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子献给皇帝的遗书，叫做《遗表》。大臣高官，将死之际，由亲友代笔，向皇帝表达忠诚，为家族谋取最后的特权，“欲乞一恩例，沾及寒族”，比如说：“我为陛下工作三十年，一个儿子都没安排下。我们家老大今年三十八，考进士没考上，祈求陛下开恩，给他安排个文官做做。”宋朝恩待高官，有份上表的，多半照准。皇恩浩荡，泛滥成灾，“老婆娘家人、外孙子都能沾染恩泽，甚至家里的门客、仆人也能捞个官儿做”。遗表献忠，当然不能说是假意；祈求特权，却毫无疑问是真情。但不是每一份遗表都流于俗套。
在司马光的文集中，就保留着一份特殊的《遗表》。它不是旁人代笔，每一个字都是司马光自己写、自己誊抄的。全文很长，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家人。更为特殊的是，这封遗表的写作时间是元丰五年（1082），而这时候，距离司马光离世还有四年。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份特殊的遗表？这封遗表究竟写了些什么？它又是否抵达了神宗皇帝的视听？元丰五年，在司马光的生命中，究竟是怎样的一段特殊时光？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司马光给自己定的规矩，《资治通鉴》的定稿工作，每三天要看一卷，如果有事耽搁，一定要补课。从元丰四年（1081）秋到元丰五年正月，司马光肯定没少了补课，他实在是太忙了，忙着赴宴，忙着喝酒吟诗，忙着玩儿。
跟他一起玩儿的，是一群七十朝上的白胡子老头儿，一共十一人。领头的是洛阳留守、前任宰相文彦博，七十七岁；最年长的是退休在家的前任宰相富弼，七十九岁；剩下的也都是退休高官。整个洛阳都在赞叹，这帮老头儿太会玩儿了。他们轮流坐庄，互相宴请，把洛阳的名园古刹游了个遍。几位老人家都是头发胡子雪白，衣着儒雅，气度非凡，看上去就像是天上神仙。而花前席间按管调弦、轻歌曼舞的家妓，面容清丽，歌喉婉转，跟勾栏瓦肆里卖唱的相比，更多一分典雅脱俗。每当老人家们从街市上经过，都会引来大批围观群众。一次活动结束，洛阳人又在盼着下一次。
这群老人家的聚会，洛阳人给起了个名儿，叫做“耆英会”—老年英杰的聚会。“耆英会”与唐代白居易晚年的“九老会”遥相呼应，成为洛阳古城新的人文景观。文彦博决定把“耆英会”佳话定格、传扬。他请来福建画家郑奂，在资圣院佛寺新落成的耆英堂墙上画了一幅大画。郑奂是一位写生的高手，画面上十三位老人家面貌神态栩栩如生，离近了仿佛能听到老人家喘气时吹动胡子的声音。且慢，十二个人聚会，怎么画出来是十三个呢？这第十三个人，是当过副宰相的王拱辰（1012～1085）。王拱辰家在洛阳，可是这会儿正在河北工作，他人在河北，听说了“耆英会”的事情，羡慕得心痒，写信给文彦博说：“照年龄、地位，我绝不在与会诸公之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没办法参加，心里很遗憾。（如今画像，）求您把我也列上吧，千万别再落下我。”于是，十二人参加的聚会到了画面上就成了十三个。画面是虚假的，却也是真实的。洛阳这帮老头儿，跟司马光一样，都是被王安石排斥，从开封放逐出来的。开封的是当权派，洛阳的是反对派，是靠边站的队伍。王拱辰主动要求位列其中，看上去是凑热闹，其实是政治表态—他人虽然还在政府里，但心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
说到底，洛阳耆英会就是失意政治家的苦中作乐。对于现行政策，他们极力反对，却无从置喙。他们所能做的，只能闭目塞听，把这富贵的、安闲的日子过得张扬活泼、花团锦簇。然而，谁又是孤岛，可以隔离出现实？！更何况他们都是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士大夫，是有理想、有能力、有经验的高级官员！当然，如果什么都做不了，也不妨把生活过得高雅快乐。
元丰五年（1082）正月初十，司马光奉文彦博之命，写了《洛阳耆英会序》，记录聚会的盛况和壁画产生的缘由。那个时候，他是忙碌的，也是快乐的。
