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国时代 公元前五世纪 九〇年代（前四〇三—前四〇一年）

《资治通鉴》起于公元前五世纪九〇年代的前四〇三年，止于公元后十世纪五〇年代的九五九年，共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在本世纪（前五世纪）中，只有三年篇幅，但却发生晋国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的大事。司马光认为那是一个巨变，《资治通鉴》即从该年开始。

战国时代

• 晋阳之围。
• 智姓家族覆亡。
• 三家分晋。
• 盗杀楚十六任王芈当。

东西方世界

• 雅典三十人独裁政治结束，恢复民主。
• 波斯皇帝阿塔瑟克西斯二世，击败叛弟赛拉斯，造成“万人大退却”。

公元前四〇三年（戊寅）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晋烈公十九年　　鲁穆公七年　　魏文侯四十四年　　秦简公十二年　　韩景侯六年　　郑繻公二十年　　赵烈侯六年　　宋悼公元年　　燕愍公三十一年　　楚声王五年　　卫慎公十二年　　齐康公二年

1、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马市〕）长期以来，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空拥虚名，只在形式上，看起来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本年（前四〇三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亦即晋国三位国务官（大夫）：魏斯当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国君、赵籍当赵国（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国君、韩虔当韩国（首府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国君。晋国被三国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

司马光曰：

天子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严守等级（分）；等级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匡正名分（名）。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等级”？等级就是君臣官民，上下有别。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官阶大小，身价高低。四海之广，亿万之众，被高高在上的某一个人管辖，人民纵然有盖世武功和高度智慧，都心甘情愿的听从他的指挥，为他奔走服役，原因何在？在于有严格的“礼教”作为“纲纪”。所以天子统御三公，三公统御封国国君（诸侯），封国国君统御国务官（大夫），国务官统御人民。节节相扣，层层控制，权贵支配贫贱，贫贱接受权贵的支配。高官贵爵之驱使小官小民，犹如身体之驱使四肢，树根之支配枝叶。小官小民之侍奉高官贵爵，犹如四肢之保卫身体，枝叶之保护树根。这样，互相配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我特别指出：天子的重要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

从前，周文王姬昌研究排列《易经》，认为乾（阳）坤（阴）属于第一顺序。孔丘解释说：“天至高至尊，地至低至贱，阴阳定位。高者自高，低者自低，贵贱定位。”是在强调：君王和人民，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跟天和地之间的关系位置一样，绝不可改变。所以，《春秋》在记载史实时，故意贬抑封国国君，尊敬皇家。凡是皇亲国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摆在封国国君上面，足以说明圣人（孔丘）对于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分际，一直寄以特别的关切。除非是遇到姒履癸（夏桀）、子受辛（商纣）之类的暴君；或除非是遇到子天乙（汤）、姬发（武）之类的仁君，人民归心，上天保佑，才可以改变。否则，君王和人民之间的名分，当永远保持，并且不惜为保持这种名分，牺牲自己生命。想当初，假如子启（子受辛的哥哥）代替子受辛（纣）当君王，商王朝不会灭亡，祖先子天乙（成汤）的荣耀，可永配皇天。假如吴季札当吴王国的君王，祖先吴太伯的祭祀，也不会中断。然而子启、吴季札二位先生，却宁愿国家灭亡，也不愿当君王，原因是，他们认为不可破坏礼教大节。所以，礼教中最重要的是等级永远不变。

