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蔡确不得不黯然离场的，正是他亲手炮制的役法改革诏书。
元祐元年（1086）二月七日，宋朝政府颁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役法改革诏，宣布废除王安石所推行的免役法，恢复差役法。
免役法和差役法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宋以前的“役”可以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兵役就是当兵报国，劳役就是以无偿劳动的形式向政府提供一定时长的服务。宋朝实行职业兵制度，老百姓没有“兵役”，只有“劳役”。差役法和免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役的方式。“差役法”就是轮差服役，老百姓以家庭为单位，按照男丁的数量和财产的多少轮流服役，轮到谁谁上，轮不到的时候休息。“免役法”就是交钱免役，老百姓出钱，政府拿这个钱雇人来干活，向市场购买服务，所以“免役法”又可以叫作“雇役法”。“免役法”与“差役法”的利弊得失，下一章会集中谈到，这里只说政策转变。北宋开国以来所实行的是“差役法”，而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改差为雇，实行“免役法”。
司马光痛恨“免役法”，斥之为“大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在给三省的咨文中这样写道：“当今法度，最先应当革除的，莫过于免役钱。它不仅苛刻地剥削贫民，使民不聊生；又雇佣四方无赖浮民，用这些靠不住的人来为官府服役，使官不得力。为今之计，不如全面取消免役钱，恢复差役旧制。”全面推翻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符合司马光的想法。然而，二月七日，司马光却在病假之中—病弱的身体成了司马光的牢笼，北宋的官员仍然是骑马上朝的，而上马、下马这些简单的日常动作，他已经无法完成，更不用说跪拜行礼了。自正月二十日起，司马光便不得不休假在家，通过奏札向太皇太后，通过咨文向三省和枢密院提出他对朝政的意见和建议。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诏书便全文引用了司马光于正月二十二日所进呈的《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司马光人在宰相府，当面力争，尚且寸步难行，被蔡确处处留难。如今司马光居家养病，不能亲自出席政务会议，蔡确所主导的政府竟然发生了急遽的政策转向，这怎么可能呢？
其中必有玄机。
第一个对“役法改革诏”提出质疑的，是新任右司谏苏辙。苏辙于二月十四日到任，十六日即上状讨论役法改革诏。在大方向上，苏辙赞成差役法，他认为“此法一行，民间必定鼓舞相庆，如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如久旱的土地得到雨水”。同时，苏辙特别提醒太皇太后要坚持差役不动摇，“既然役法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摆正，即使出现一些小问题，只要随时随事调整，过个一年左右，各项法令制度也就完备了”。新法刚刚推出，苏辙就已经在担心太皇太后发生动摇，为什么？
因为在苏辙看来，这则役法改革诏是先天不足的，它有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攻击：第一，它没有实施细则，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一经推行，必然问题丛生。这些问题纵然并非差役法所固有的；然而，当问题成堆出现的时候，那些在免役法体系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必然会归咎于差役法，群起而攻之。第二，诏书所展现的决策程序存在重大缺失，它完整地抄录了司马光的札子，在前面标注了司马光的姓名，在后面标注了太皇太后的批示“依奏”，却没有说明役法改革决策是否经过了三省宰相御前会议的集体讨论—而这一点，按制度是必须有的，倘若诏书不写，那就意味着“未经讨论”。如此重大的政令，未经宰相大臣集体讨论，单凭司马光一通报告、太皇太后简单批示便面向全国推行，岂不太过草率？！这样的一则诏书，又是在向天下官员传递怎样的信息和情绪呢？
苏辙的性格比其兄谨慎，又兼初到谏院，所以，他给太皇太后的奏疏措辞相对温和克制：