然而，人生苦短，欢乐的时光是多么稀少！二十天之后，司马光便遭遇了他晚年最沉重的打击—相伴了四十四年的张夫人溘然离世，得年六十岁。司马光与张夫人，少年结缡，那时候司马光二十岁，刚刚金榜题名，张夫人十六岁，恰是青春年少。两人相伴四十四年，一朝撒手，便成永别！张夫人性情柔和，敦厚朴实，司马光就没见她发过一次大脾气。司马光生活作风简朴，张夫人夫唱妇随，从不乱花钱，可是接济亲戚朋友，一丝也没含糊过。司马光还记得，年轻时家里遭过一次贼，当时他在国子监工作，俸禄低，本来就没什么值钱东西，贼卷走的不过是几件衣裳，可是这也把司马光愁坏了。没有衣裳，怎么出门，怎么见人啊？司马光正在牢骚愁闷，张夫人轻轻拍了他一下，说：“人平安就好，财物肯定会再有的。”到如今，张夫人仙去，她当时的笑容，当时的神态，在司马光的眼前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活！这让司马光感到恍惚，他想，张夫人可能就在卧室里，可是，卧室是空的，布满灰尘的铜镜告诉他，他早已不再是那头戴宫花的少年，他的新娘也真的不在了。
两个月之后，司马光将张夫人安葬在涑水老家的司马氏家族墓地。这里安息着司马家的列祖列宗，包括司马光的父亲母亲，司马光曾经在此守丧五年，他死后也将回到这里，回到父母和夫人的身边。儒家讲究的是节制，喜悦要有喜悦的分寸，哀伤要有哀伤的尺度。安葬张夫人之后，司马光回到洛阳，表面上看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身体却是每况愈下。入秋之后的一个早晨，家人发现，一向勤奋的司马光竟然未能按时起床。仆人喊了两声，没有回应，只好去请司马光的独子司马康。在司马康的呼唤和扶持之下，司马光醒了，能起床，能走，但是开始出现轻度口吃的状况。如同那个时代的很多读书人一样，司马光略通医理，他心里明白，自己这恐怕是中风的症候，倘若再度发病，只怕就过去了。夫人走了，自己的日子怕是也不多了。
死亡，司马光是不怕的。他放心不下的是国家。一种生命行将逝去的紧迫感抓住了司马光的心，他想要趁着还有一口气，把心中所想告诉皇帝—大宋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想到这里，司马光披衣下床，铺开了纸，拿起了笔，开始写作《遗表》：
臣光上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只是生性愚钝，见识粗陋，不合陛下的心意。因此这么多年来，闲居闭嘴，不敢再说什么。如今我身染重病，日渐衰弱，行将就木。这才胆敢把我的一腔忠恳，奉献给陛下。希望陛下知道我对朝廷没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却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
《遗表》是大宋纯臣司马光对皇帝的临终告白。
在司马光的眼里，宋朝国家已经是岌岌可危。皇帝信任、倚重王安石，而王安石作风刚愎，“足己自是，以为从古到今，没人比得上自己。别人赞同便欢喜，有不同意见就暴怒。喜欢的人几年之内平步青云，恼怒的人排斥打击，终身不用。到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只要是实权职务要害部门，不是王安石的人是进不去的”。宋朝官场的宽容风气雪融冰消，几乎再也听不到不同意见。青苗、免役、保甲一层又一层加重农民负担，市易法弄得小商人纷纷破产。还有一帮奸诈之臣，教唆皇帝开边，轻启战端，刻剥来的百姓膏脂化作武器资仗，白白丢弃在异域的土地上，数十万大军“无罪就死”，“暴骸于狂野”。
司马光不明白，神宗如此圣明的一个皇帝，为什么不学习古代的圣王，反而要效法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暴君，“纵然大军能越过葱岭，横绝大漠，又有什么了不起？自古以来，皇帝喜欢用兵，导致百姓疲敝，不堪忍受揭竿而起，或者外国窥伺觊觎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形势已经到这般田地，“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可是却没有一人敢开口说一句实话，皇帝陛下深居九重，天天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的话，还以为天下太平，沾沾自喜，这是比严峻的形势更严峻、更可怕的事情。这样下去，大宋王朝都不知道是怎么亡的！
