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是在王守仁修改报告之后离开南京的。
这时距离平叛已经一年两个月，皇帝自己和他的走狗们也获得或者说骗取了荣誉，没有理由再赖在这里。南京人民暗地里都额手称庆，因为这位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闹得帝国的副都鸡犬不宁，处女、寡妇和小猪都被江彬搜索。后一动作的原因是猪与朱谐音，大将军下令禁止养猪和杀猪。
帝王的荒唐从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不过，凡事都有谢幕的时候，武宗的游戏生涯则以悲剧告终。由于捕鱼他落入水中，差点让自己喂了鱼。此后皇帝作为病人回到北京，并在三四个月后孤独地死去。三十一岁的他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遗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便奉太后懿旨抓捕江彬，迎武宗堂弟朱厚熜（读如聪）入京。
这就是明世宗，俗称嘉靖皇帝。
嘉靖继承皇位时十五岁，在位四十五年。死后三子朱载垕（读如厚）接班，是为隆庆皇帝明穆宗。六年后穆宗去世，儿子朱翊钧（翊读如议）继位，是为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这祖孙三代近百年，便构成了明中叶。
明中叶的政治特点，是皇帝不作为，阁臣窝里斗。嘉靖创造了二十年不见大臣的纪录，万历也数十年不上朝，朝廷成为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依附太监，上演各种钩心斗角戏码的舞台。这当然是只能以后再说的话题，但那祖孙的惊人相似却让人好奇：难道他俩真的是一个修仙一个抽鸦片？
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前面闹够了。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明代前期很折腾：朱棣夺皇位，宣德征越南，英宗伐蒙古，宁王反南昌，成化初年则民变不断，只有后面部分和弘治年间天下太平。
难怪，除了太祖和成祖，前期的皇帝都短命。
后期的则病态。光宗朱常洛干脆就是病人，甚至没能活到使用自己的年号泰昌，在位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接班的两个儿子也都有心理问题。天启是什么事都不管，专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为魏忠贤的。崇祯则什么人都不信，大权独揽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结果是北京又变成李自成的。
这叫什么呢？
前期闹哄哄，中期懒洋洋，后期病殃殃。
天启是等死的节奏，崇祯是找死的节奏。
这样看，正德皇帝明武宗便成为转折点。实际上到宪宗成化年间，帝国上层建筑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国家机器也能够自行运转，需要处理的只是历史遗留问题。难怪此后竟有三十多年无话可说，以至于做个大事年表都困难。
武宗的历史使命则是释放能量。这能量既是他的，也是帝国的。不要忘记，大明王朝乃依靠元末起义而建立，因此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但是获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便不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由，也不愿意像唐宋那样开放帝国。他和他的子孙甚至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来重修长城，就像农村老地主修建庄园的土墙和栅栏，既防狼群入侵又防羊们出逃。
朱棣以后的皇帝，就是看守那份家业的。
看家护院其实乏味，百年老店更是寂寞，成为留守儿童的武宗只好自封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但唯其荒诞，能量的释放才是井喷式和一次性的，以后便波澜不惊。
嘉靖和万历不问朝政，也恐怕因为没啥可问。
两位的享年倒很可观：嘉靖六十，万历五十八。考虑到后来的天启只活到二十三岁，他俩真的要算长寿，尽管是否健康实在难说，政绩更是无从谈起。要知道，就连一贯歌功颂德的正史在为他们立传时，都觉得无碑可树乏善可陈。
注：建文帝生死不明，故享年无法计算。英宗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有两个年号，在位时间合并计算。
明中叶，也成为转折时期。
变化是同时代人自己感觉出来的。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嘉靖末年则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礼貌则成为稀缺资源。过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乡接合部，也随处都能遇到质朴俊伟的忠厚长者、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却只见纨绔恶少飙车打马，即便路遇尊长也不避让致敬，全然不知礼数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正德之前南京民风淳朴。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而以烧饭酿酒针线女红为常。嘉靖之后则纷纷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着装无异于娼妓。她们对时尚的追求也由过去的十年一变，改为两三年就要花样翻新。
一言以蔽之：骄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浙”的异体字）在《五杂组》中不无讽刺地说，那个地方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绅士，女人多于男人，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早已不复为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地。
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个发达后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劳俭朴，厌恶奢靡和懒惰，反对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进贡奇珍异宝只能让他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则会挨骂。这位开国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不希望身后出现败家子。
当然，更不允许有人偷他的钱。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们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没有义务帮你省钱，帮你进行廉政建设。就算不敢贪污，难道还不能索贿受贿？
结果，那些牧羊犬变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败总是与奢靡关联。何况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帝国已经相当富足，没必要大家都节衣缩食。毕竟，俭朴不等于简陋，清廉不等于清贫，排场却能体现官家的威严。只可惜什么叫合理消费，什么叫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界线。
新的理论开始产生。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上海人陆辑就极力为奢侈辩诬。依照他的观点，消费不等于浪费，俭朴反倒多因贫穷。节约也并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证贫困户不至于破产，富足天下却得靠拉动内需刺激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奢侈品消费恰恰有这种作用，富裕地区的人民则既会生产又会生活。
这当然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有张扬的恶俗，有低调的奢华，有无聊的铺张，有雅致的精细，奢与俭其实没那么简单。财富和资本没有去向，不能用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和扩大再生产，只能用于穷奢极欲，才真是大问题。
观念变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间用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宋元以来就已经有了的“营生”和“生计”等词汇，到明代便明确包括商业在内，“做生意”也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专有名词。
这可是全民共识：生存是要经营和运作的。
难怪武宗要在皇宫里开个店铺了。
京师风气之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谢肇淛自己说的：帝都所在，万国来朝，交易皆四远之货，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然活成那个样子。
现在很清楚，农业帝国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统治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因此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可能改变，尤其是在最高当局不管事的时候，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比如长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