我认为，司马光讨论差役的札子，大方向是合适的、恰当的，但是中间难免有疏漏，细节难免有问题，这些疏漏、这些问题，执政大臣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倘若各位大臣是出以公心的，懂得同舟共济的道理，那就应当根据司马光所奏请的大方向，把实施细节尽量设计完整，然后再推出。如今只抄录司马光的札子，前面写着司马光建议，后面写着圣旨“依奏”，诏书炮制者的心思，可想而知。今后肯定会有人试图利用推行中出现的反对意见，动摇改革大计……
同苏辙相比，监察御史孙升（1038～1099）的措辞就激烈得多了。他与苏辙同日上疏。孙升直言，诏书所显示的决策程序缺失，可能会导致地方大员们认为役法改革之意“独出于司马光一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兹事体大……此不可不察也”。
役法改革诏书的两大缺陷，没有实施细则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这本来应该是户部的工作。司马光请户部尚书曾布主持修订役法实施细则，曾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免役法的相关法令，事无巨细，都是我主持制定的，现在您让我自己动手去推翻它，出尔反尔，义不可为。”曾布是曾巩（1019～1083）的弟弟，王安石的追随者。这番回答掷地有声，让司马光心中暗赞。可是，制定新役法实施细则的工作也只得暂时搁置。司马光阵营的人才之匮乏，以及司马光作为政治领袖的资源调度能力之缺失，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决策程序的缺失是真实存在的吗？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诏真的未经御前会议集体讨论吗？我们来听听章惇的证词。
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左右，章惇上疏，分八条批驳了司马光两篇役法改革札子的“抵牾事节”。这则驳议充分展现了章惇的理性思维和杰出的行政才能，对于役法改革方案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它却直接成了压倒章惇迫其下台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的真实如此吊诡，令人唏嘘，具体细节，且容后述。这里先看驳议的开头，这一段是章惇对于役法讨论原委的介绍，非常详细。章惇是这样说的：
近来我奉旨与三省共同进呈司马光的《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已于（二月）初六日在御前会议，共同讨论，经陛下批示完毕。役法的事情，我本来认为不归枢密院管；事实上，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直到今年春天，司马光都是在和三省商议，枢密院没有参与讨论；而且，司马光的《札子》陛下是只下发到三省的，陛下的亲笔批示也是只下发到三省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三省在初四日却请求枢密院参与共同讨论。初五日，枢密院与三省联合办公，我在会上提出，要想共同进呈，就应该让我把司马光的札子留下来，仔细阅读思考三五天，然后才能参透有关役法的利害本末。当时，韩缜说：“司马光的文字，我们怎么敢滞留呢？明天就要进呈！”我既然没有参与之前的讨论，又没有仔细阅读过司马光的札子，相关利害，断断不敢随便评论。所以，在共同进呈的时候，我就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展开了司马光的文字，至于其中所述是否合适，一切由三省判断，我的确不知。三省共同进呈之时，虽然已经奉到圣旨要“依（司马光所）奏”，但我还是在帘外向陛下剖白了我与役法讨论之间的关系。后来，户部下发役法改革令，那上面有陛下的诏书，诏书里有司马光的札子，我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反复阅读思考，才发现其中颇多疏漏。
像章惇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不会费心为“迂叟”司马光辩护的，当然，他也不屑于抹黑司马光—在章惇看来，司马光本人所犯的错误就够多够愚蠢的了，根本无需抹黑。况且，这段文字的写作时间就在事发十多日之后，包括太皇太后在内的当事人一应俱在，也容不得章惇说谎。所以，这段文字反而是最真实可靠的。根据这段文字，再加上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出二月七日役法改革诏出台的全过程：
