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也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其间总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鞅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鞅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鞅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
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鞅紧紧把握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执行。
一是徙木树信。
商鞅变法是要依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
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炸了窝，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是惩贵戚。
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
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
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之”。“劓”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罚，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师，连鼻子都割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
更难堪的是太子。他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他更难受。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
商鞅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
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匆匆逃离秦国的故事。但是，商鞅逃离秦国之后，魏国因为其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车裂酷刑。
三是先经济后政治。
商鞅变法是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法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
四是法典化。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
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种制度化最重要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会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从而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局面。事实也正是这样，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对商鞅变法的措施并没有废除。
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变法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胙”），天下“诸侯毕贺”。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卬，因此“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自此之后，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
魏国吃了败仗，只得割地求和，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都城也从安邑被迫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
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但是，商鞅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
为什么呢？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做出贡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