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官员依靠邸报了解朝政的最新动向。邸报是北京朝廷的官方手抄报，内容涵盖朝廷的重大命令、臣僚的奏章、人事任免、官员奖惩等重要信息，每天通过驿站传递，层层下达，及时送达每一位官员手中。在民间，一些书坊也搜集邸报的信息，编辑成小报，贩卖给乡绅百姓。
从三月下旬开始，南北交通阻断，邮递系统瘫痪，邸报和小报都停止了传递。所有从北京传到江南的消息，都比实际发生的时间至少慢十几天。
北京城陷落、崇祯皇帝自缢发生在三月十九，但直到四月中下旬，江南的消息灵通人士才听说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城，但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具体发生了什么，崇祯皇帝怎样了，无人说得清。
侯峒曾听说这一噩耗时，正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还没渡过长江。他寝食不安，拖着病体继续前行，打算到京口再观察变局。
京口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属于镇江府，与扬州府的瓜洲一水之隔。京口和瓜洲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枢纽，是连接长江南北的要冲。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由长江北岸进入南岸的第一站就是京口。
峒曾到达京口时，京口城内正人心惶惶。他听说清朝发兵南下，驻守江北的明朝官兵连连溃败，一路向南逃亡，沿途劫掠百姓。城内已经加强了防卫，哨兵站在瞭望台上遥望江北，探子四处打探最新消息，全城兵丁集合待命。忽然，一名探子看到对岸的瓜洲驶来七艘船，船上人头攒动，立刻发出警报。全城兵丁冲向岸边，奋力击沉了两艘船。之后，人们才发现船上全是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并不是敌兵。
峒曾没有打听到更多消息，只能踏上回家的路。他离开京口后，南京都察院御史金声刚刚抵达京口，邀请江南官绅共商勤王大业。苏松巡抚祁彪佳收到夏允彝、陈子龙的信，商讨如何获得北京的确切消息。北京城陷落后，江南大部分官员并不容易看清形势，处于一种“进退莫定”的状态。不容置疑的是，皇帝蒙难，勤王是臣子的首要责任。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草拟了一份勤王檄文，分发给江南的官绅士大夫。
身在常熟家中的钱谦益收到后，和南京大部分官员一样，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夺回北京城，也不是追击李自成，而是“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必须迎接正逃往江南的明朝皇室，从中选择最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一个。
夏允彝则立刻启程奔赴南京，与史可法会合，商讨光复大计。他的儿子夏完淳才十四岁，联合江南名士杜麟徵的儿子杜登春等人，一一给南直隶四十多个官绅大家族写信，筹集资金，准备兴兵勤王。
峒曾从京口回到家后，也收到了史可法的信。他把信和勤王檄文贴在嘉定城内，自己写了一份布告。他向嘉定士大夫宣称，如果北京亡国的消息属实，自己一定倾囊捐献，“当效子文之毁家，宁惟卜式之输牛”，以解国家的燃眉之急。他希望城内的士大夫能同仇敌忾，尽力捐助。
见到布告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过捐钱似乎是另一回事。峒曾收到了一些捐款，但是不多，大部分人还在观望。
他筹集了几百两银子——大部分是他自己家的，准备奔赴南京，当面交给史可法。他没有跟母亲龚老夫人告别，只带上家仆李宾悄悄出了门。
夜幕降临，他俩坐船一路向西，丝毫没有察觉跟踪而来的贪财之徒。下半夜，船驶出十多里地后，两人打算投宿葛隆村，船忽然被盗匪拦截。李宾与一名盗匪扭打起来，另一名盗匪趁机抢夺峒曾身上的银两，峒曾不慎摔入水中。李宾见峒曾落水，抛开盗匪，赶忙跳下船抱住他，几番挣扎后，将峒曾救了上来。
他们丢失了银两，保住了性命，辗转回到家。峒曾匆匆给史可法写信说明情况，之后一病不起。正在苏州城西邓尉山修禅的小儿子玄瀞，听说了惊天变故，也匆忙赶回家。
经历一劫，大难不死，让峒曾看淡了生死。如果自己去北京赴任，估计早已经没命了。如今安居江南，留得一条命。出于责任，出于他相信的“理”，他拿命去挽救局势，结果差点儿落水丧命。落水后居然获救，再次侥幸活命。回顾自己的生生死死，峒曾更加相信“理”和“命”。天理所在，他要尽责，至于结果是祸是福，是命运的安排。命里是祸，无处可逃。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四岁的侯峒曾看透了命运。
外面流言漫天，确定的消息迟迟不来。峒曾卧在床上，不时给友人写信，打探皇权大统的去向。京口、嘉兴等地的邮递系统断绝，通信变得无比艰难，邸报和小报也难以看到。
端午节，也就是北京发生剧变的一个多月后，缓缓流动的大运河终于带来了崇祯皇帝自缢的确切消息。
崇祯皇帝殉国的讣告传至江南各县，张贴在城内最显眼的地方。一些平日里不关心政局的乡绅和百姓，至此才知道京城的噩耗。城内的绅民披麻戴孝，到官府跪地匍匐，痛哭哀号。
