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总的来说，板子打在洋务派屁股上的相当多，说他们投机者有之，说他们耍阴谋者有之，说他们两面三刀者亦有之。变法失败的罪责，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们身上。当然，洋务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洋务派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成敌对者，在维新派方面也是有过失的。
在维新期间，维新派，确切地说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联络的力量有谁呢？除了那些先进的但手中无权士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务派了。
甲午之后，洋务派状况有很大变化。老牌洋务派李鸿章尚在，虽然经过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实力与名声大损，但潜力犹在，淮系的将领以及与淮系有关系的地方督抚还唯李的马首是瞻。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刘坤一和张之洞，风头正健，是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实力雄厚，但张之洞与李鸿章积久不相能，矛盾颇大。吴大激等后湘系，实力虽微，但也不可小视，通过甲午战争，力量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不管洋务派各派之间态度如何，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在开初都是相当积极的。诚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志在唱推行洋务运动的老调，并不是真心变法维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变法，而且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全局性地铺开过，况且维新运动相当多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于变法变政之前，先将洋务运动推一推显然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谈谈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态度。首先看看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几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师曾国藩尚在时，已经隐隐然驾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渐式微之后，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鸿章也成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重大政治，外交决策，几乎都摆不脱他的影响。清末有三大总督位置最为重要，湖广、两江和直隶，尤其是后两个，一个居清朝财赋之地，一个扼京畿咽喉，且兼着北洋与南洋大臣，位尊权重，非寻常可比，而李鸿章总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几十年，位极人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后起之秀张之洞挟清流之助与之斗法，却总是处于下风。这不仅因为他是所谓平发捻的大功臣，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与见识。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李鸿章应该算是洋务派官僚中西学水平最高的，长期而繁复的洋务实践，与洋人频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学人才的影响和出洋看世界的阅历，都使得他在当时的中国的官僚中见识非凡。虽然他的中学功底比不上科举之鼎甲、长期任学官的张之洞，但西学知识却非张能比。台湾王尔敏所编辑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的《格致书院课考》里收录了李鸿章为书院士子考试所做的几道命题，其中一题为：“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讬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这种考题，就是今天学西方科技史专业的人答起来也未必答得全。当然，这道题是出自李本人之手还是幕僚代庖还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鸿章对此也非一无所知。他见李提摩太时，能随口讲出李提摩太新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说明他很留意于此。
正因为李鸿章对西方及西学的了解，所以在洋务运动中，他的改革见识也并没有网于器物和技术层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进西学改革科举制度的，但却因为阻力太大，没有结果。
甲午战争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战争不仅损失了他的看家本钱的大部：北洋水师和一部分淮军，而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导致名声大损，举国上下，从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骂他是卖国贼。由此还丢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于李鸿章多年的经营，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潜势力仍然大得很，尽管地方的张之洞、朝中的翁同龢与张荫桓等都在极力排挤他，但他于声名狼藉之际却仍然不倒，这并非只是由于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关键是他在朝中的分量，当时，无论中外都认为他是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政治行为是持支持态度的。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连串议变法的上奏中，是态度最积极，求变较全面的一位。他的《条陈自强大计折》，强烈要求清廷在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上接连变革，以求救时。尽管因甲午战争的缘故维新派对李颇多微词，而且康有为等人在联络公卿时也有意冷落李鸿章，但强学会一成立，李还是主动提出捐银两千，结果却被维新派断然拒绝，原因当然是所谓的名声和道德因素。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并非不知李鸿章非真的“卖国贼”，他签订《马关条约》也非心甘情愿，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形象，却不惜将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宫。无疑，这种拒绝在当时是很令人丢面子的“绝事”，事实上犯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上的大忌。
此后，许多论者都提到了李鸿章指使亲家杨崇伊弹劾强学会，还有所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的怀恨之语。不过，我以为，杨崇伊之举是否受李指使，没有证据能说明之，亲家之间，政治态度不可能全都一致。查杨系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曾因借贷不还被李鸿章查处过，双方早已谈不上交情。况且杨又与翁同稣为同乡和亲戚，双方来往也颇多。而翁又与李鸿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汪大燮传出的这句令李鸿章咬牙切齿的话，不太像他的风格，而且又没有第二条证据证明之。相反，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李鸿章对维新变法之举始终是关注而且同情的。张元济回忆说，在翁同稣被逐后，他去见李鸿章，李对此十分关切，连连叹气。政变发生后，张又去见李，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革职后，李鸿章立即派人来慰问，并关照盛宣怀为其在上海找事做。而且，李鸿章还参与了营救徐致靖，使这位西太后“深恨之”的侍读学士保住了脑袋。孙宝碹的《日益斋日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诰吾成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要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阶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竞能之，吾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这里的傅相，就是李鸿章。
让我们再来看看张之洞。张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岁科场得意，年方十五即为乡试解元，而后又成殿试探花。由词臣而学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顺利。这个人可谓聪明绝顶，机运绝佳，论考试名列前茅，做学政名高政著，列台谏号称直谏，为疆吏政声显赫。其实，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聪明机智，胆识过人。他曾经名列晚清“清流”之列，常常给前期的洋务派出难题，但是后来，待他做了疆吏，却依样画葫芦做起洋务，而且搞得比谁都火暴，因为不这样，他就成不了名臣。他曾以敢谏出名，却从不像其他直筒子的御史那样因犯颜直谏而丢官。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引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四百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朝野上下闹了好几年，因事牵西太后特别宠爱的吴棠，所以始终不得平反。其实，张之洞早在于四川为学政时就对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闹大了（连国外都知道了），才出面连上数折，有意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者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张之洞也由是声名大振。另一个使张之洞获得“直谏”名声的案件也透着他的冰雪聪明。事情发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后命太监挑八盒食物送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出宫时因事先没有与护军打招呼，护军按规矩不放行，太监恃宠将食盒摔掉，回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礼。