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一向是按人丁交税的，有多少人头交多少税，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这样，里面有很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
许多人为了逃税，故意隐藏人头数目，这种事情在地主家里最为严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税多，隐藏丁役就能逃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改革。比如，崇祯八年，汉中府城固县实行了“丁随粮行”的新法。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间激起了下层的反抗，无奈之下，康熙颁布一项政策：以后增加人丁，永远不加赋税。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随着人丁的增加，平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赋税相对减少，如何重新计划丁银便陷入了混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按亩收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亩的地，就交多少的粮。这个办法确实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来的，但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雍正决定先在几个省份试行，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这样，朝廷中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山东巡抚黄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认为这是缓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体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纳粮很容易造成贫民逃亡，如果摊丁入亩，有地的交税，没地的就不用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这才是善政。
可惜由于朝臣反对过多，雍正并没有立即接受黄炳的建议，甚至责备黄炳轻率，让他管好自己省内的事情就行了。一个月后，直隶总督李维钧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李维钧还解释，这项改革肯定会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田地多，交的税肯定多，所以不乐意。
雍正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再次交给户部讨论，意见纷纭。有人说按亩分摊同样不公，因为很多地方土地测量并不准，而且地有好坏之分，好的地产量高，不好的地产量低。这些也是实情，不过李维钧也有办法，他说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地的质量来交税。雍正听了，大为赞赏，他让李维钧去办这事。
后来，李维钧对雍正说，他受到一些权势的孤立，怕事情办不好。雍正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办吧，有朕支持你就够了。”
历时半年的摊丁入亩讨论终于结成正果，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提出来，但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可见，在办事和改革这块，雍正确实超越了父亲。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浙江官员在推行这项改革的时候，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聚众到衙门口喊冤，巡抚法海居然惊慌失措，被这些人吓住了，表示暂不实行改革，可见改革难，推行改革更难。
雍正四年七月乡试时，浙江钱塘县上千富绅来到县衙，抗议摊丁入亩，他们还劝说商人罢市。对此，新上任的巡抚李卫没有妥协，采取了铁腕手段，制服了阻挠改革的闹事者，最终让这项改革在浙江省顺利推行。
在这方面，河南巡抚田文镜办得也相当不错，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在雍正朝都受到了重用。之后，各省陆续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效果一天比一天显著。当然，这项改革的全面完成还是在乾隆朝。
摊丁入亩是一项恵国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税多，穷人交的税少，跟现在的税收政策类似，我们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识。
当然，这项政策的最终受益者还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税，就避免了无田者交不起税这个问题，税收有保证，国库也充实。有些人认为这是取消了人口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将丁银并入到田地之中，换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收税方式而已。
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史上一项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