正月二十二日，居家养病的司马光向太皇太后提交了他的役法改革方案—《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与此同时，他以咨文的形式向宰相府通报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恳求蔡确、韩缜，“若太皇太后将札子降至三省，还望诸公同心协力，赞其成功，如此行之，可以革除长期以来的弊端，让疲惫的老百姓得到休息”。
二月三日，太皇太后将司马光的札子下发到宰相府，交由三省宰相讨论，而蔡确已经打定主意要设计陷害司马光。对于蔡确来说，免役法与差役法孰优孰劣，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让司马光犯错、走人，不要在这里指手画脚了。可怜司马光一腔赤诚，只化作了蔡确嘴角一闪而过的一丝冷笑。
为了加大说服力，分摊责任，蔡确决定引入枢密院章惇的力量，所以，在二月初四，他请求太皇太后让枢密院参与讨论。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章惇偏偏是个认真的人，竟然要求细读司马光札子，这让他略感为难。在这个时候，愚蠢的韩缜替他解了围。是的，司马光的意见，我们怎么敢滞留呢？韩缜说罢，蔡确一脸无辜地看着章惇，全然不理会章惇目光中的怀疑与讥讽。
初六，三省、枢密院共同参与御前会议，共同进呈司马光的《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围绕札子讨论役法改革方案。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蔡确带头表达了对司马光勇于承担、敢啃硬骨头的钦佩，太皇太后指示“依司马光所奏”施行。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七，蔡确就把役法改革诏搞出来了，完全“依司马光所奏”，且没有丝毫留滞。太皇太后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对政治仍然是一窍不通，全然没有注意到实施细则和程序缺失的问题。蔡确带着一脸谦卑毕恭毕敬地告别了太皇太后，回到自家书房里，让人打开窗子，对着窗前盛开的红梅花，喝起了滚烫的羊羔美酒。花好，酒好，人也好！
蔡确大概没有想到，此举的最终结果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为台谏官扳倒自己送去了一个重磅武器。正月二十日司马光的病休，让以刘挚为代表的台谏官感到了极度不安。二十七日，在给太皇太后的奏状中，刘挚写道：“如今司马光老了，又病弱得如此严重，万一事有不幸，司马光不能支撑，那么，陛下的仁政就没办法延续，老百姓也无法从苦难中得到复苏了，而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将要遭到蔡确等人的陷害。善人遭难也就罢了，倘若让蔡确等人再次得志，肆其流毒于天下，肯定会变本加厉，比之前荼毒更甚。请陛下试着这样想想，如何能够不为江山社稷的大计而担忧呢！”在刘挚的心中，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台谏官与蔡确、章惇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台谏官的旗帜是司马光，倘若司马光有个三长两短，旗帜就倒了。到那时，万一蔡确、章惇用政府裹挟了太皇太后，重回神宗时代，那么，这一群台谏官将死无葬身之地。“倒章驱蔡”必须立见成效，否则功亏一篑，必将万劫不复。刘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上面，所以，二月七日的役法改革诏颁布之初，他并未十分留意。然而，一旦刘挚认识到蔡确在役法改革诏中的邪恶用心，他的攻击就是直接而猛烈的：
这样一份程序上有明显瑕疵的诏书，已经让所有地方官员感到了疑虑恐慌，他们说，这是因为朝堂之上，意见无法统一，大臣们各怀私心，谋国不忠，才把这样一份诏书卤莽颁下。这样一份诏书的出台，目的就是引发异论纷纷，希望各地对役法改革提出质疑，从而让人们误认为役法改革本身就是动摇国本。此不可不察也！
这一批台谏奏札，太皇太后没有全数留中，也没有原文下发，而是陆陆续续地把内容渗透给了三省和枢密院。二月二十三日，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蔡确终于递交了辞呈。九日之后，闰二月二日，蔡确罢相，出知陈州。