西太后大怒，立即罢免护军统领，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这件事也闹得沸沸扬扬，大臣进谏，西太后一概不听。结果张之洞以为西太后的自身安全考虑出发的劝谏（违反禁军护卫制度，以后宫禁将无宁日），却使得西太后听得入耳，不仅护军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监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此事过后，张之洞名声更大，从此为他日后的腾达铺下了基石。出道时间不长，官位不尊的他，在清流党中居然居于领袖地位。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时为大学士，极品大员。笔者注）为青牛（清流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实际上，张之洞两次直谏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他善于观察和判断进谏对象的心理与好恶，揣摸其脾味，而且洞明世事，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进谏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看似犯颜的直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却有绝大的利益）。后来，他为疆吏、办洋务也是如此，工于心计，官做得很聪明，善于机变，虽然乐于为国家、为朝廷着想，但自己的算盘也打得很精。由于在清流党的一段经历，使得同样出身翰林的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处世方式、为政风格上大不相同，李鸿章往往会取韧的战术，关键时还会打“痞子腔”，在现实和声名之间，他更看重现实。而张之洞则更注重自己的声名，更在乎他与朝廷之间的“名节”。像签订《马关条约》这种事情，不论情势如何，张之洞大概是不会干的。
但是，张之洞却与李鸿章一样，对维新变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由于李鸿章的失意和被维新派有意冷落，张之洞的表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与对李鸿章不一样，维新派对张之洞的关切投桃报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情投意密，关系十分融洽。
在康梁组织“公车上书”的同时，张之洞连上疏奏，要求拒和抵抗，与康梁的奔走遥相呼应。当康梁组织“强学会”的时候，张之洞的支持是最持久而且坚定的，不仅捐银最多（五千两），而且他的儿子张权也列名会中。康有为一度与张之洞过从甚密，在江宁一待就半个多月，“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力襄助，利用署两江总督之便，为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大开绿灯，《申报》刊发的上海强学会公启，署的竟是张之洞的名字，而张居然加以默认。后来，虽因《强学报》用孔子纪年问题双方生出龃龉，但关系并未破裂。
《时务报》创办以后，数月之中声名大振。返回湖广总督任所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时务报》的支持。他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各官办学堂书院，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他那有名的《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是被《时务报》刊出，作为“广告”的：“查上海所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始创第一种有益之报。”这种来自官方公文的评价，称誉之高，比之先进士大夫平昔的欢呼，也相差无几。
不光是出于对梁启超才气的赏识，更有对维新启蒙活动的赞同（当然是有条件的赞同），张之洞屈节致函梁启超，力邀他来鄂一游。函中居然称二十出头的梁启超为“卓老”。
当1897年1月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日：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按清朝定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官）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只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更令梁启超感动的是，梁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张之洞特邀梁留鄂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此处的“吾师”指的就是张之洞）洋务派新旧两派领军人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总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竟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力。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行。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强。退一步说，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找借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的味道。虽然说由于“中兴”而激活的那点独创精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习惯也还维持着。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以像谭钟麟一样将前任的洋务新政概行撤销。应该说，就行政局面而言，维新派所面临的情势是严峻的，当年曾、左、李竞相“自强”的形势早已消失，整个官场被末世的暮气所笼罩，曾、左已逝，次一级的洋务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等非死即退，虽然真正冬烘顽固的人在地方督抚中并不太多，但应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辈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改革精神的督抚就显得更为难得。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诸将，主要是康有为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大约是由于中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纲独断”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人才”这种小的方面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面，而中国的变法改革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入中国，甚至连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正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治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十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派和“开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目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的混杂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治天皇。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湉的遭际最惨，人却很通达开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官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荡，轻率地打发了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官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疏远了他们。聂士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翻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场运动，当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矣。”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躁愤激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涂。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治维新的詹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回忆说，他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五百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惭愧地答说只有十一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十一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治结构。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谓的“后党”，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 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朝的官僚。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就像梁启超分析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变自己。
第五类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如果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场面，也不愿意眼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稣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当然，这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