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如果丧失官位（名）和权力（器），礼教怎能单独存在？从前，卫国仲叔丁于奚，对国家建立大功（齐国攻击卫国，在新筑〔河北省大名县南〕会战，卫军大败，新筑平民仲叔于奚聚集兵民，击退齐军，救出卫国当权国务官孙良夫），卫国赏赐给他一个村落（邑），仲叔于奚不愿接受此项采邑，却愿国君准许他使用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种佩戴在马脖上的红缨。孔丘认为，宁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许他使用红缨。无他，只有官位（名）和权力（器），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君王的责任，如果不坚持原则，国家就会跟着灭亡。那时候，卫国国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职，孔丘提出“正名主义”，认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不知道做什么好和做什么不好。马脖子上的一朵红缨，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小玩艺而已，孔丘却珍惜它。确定名分，看起来不过是一件细微的小事，孔丘却置于优先顺序。只因为名分、等级，如果混乱，上下关系便无法维持。任何事物，从没有不从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伟大勋业的，圣人（孔丘）有长远考虑，所以在小的节目上着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须等到发生弊端，才图补救。矫正小的节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补救已造成灾害的弊端，则使出全身力量，却不见得可以成功。《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书经》说：“一日二日万幾”，就是指这类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别指出：稳定等级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从周王朝国王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败，周王朝急剧的走向下坡，法律纪律全被破坏，下位的翻过来欺凌上位，上位的权势尊严，日益衰退。各个封国，几乎全成了独立王国，互相攻杀。十分礼教，已丧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发（武）留下来的政权，却仍能够绵延不断，只因为姬姓子孙，还能够保持“周天子”的名分。这需要举一个例证：从前，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对周王国建立了大功，当周国王（二十任襄王）姬郑要酬劳他时，姬重耳请求准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仪式。姬郑拒绝，说：“这是皇家传统制度，从来没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礼仪的。假如有这种现象，连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会反对。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还请求国王批准干什么？”姬重耳畏惧礼教，不敢坚持。（前六三六年，姬郑的弟弟姬带，跟姬郑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奸，姬郑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县〕，晋国国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诛杀姬带，迎接姬郑还都。周王朝和势衰后的周王国，君王们对封国国君，总是称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种政治艺术，封国国君下葬，棺材从地面用绳缒下，直抵墓穴。国王下葬，却要先凿一个隧道，把棺材从隧道中抬进去。）所以，周王国的领土，并不大于曹国（山东省定陶县）、滕国（山东省滕州市）；周王国的人民，也不多于邾国（山东省邹县）、莒国（山东省莒县）。可是，数百年下来，仍隐然是天下共主，虽以晋国、楚王国、齐国、秦国的强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鲁国的季姓家族、齐国的田恒家族、楚王国的芈胜家族、晋国的智姓家族，他们的力量或声势足可以罢黜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不敢。难道他们力量不够，心里不忍？当然不是，只是恐惧干犯名分，招来杀身之祸。而今晋国国务官（大夫），视国君如无物，三分晋国。周王国的国王（天子），不但不能兴兵讨伐，反而公开加封他们官爵，擢升他们当封国国君，使他们成为国际上一个成员。对残留的一点名分，不但不能维护，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传下来的礼教，到此荡然无存。或者有人以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国衰弱，赵、魏、韩三家强盛，纵想不加分封，也办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赵、魏、韩更强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诛杀，而蛮干到底，他满可不必请求天子加封，自己干上就行了。问题在于：不请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国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类国君，必然用礼义作号召，发动大军攻打。而今却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当封国国君的，谁能说他不对？谁能讨伐他？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君王和人民间的官阶身价，既不能保持不变，当然是诉诸力量，看谁的智谋最高和谁的拳头最大。结果，圣贤后裔当封国国君的，终于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岂不哀痛。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向死亡之谷奔驰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士大夫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我们解释正名的意义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嘛。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了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在蒙邑（山东省蒙阴县）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的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的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的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的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宾相引经据典的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省鄄城县）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〇年代就成为笑柄的那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五世纪九〇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君王和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恰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奭（十一任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对不可有任何改变。”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自称为封国国君的话，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前四〇一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等级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平民永远是平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所属的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平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和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神话。因为礼教、等级、名分，全部来自官位和权力。姬发如果不使朝歌（河南省淇县）“血流漂杵”，他和他爹姬昌，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尊严等级？哪里来的高贵名分？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分，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有真正的危机。司马光发现平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司马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鉴》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只好仍称“楚王”，不敢称“楚子”。

2、最初，控制晋国政府的，不仅是赵、魏、韩三大家族，而是四大家族——另一是智姓家族。开始的时候，智姓家族族长（宣子）智申，指定儿子智瑶当他的继承人。族人智果表示异议，说：“智瑶不如你另外一位庶子智宵。智瑶有五项超人的优点，只有一项缺点。五项优点是：一表人才，精于骑射，通晓各项技能，文章流利，坚决果断。一项缺点是：胸襟狭窄，刻薄寡恩。五种才干加上毫无容人之量，谁能跟他和平相处？如果要智瑶作你继承人的话，智姓家族一定覆灭。”智申不理会这项建议，智果遂向政府登记，另立族谱，改姓“辅”。

赵姓家族族长（简子）赵鞅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鞅要决定继承人时，不知道哪个儿子较好，于是在两块竹简上刻下一段普通训诫的话，交给他们研读收藏，吩咐说：“要切记在心。”三年之后，再问他们，赵伯鲁张口结舌，忘了个净光，而且连竹简也弄掉了。赵无恤却背诵如流，问他要竹简，立刻从袖子里掏出来（古人宽衣大袖）。于是，老爹赵鞅对赵无恤留下深刻印象，指定他当继承人。

