够意思，但在东北已根深叶茂，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人选，遂派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到奉天，要求奉调的朝鲜混成旅团取消军事行动，返回朝鲜。
军部表明了态度，在田中身边负责出谋划策的佐藤安之助等人也主张谨慎从事。田中便改变主意，放弃了原先的出击计划，继续维持张作霖原有的地位。
田中已经放弃了，在东方会议上提出“缴械”建议的关东军却不依不饶。刚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陆大第16期军刀组）提出：“中央”不干，我们干。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然而在政府和军部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想独自干成这件事比较难。
此时吴俊升已经从黑龙江调来5万精兵守卫奉天。同时，奉军也以每天一万或五千不等的人数向关外撤退，到村冈想自己动手时，奉天城里的奉军已达到8万之众，而关东军人不过万，且并未做好与奉军决战的准备。万一真打起来，关内外奉军联手，日军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
村冈看清形势，再不敢随便把军队拉出来冒险了。
似乎一切都只好到此为止了。
忽然一个人跳出来叫道：且慢！
此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陆大第26期）。河本说我有办法。这个办法叫做“斩首行动”。
我们用不着动用关东军去打奉军，因为奉军“排日”，始作俑者都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你们别看奉系闹哄哄的那么多人，其实核心的“大头目”就一个，那就是张作霖本人。
如果我们把张作霖干掉，他那个靠磕头拜把子组成的集团是没什么凝聚力的，非得立即四散不可。只要第二个张作霖不出现，他们就永无指望。
因此，结论就是暗杀张作霖，除此之外，别无它法（“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村冈频频点头，并亲自下达了“消灭张作霖”的秘令。
此时，张作霖尚在北京，关东军的手够不着，村冈有意让华北驻屯军去搞暗杀。
另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前往华北，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河本拦住了：“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了，又不能使政府及军部摆脱责任的话，就麻烦了。政府不是说列强现在对满洲盯得很紧吗？出了事，这些国家不知道会怎样乘机对我们进行指责呢。
河本拍拍竹下的小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需要！你可以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此时的老张已在收拾回家的行李了。
他还记得一年前来到北京的情景，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只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时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可只一年光景不到，等待他的却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凄雨冷风中，那昨日的一抹红再也无法留住了。
他舍不得离开，却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回家已成为他唯一能做的选择。此时他还不知道，回家之路竟然是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亡之路。
不过如果你因此认为老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脑子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保证“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太引人注意的长城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可能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火”。他打定了主意。
老张不会想到，列车被炸后，同样一片火海，也是一个“火”字。命运似乎跟这位大帅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吴俊升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这是他人生奋斗的最重要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如今却只能挥手告别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老张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的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不过河本做了一个预案，那就是一旦失败，就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而且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军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日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了，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肯定，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他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
“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于是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日本陆军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统称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