精明的商人将搜集到的信息印成小报兜售，有生意头脑的文人将北京的消息写成了小说。在北京陷落后的两三个月内，人们听说了崇祯皇帝殉国前后的很多传闻：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国。西北的警报传来，崇祯皇帝下诏全体官员捐助钱财、铜铁、稻米支援官军，但大部分官员借口外出，捐上来的只是些杯具和袍带；
二月，李自成的队伍占据整个黄河流域，逼近京畿，崇祯皇帝眼睁睁看着满朝官员要么争论不休，要么装聋作哑不表态，每次退朝后只能痛哭；
三月，大兵逼近昌平，崇祯皇帝再次号召官民捐助军饷，回应他的是迁都南下的建议。文武百官对于到底要不要迁都，如果迁都，是皇帝留守、太子南下，还是太子留守、皇帝南下，都要争论几番。明朝就在无休止的争论中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炮火攻打紫禁城时，崇祯皇帝陷入绝境，亲手杀死了皇后和公主，随后奔到煤山自缢身亡。
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崇祯朝的少数忠义臣子随皇帝殉节，大部分投降了李自成。
不管怎样，崇祯皇帝是为了免于被乱军活捉受辱而自杀的，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尤其让官民伤感。为皇帝哭丧之后，流言漫天，人人自危，平民百姓四处避难，世家大族开始训练家丁保卫家园。
友人来信告诉峒曾，南京已经迎立了福王监国，他稍感欣慰，江山社稷终于有归属了。
福王担任监国，是一种偶然，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崇祯皇帝殉国后，他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南京朝廷急于选择新皇帝，几位逃往江南的明朝藩王顺势成为候选人。南京的九卿科道和内外守备连日开会，商议从藩王中寻找血缘关系最近的继承人。筛选之后，有资格继承大统的有两人，福王和潞王。
两人各有优势和劣势。简单来说，福王是崇祯皇帝的堂弟，与崇祯皇帝的血缘关系更近，但他声名狼藉，有公认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缺点；潞王为人处事相对贤明，与他的父亲老潞王两代人都有“轻财急公”的美誉，他是崇祯皇帝的堂叔，与崇祯皇帝的血缘关系更远。
拥护潞王的是史可法、钱谦益等人，总体属于以社稷为重的正派人士。侯峒曾虽不在朝中，但立场和史可法、钱谦益一致，并不认为福王是入继大统的最佳人选。他的朋友杨廷枢、徐汧和他持有同样的观点。
拥护福王的主要是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党羽阮大铖，他俩与福王本无交集，但看出拥护福王是一件“奇货可居”的事，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
尊血统，还是尊品德，不同的政治立场使南京的新朝廷从开始就带上了党争的色彩，自然而然分成了不同的派别。
在这种分歧下，谁能掌握军权，谁就能夺得决定权。明朝仅存的官军主力是分布在长江北岸的四座军镇，涵盖淮安府、凤阳府、徐州府和庐州府的一部分，分别由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名武将占据。四镇在长江以北形成广阔的缓冲地带，向北可以抵御清朝，向南可以拱卫南京。
福王在马士英、阮大铖的建议下，给江北军镇的武将加官晋爵，许诺他们的子孙世袭爵位，获得了四座军镇将领的支持。最终，福王以武力为后盾，战胜了潞王，赢得第一把交椅。
史可法、钱谦益只能妥协，转而拥戴福王。他们现在是福王的臣子，不能对福王不忠，但对无功受禄的江北四镇将领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四镇将领的身份本来就很复杂。拿高杰来说，他本是李自成的同乡，起初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在陕西劫富济贫，得了个外号“翻山鹞子”。他攻打明朝官军时失去了李自成的信任，转而投降明朝，顺便拐跑了李自成的妻子。他投降后几次升官，却喜欢纵兵抢掠，早就受到文臣的指摘。现在，这些品行不端的武将没有建立任何功勋，只因支持福王继位，便受封伯爵，将江南百姓供给朝廷的一大半赋税据为己有，自然引起文臣的不满。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下落不明，大部分官员一致提出等待太子继承大统，福王只称监国即可。福王答应了，可仅仅过了十二天，他就违背了承诺，登上皇帝的位子，改次年年号为弘光。
弘光皇帝即位后，获得最大权力的是马士英和阮大铖，他俩分任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把持了军事重权。
所有曾经拥护潞王、反对福王的官员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受到新皇帝和马、阮二人的排挤。淮扬巡抚路振飞刚布置妥当淮河防守事宜，就被罢官；都御史张慎言批评过福王的缺点，只能告病回乡；史可法一度是福王的主要反对者，他由兵部尚书变成没有实权的礼部尚书，被挤到权力边缘，只能主动放弃官位，离开南京，去江北的扬州督师；钱谦益也曾拥护潞王，他担心自己获罪，及时上疏为马士英歌功颂德，得以保住权力，代替史可法成为礼部尚书。
皇帝与反对派臣子之间有矛盾，文臣与武将之间有矛盾，文臣内部也有矛盾。弘光朝廷的统治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