柏杨曰：

赵无恤的才干，毋庸置疑。但立刻从袖子里掏出竹简，却有点蹊跷。竹简是笨重之物，放在袖子里长达三年之久，天下岂有这种怪事。似乎只有一种可能，赵无恤在老爹身旁埋有暗探，早得到消息。只能证明他的狡狯，不能证明所预期的他一定能忍辱负重。

赵鞅任命尹铎镇守赵姓家族的根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尹铎问说：“你是教我去搜括财富？还是教我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赵鞅说：“当然要使晋阳成为我可靠的退路。”尹铎到职之后，立刻减轻赋税，整修战备。赵鞅对赵无恤说：“晋国发生灾变，记住，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不要认为晋阳距首府太远（新田跟晋阳间航空距离三百千米），一定前往投奔。”

赵鞅逝世后，智瑶（襄子）掌握晋国政府大权，一天，跟韩姓家族族长（康子）韩虎、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在蓝台设宴饮酒欢聚。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相）段规。智国听到之后，警告说：“激怒对方而不防备报复，灾难必然临头。”智瑶说：“我就是灾难，我不给别人灾难，已算运气了，谁敢给我灾难？”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有句话：‘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而今，公开宴会上，一下子就使韩家的族长和韩家的重臣，蒙受耻辱，而又不戒备他们的反弹，只一味安慰自己：‘他们不敢！’结局一定要糟。连黄蜂蚂蚁，都能害人，何况一个庞大的武装兵团的首领和他的助手？”智瑶听不进去。

不久，智瑶向韩虎要求割让领土，韩虎气得发抖。段规说：“智瑶喜欢占小便宜，性情又十分刚愎，如果拒绝，一定对我们发动攻击。不如给他，他尝了这种甜头后，必然对别人如法炮制，别人不给，一定发生战争。我们既可以逃过一劫，又可以坐以待变。”韩虎就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市，送给智瑶，智瑶大为高兴。接着向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也要求割让领土，魏驹打算拒绝，他的总管（相）任章问说：“为什么不给他？”魏驹说：“没有理由而强迫割地，欺人太甚，当然不给他。”任章说：“正因为他没有理由强迫割地，我们才应该给他。给他之后，智瑶必然认为自己聪明不可一世。一旦不可一世，必然轻敌。而我们被迫害的几家，才有可能精诚团结。以精诚团结对待轻敌，智瑶的性命，不会长久。《书经》说：‘将击败他时，先使他恶贯满盈。将吞食他吋，先喂他一点东西。’不如答应他的要求，使智瑶被胜利冲昏了头。然后，我们再暗中动手，魏家为什么最先挨智家的当头一棒？”魏驹同意他的看法，也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市，送给智瑶。

智瑶对自己谋略的高明和判断的正确，十分满意。于是变本加厉的向赵家新任族长（襄子）赵无恤，指名要蔺邑（山西省离石县西）、皋狼（山西省离石县西北）。这一次，他碰了钉子，赵无恤拒绝，这对习惯于胜利的智瑶，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打击。他取得魏、韩两家帮助，攻击赵无恤的住宅。赵无恤准备逃离晋国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马市）时，考虑投奔何方，侍从们建议说：“长子（山西省长子县）最近（距侯马市航空距离一七〇千米），而城堡刚刚修竣。”赵无恤说：“人民刚完成巨工，已经筋疲力竭，再要他们卖命守城，谁会这么傻？”侍从们又建议：“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仓库充实，也是好地方。”赵无恤说：“地方官已剥夺了人民的财富，如今我们再去剥夺人民的性命，谁肯帮我？只有投奔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晋阳是我们赵家的老根据地，尹铎又待人民宽厚，人心必然跟我们认同。”于是，投奔晋阳。

智瑶亲率三家联合兵团攻击晋阳，四面包围，密不通风。然后决开汾水，波浪滔天，跟城头仅有三块筑墙木板的惊险差距，没有灌过去。城内艰苦支持，浸过来的河水逐渐增多，民家的炉灶都告崩塌，遍地鱼蛙。然而，民心坚决，没有人想到投降。智瑶在城外高冈上巡视，魏驹、韩虎在一旁陪伴，看到洪水滚滚，波浪滔天，晋阳城像一叶孤舟，眼看就要沉没，喜不自胜说：“到今天我才知道，水可以亡人之国。”听了这话，魏驹用手肘轻轻碰了一下韩虎，韩虎用脚也轻轻碰了一下魏驹，他们惊惧的是，汾水也可以灌安邑（山西省夏县，魏姓家族根据地），绛水也可以灌平阳（山西省临汾市，韩姓家族根据地）。