蔡确亲手操盘的“役法改革诏”最终葬送了他的宰相生涯。难道说蔡确事先就一点也没有想到，搬起石头可能会砸了自己的脚吗？纵然想到，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蔡确必须一搏，因为太皇太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月三日，太皇太后下诏声明，自下个月也就是闰二月起，扩大垂帘听政的引见范围，而台谏官在此范围之内，可以提前一天提出申请，每次两人同对。这与台谏官所期待的单人独对仍有差距，但是，台谏官终于有机会跟太皇太后面对面，连比带画，反复陈说，把道理掰开揉碎讲明白了。四日，蔡确的亲信黄履被罢免御史中丞，调离关键性的喉舌岗位，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从御史中丞到翰林学士是平调，黄履并无损失；喉舌之地，亲信全无，蔡确的损失大了！十二日，侍御史刘挚被提拔为试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实际长官和台谏官的共同领袖。十四日，监察御史王岩叟被提拔为左司谏，成为更自由、言论责任更重的谏官。两个抨击蔡确、章惇火力最猛的台谏官都获得了升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信号了。蔡确明白，太皇太后虽然坐在帘子后面，但是，她的耳目和爪牙却将穿过帘子，越过宰相大臣，伸张开去。太皇太后的政治实习历经九个月，成绩斐然！
事实上，还没到闰二月，太皇太后就已经接见过王岩叟；让太皇太后最终下定决心罢免蔡确的，正是王岩叟的当面进言。
太皇太后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定决心罢免蔡确、韩缜、章惇，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顾虑，那就是，这几个人都是先帝留下来辅佐哲宗的老臣，他们有“受遗顾命”之功，“受遗”即“承受先帝遗诏”。宋朝的皇位传承与前代大不相同，基本上排除了外戚、武将、宦官这些传统势力的干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先帝遗志，而秉承先帝遗志、帮助最高权力实现平稳交接的，则是文官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大臣。这也是“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对“受遗顾命”之功的承认和尊重，构成了宋朝皇室的一项重要传统。蔡确等人为“建储受遗之臣”，顾命之功人所共知。去年十二月，神宗祔庙礼毕，宰执普加官阶，司马光坚辞，理由便是当时自己“闲居西京”“不预顾命”，司马光同时承认：“宰臣蔡确等启迪神宗皇帝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宜迁一官。”
王岩叟终于得以觐见，当面劝说太皇太后罢免蔡确。隔着帘子，王岩叟能够感觉到太皇太后的顾虑犹疑。太皇太后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只是因为他曾经受遗啊。”
王岩叟闻言，没有丝毫犹豫，干脆利落地说：“启禀陛下，一个大臣怎么能够在受遗之后长期占定这个地位呢？况且大主意是太皇太后拿的，此辈只是坐享其成，却滥称受遗，实质上哪有什么功劳？！”这一席话冲口而出之后，王岩叟也觉得有些过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就算他们是受遗的吧，但不知他们的功劳跟韩琦比如何？韩琦可是拥立了英宗、神宗两位皇帝的。然而在英宗入土之后，神宗坚决挽留，韩琦还是主动离开了！”
同进札子、读札子相比，当面交流毕竟还是最有效的，哪怕隔着一层帘子。王岩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太皇太后的顾虑，她慢慢地把台谏官的批评渗透给蔡确，终于促成了蔡确请辞，而她也顺理成章地罢免了蔡确。蔡确倒台之后，右正言王觌（1036～1103）更进一步否定了蔡确的“受遗定策”之功。他说，哲宗之立“都是太皇太后的圣德”，蔡确等人乃是“贪天之功，妄自张大，盗取受遗定策之名以自负”。通过“文字”，台谏官把蔡确等人从“顾命大臣”丑化成与太皇太后争夺拥立之功的无耻之徒，从而成功地在太皇太后心中种下了嫉恨的根苗。