智家的谋臣絺疵（絺，音chī〔吃〕）警告智瑶说：“韩、魏两家，可能叛变。”智瑶说：“你怎么知道？”絺疵说：“我只是靠常情判断。很显然的，他们一定会想到，一旦赵家灭亡，下次的对象定是韩、魏。我们跟二家约定，消灭赵家之后，三家共同瓜分赵家领土。城不被淹没，只差三块木板，人民饥饿，互相格杀吞食，晋阳陷落，就在旦夕，他们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二人却忧形于色，如果没有阴谋，那才奇怪。”智瑶不相信。第二天，智瑶把絺疵的话告诉韩虎、魏驹。两人委屈万状，指天发誓说：“这一定是赵家的反间之计，挑拨盟友间的感情，使你因怀疑并防备我们二家，而松懈了攻击晋阳的军事行动。试想一想，我们再傻，也不至傻到舍弃已经到口的赵家领土，而去干危险万状必不可成的荒唐勾当。”等到二人告辞，絺疵进来，质问智瑶说：“怎么回事，你把我昨天说的话告诉了他们？”智瑶吃惊说：“咦，你怎么晓得？”絺疵说：“我发现他们抬头向我凝视了一下，脚下踉跄，加速脚步，低头走掉。很显然的，他们已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肺腑。”智瑶不肯承认自己观察错误。絺疵眼看大难就要发生，要求出使齐国，脱离险地。

困守危城的赵无恤，派出秘密使节张孟谈，乘着黑夜，悄悄出城，晋见魏驹、韩虎，提醒二人说：“古人云，唇亡则齿寒，赵家覆灭之后，接着就是你们。”魏驹、韩虎说：“我们何尝不了解，怕的是，事情还没有发动，却走露消息，大祸会立刻降临。”张孟谈说：“谋略出于二位主上之口，入于我张孟谈一人之耳，又有何伤害？”魏驹、韩虎就跟张孟谈结盟，约定发动日期，然后送他回城。到了约定日期，赵无恤派出精锐部队，突击智家守军，反决堤防，大水汹涌，倒灌智家军阵地，智家军仓卒救水，军营大乱，韩、魏两家部队，乘势从两翼夹攻，赵无恤亲率劲旅，奋勇直前，生擒智瑶，立即斩首。接着把智姓家族全部屠灭。只留下智果不死，他料到在智瑶领导下智家会有这种下场，早已改姓为辅，得以逃此浩劫。

司马光曰：

智瑶之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子事，普通人很难辨识。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柔），才能是品德的基础，品德是才能的主宰。像云梦（湖北省安陆市南）的竹子，最为坚韧，然而，如果不矫正它的弯曲，不刮平它的竹节，用来做箭，就射不穿坚硬的盔甲。棠谿（河南省西平县西北）的黄金（铜），最为贵重，然而，如果不熔化、不锤炼，就不能产生强大的打击力量。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把才能去干邪恶勾当。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勾当，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伏。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柏杨曰：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济济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3、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智姓家族领土。赵无恤恨智瑶入骨，把他的头骨漆了之后，当做酒壶。智瑶的家臣豫让，为故主报仇，伪装成一个差役，怀着利刃，混到赵无恤住宅，躲在厕所里。赵无恤想去厕所，忽然怦然心动，教人搜索，把豫让搜索出来，侍卫们要求立即处决。赵无恤说：“智瑶全族被屠，没有后代，这个人为故主报仇，是一位忠臣义士，我愿意躲避他。”下令释放。豫让回去后，用漆涂抹全身，皮肤敏感反应，发成癞疮，还恐怕人们从声音上分辨出他是谁，又吞下木炭，使声音嘶哑，在街头乞讨，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可是遇到一位老友，老友却看出他的面目，不禁泪下，说：“以你的才干，如果投效赵家，定可以跟赵无恤亲近，再乘机下手，岂不容易？何必把自己苦成这个样子，要知道，你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豫让说：“我如果投靠赵家，便成为赵家的家臣，既当了家臣，而谋杀主人，就是不忠，我不做不忠的事。我要做的，当然很难，所以如此，只是要使那些不忠的人惭愧。”赵无恤出门，豫让埋伏在他必经的桥底下。赵无恤将到桥头，坐骑忽然惊撕，侍卫们搜索后，再度搜索到豫让。赵无恤这次不再饶他，把他斩首。

赵无恤怀念他老哥赵伯鲁，所以，虽然自己有五个儿子，一直不肯指定继承人。而把赵伯鲁的儿子封到代城（河北省蔚县），尊称代成君，很早逝世，于是指定代成君的儿子赵浣，做自己的继承人。等到赵无恤逝世（前四二五年），赵浣（献子）继位，只几个月，赵无恤的老弟赵嘉（桓子），就把赵浣逐走，自己继位。一年后逝世（前四二四年），赵姓家族长老们决定：“赵嘉当主人，不是赵无恤的意思。”为了避免争位，于是把赵嘉的儿子诛杀，重新迎接赵浣（献子）复位。赵综生赵籍，赵籍就是本年（前四〇三年）封国建立时的赵国第一任国君（烈侯）。

4、魏斯，是魏驹（桓子）的孙儿，魏国第一任国君，称文侯。韩虎（康子）生韩启章（成子），韩启章生韩虔。韩虔，是韩国第一任国君，称景侯。

5、魏国国君（一任文侯）魏斯，敦请卜子夏、田子方，作他的教师。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所，一定低头致敬（段干木是当时道德之士）。四方英雄豪杰，听到魏斯如此的尊重贤能，纷纷投奔魏国。

魏斯跟政府高级官员举行盛宴，心情十分愉快，而天忽然降雨。魏斯教备马出发，前往近郊，左右官员劝阻说：“今天大家喝酒，正在快乐，而天又降雨，主上却要去什么地方？”魏斯说：“我跟农林部长（虞人）约定今天打猎，虽然余兴未尽，怎么可以不见一面？”于是，亲自前往，面告农林部长改期。

韩国邀请魏国帮助，进攻赵国。魏斯拒绝说：“魏国跟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得到韩国方面准备进攻的消息，也要求魏国帮助，攻击韩国。魏斯用同样的话回答，两国都愤怒异常。到了后来，当他们知道魏斯对他们的感情时，十分感动，都向魏国朝觐。从此，魏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他封国不能跟它争锋。

魏斯任命乐羊当武装部队统帅，攻陷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河北省定州市〕），并入魏国版图，作为儿子魏击的封邑。有一次，魏斯问他的臣僚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一致回答说：“仁慈的君主。”只有一位名叫任座的，独持异议，插嘴说：“你得到土地，不封你弟弟，而封你儿子，怎么能称仁慈？”魏斯勃然大怒，任座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告辞退出。魏斯再问另一位臣僚翟璜，翟璜说：“你当然是仁慈的君主。”魏斯没好气说：“你怎么知道？”翟璜说：“我知道的是，君主仁慈，臣僚才能正直。所以任座那么毫无忌惮，那么直爽坦率，我就由此推断。”魏斯大为舒服，派翟璜去请任座回来。魏斯亲自下台阶迎接，待作上宾。

魏斯跟田子方一块喝酒，宫廷音乐在旁伴奏。魏斯忽然说：“声音有点不调和，似乎‘钟声’偏高。”田子方微笑不语，魏斯说：“你为什么笑？”田子方说：“作一个君主，只要了解管理音乐的官员（乐官）就够了，不必了解音乐。而今你了解音乐，恐怕会忽略去了解管理音乐的官员。”魏斯恍然大悟。

魏斯的儿子魏击，在路上遇到田子方，急忙下车，在道旁下拜。田子方却不还礼，扬长而去。魏击火冒三丈，抓住田子方，质问说：“普天之下，是富贵值得骄傲？还是贫贱值得骄傲？”田子方说：“这还用问，当然贫贱的人可以骄傲，富贵的人怎敢如此？国君骄傲则失去他的封国，国务官（大夫）骄傲则失去他的家族。失国的人，再没有国。失家的人，再没有家。像我们这些贫贱之辈，建言不被采纳，行为不合主人的要求，那可简单明了，穿上鞋子就走，反正走到哪里都是一样贫贱。”魏击为自己的孟浪道歉。