进入闰二月之后，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的面谈频频举行，并且越来越私密。闰二月六日，右谏议大夫孙觉、右司谏苏辙联袂觐见，太皇太后有旨：“等帘子放下，宦官们都出去，再开始奏事。”在潜意识中，太皇太后把台谏官当作了自己的老师和智囊，开始向他们讨教朝政的应对技巧，特别是与宰相大臣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太皇太后是信任司马光与吕公著的，司马光、吕公著也曾经充当过太皇太后的政治教练。但是，这两位进入宰相府，承担起繁重的行政决策事务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体察太皇太后的处境，为她出主意、解危难。相比之下，台谏官更为年富力强，又较少具体政务的拖累，而台谏官在奏疏中所表达的忠心也让太皇太后感动，于是，她选择了这群新的政治教练，开始与他们频密接触，主动寻求辅导。台谏官方面，当然是积极配合，献言献策。
老实说，这一群“新老师”对太皇太后的影响实在不正面。他们太热衷于煽动仇恨了。闰二月二日，蔡确罢相，制书所持的罢相理由仍然是经典的、体面的，它以小皇帝哲宗的口吻声称：“蔡确在朕少年登基之初，膺受先帝顾命之嘱托。朕本想依仗旧德，共建太平。没想到蔡确屡上封章，表示愿意交还机务政柄。……（朕虽不舍，确意难回。只得放老臣出镇。）”这样一封温情脉脉的罢相制书，台谏官是不满意的。苏辙批评道：“蔡确等人都是被弹劾下去的，可是竟然不公布他们的罪状，这真让世人感到遗憾。”蔡确等人究竟有什么罪状呢？“前后反复、归咎先帝”！ 先帝在时，积极追随先帝的政策；先帝死后，一反先帝之政，并且把之前的政策失误归咎于先帝。“前后反复”固然有之，但是倘若之前的政策错了，加以纠正，又何罪过之有？而那些错误，明明是先帝犯下的，归到先帝的头上，又何罪过之有？！照苏辙的逻辑，在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手下，想要保全清白，就只有靠边站一条路，而那些曾经跟随错误路线的人，就只能“一条道儿走到黑”，不然就会变成可耻的背叛者，唯有先帝将永永远远地光荣正确下去！这套逻辑倘若推广开去，那么，所有在神宗时代王安石路线下获得升迁和荣耀的士大夫就只能辞职，方可保全名节！可如果是那样，还有谁来支持政策调整，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蔡确的罢相制书是保全了大臣的体面的，然而这份体面，台谏官看不懂，也不屑一顾。
在台谏官的猛烈攻讦下，闰二月十三日，章惇被免去了枢密院长官的职位，出知汝州。章惇的罢枢密制书，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役法讨论中的首鼠两端成了章惇的主要罪状：“讨论役法改革方案，本指望章惇参与修订。可是他在御前会议之时，什么意见都没说；等到政令下达之后，却又多方阻挠。朕加意包容宽贷，章惇却闹得越来越凶。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非少主之臣”“无大臣之节”，这罪名已达上限，再往上一点儿，性质就全变了。“鞅鞅”“硁硁”二句，出自中书舍人钱勰（1034～1097）手笔，当时传诵一时。后来章惇上台，钱勰被贬，蔡卞（1058～1117）送行，问他：“您明知道章子厚这个人惹不得，为什么还要这样诋毁他？”钱勰苦笑，说：“让鬼劈了嘴了！”
钱勰大概是忘了，这铿锵的文字固然是他写出来的，那上纲上线的罪名却并非他本人的发明。二月二十六日，右正言王觌在奏札中这样写道：
……章惇身为大臣，当时不能尽忠批评，待施行之后，才跳出来挑错，就是要向全天下彰显司马光的短处，表白自己的长处。这哪还有一点赤心直道裨补圣政的意思呢？！司马光的看法纵然有不足，不害其为君子；章惇的见解纵然有所长，岂免为小人！……章惇一贯奸邪欺罔，在役法这件事上，更加处心积虑，只想陷害司马光，而不顾伤害国体、误导陛下。陛下请看，像章惇这样的，还可以置于枢机之地，以为腹心之人吗？！……必须严厉黜责，以戒不忠！
在同一篇奏札之中，王觌还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我听说章惇给陛下上了一封奏疏，讨论役法。……章惇的文字，我虽然没能看到，但是猜想其中必定有可以施行的，所以还是要请陛下与执政臣僚认真商议。倘若章惇所言果然有助于役法的完善，那么就按他说的办，又何必迟疑？关键是把事儿办好—‘要之济务而已’！”这段文字中所透露出来的态度，颇耐咂摸：论道德人品章惇是小人，必须严厉黜责；论才干经验章惇是行家里手，他的建议可行则行之。非大度君子，哪里能有这样的胸襟？然而实践起来，却是难！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