魏斯问他的大臣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守将李克说：“你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宰相）。’我现在想从两个人中，选择一位当宰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你以为哪一位比较合适？”李克说：“地位低微的人不参与决定尊贵的事，关系疏远的人不参与讨论关系亲密的人。我远在宫门之外，不敢向你提出意见。”魏斯说：“不要滑头，一定要你说出来。”李克说：“哪一位当宰相合适，条件至为明显，主上一时没有注意到罢了。平常日子，观察他亲近些什么人？有钱之后，观察他把钱用到哪里去？做了高官，观察他推荐些什么贤能？贫贱的时候，观察他是不是有所不为？穷困的时候，观察他接受不接受不义之财？从这五点，可以得到结论，还用我多说话？”魏斯欣然说：“好了，请你回府休息吧，我已决定任命谁当宰相了。”李克出宫，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主上召你进宫，向你征求宰相人选的意见，你推荐了谁？”李克说：“魏成。”翟璜脸色大变说：“主上担心西河（黄河西岸〔陕西省东部〕），是我推荐吴起。主上忧虑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是我推荐西门豹。主上要攻击中山王国，是我推荐乐羊。占领中山后，物色不到守将，是我推荐你。主上的儿子没有教师，是我推荐屈侯鲋。仅这几点，我有什么地方不如魏成？”李克说：“你当初推荐我镇守中山，难道是把我当做党羽，纳入组织，用来培植帮派，以求更大的官？我想当然不是。主上问我谁适宜当宰相，我就依照实际情况回答。所以推测主上一定任用魏成，因为魏成千钟（一钟，六斛四斗）俸禄，却用九百钟广交圣贤豪杰，只留一百钟给家人，所以才发掘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介绍给主上，主上尊为师傅。而你所推荐的五位，主上都用作部属，你怎么能跟魏成相比？”翟璜大为惭愧，赧然说：“我真是一个粗线条，不该这么问你，愿追随你学习，做你的弟子。”

吴起，卫国（首府濮阳〔河南省濮阳市〕）人，在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担任官职。鲁国物色大将，而吴起的妻子却是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鲁国政府怀疑一旦跟齐国发生战争时，他能不能忠心不二。吴起就把妻子杀掉，结果把齐国的军队击败。于是有人向鲁国国君挑拨说：“吴起从前跟曾参上学，娘亲逝世，他不奔丧，曾参认为他不孝，跟他断绝关系。现今又把妻子害死，只为了当主上的大将，这种人残忍无耻。而且，我们鲁国是一个小国，一旦传开来说我们有力量大破强敌，恐怕各封国会联合抵制，打我们的主意，鲁国就吃不了兜着走。”吴起得到消息，恐怕被杀，听说魏斯贤明，就投奔魏国。魏斯征询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既贪财而又好色，可是，如果率军作战，虽田穰苴（齐国名将）也不如他。”魏斯遂任命吴起担任大将，攻击秦国，占领五个城市。

吴起虽身为大将，可是却跟最卑微的士兵同甘共苦，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睡觉时睡在地上，不另外设床；行军时徒步，绝不骑马；亲自背负干粮，分担士兵辛劳。士兵中有害疽疮的，吴起亲自用口为他吸脓。士兵的娘亲听到这件事，痛哭失声。人们说：“你儿子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而大将军给你儿子吸脓，你还有什么可哭的？”娘亲说：“当年，吴起曾为孩子的爹吸过疮脓，孩子的爹奋力杀敌，战死沙场。而今吴起又吸孩子的疮脓，不知道孩子将死在何所，怎不哀伤？”

6、燕国（首府蓟城〔北京市〕）国君（三十四任）湣公（名不详）逝世，子僖公（名不详）继位（三十五任）。

公元前四〇二年（己卯）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晋烈公二十年　　鲁穆公八年　　魏文侯四十五年　　秦简公十三年　　韩景侯七年　　郑繻公二十一年　　赵烈侯七年　　宋悼公二年　　燕僖公元年　　楚声王六年　　卫慎公十三年　　齐康公三年

1、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逝世，子姬骄继位（三十九任），是为安王。

2、楚王国（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发生大变故，强盗击杀国王（十六任声王）芈（音mǐ〔米〕）当。贵族们共拥芈当的儿子芈疑，继承王位（十七任），是为悼王。

公元前四〇一年（庚辰）

周安王元年　　晋烈公二十一年　　鲁穆公九年　　魏文侯四十六年　　秦简公十四年　　韩景侯八年　　郑繻公二十二年　　赵烈侯八年　　宋悼公三年　　燕僖公二年　　楚悼王元年　　卫慎公十四年　　齐康公四年

1、秦国（首府雍县〔陕西省凤翔县〕）进攻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大军进抵阳孤（山西省垣曲县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