所有这些最深切的忧患，司马光用最激烈的言辞，写在了元丰五年（1082）的这通《遗表》里。“我希望陛下知道我对朝廷没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却一时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陛下是陛下，朝廷是朝廷，国家是国家，这三个概念，在司马光的文章里，区分是清清楚楚的。国家最大，它是天下万民，是江山社稷。皇帝代表国家，朝廷治理国家。治理有好治理有恶治理，皇帝会迷失，会走错路，会固执己见。大忠之臣要忠于的，是国家，而不是皇帝个人。愿陛下改弦易辙，“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没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唯有天下国家，才是司马光念兹在兹的终极关怀！
这封《遗表》，司马光亲自誊写，保存在卧室之内。他嘱咐儿子，一旦自己过世，要把《遗表》交给范纯仁、范祖禹，让他们交给皇帝。谏诤的最高等级叫做“死谏”，“言既不从，情既不移，可杀己身以厌彼志，是为死谏也”。元丰五年的《遗表》，正是司马光的“死谏”！
司马光渴望再次见到神宗，当面向神宗剖陈心迹，以回圣心。他后来回忆说：“每当我看到老百姓的愁怨，便会忧心江山社稷的安危。夜深人静之时，我只要一想到这些，就会失声哀叹。我心里一直还盼望着神宗皇帝能够再次召见我，向我询问宫城外面的事情，让我有机会把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即使说完之后立即处死，我也死而无憾。”那么，神宗呢？是否还想要再度召回司马光？
在司马光的心里，神宗与他曾经订立过一个“三十月后即召见”的约定。司马光在洛阳闲居，挂着一个“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闲职，虽是闲职，也有任期，一任三十个月，到期上报中央重新任命。元丰五年（1082）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第四次担任这个闲职，当时神宗有指示，这一任三十个月任满，“不候替人，发来赴阙”，也就是说“不必等候继任者来接班，直接到开封来（见朕）”。宫观闲官，毫无职业，何须跟继任者交代？所以，在司马光看来，神宗这道“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的敕旨，就是一个“三十个月后即召见”的约定。
然而，司马光又岂是寻常老臣？他是王安石路线的反对派领袖，召见他就意味着要做政策调整，离开王安石路线。神宗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道诏旨？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皇帝毕竟也是人，人都受情绪的影响，而神宗显然是一个聪明易感的皇帝。只有回到当时，我们才能理解神宗发出“三十个月之约”的真实意图。元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比司马光的《遗表》略早。在这个时间点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竟然导致神宗对之前的路线发生了动摇？
这一年的八月十一日，神宗病重，无法听政。这个年轻人究竟患了什么病，我们不清楚。二十五日，边境传来报告，宋朝边防军修筑永乐城，作为对付西夏的桥头堡。神宗一力推动的西北拓边事业，大见起色。九月九日，西夏三十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大将曲珍（1028～1086）在城外与夏人决战，大溃而归，收罗残兵剩勇，得一万五千人，骑兵皆弃马，缘崖而上。夏人围困了永乐城。而这个消息，要在八天之后才能抵达开封。因此，就在曲珍战败、永乐城遭到围困，形势急转直下之后，神宗还沉浸在永乐城修筑成功的喜悦中。九月十一日，永乐城被围困两天之后，神宗病愈，发布赦令，与京畿百姓同庆。十七日，永乐城被围困的消息抵达开封，神宗下令增援。二十日，救援的命令还没有抵达陕西，永乐城已经陷落。当天夜里，大雨倾盆，西夏人从四个方向同时对永乐城发起猛攻，城中守军饥饿疲惫，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夜半，永乐城陷落，一万军人，“得免者什无一二”。
元丰五年（1082）九月永乐城的陷落是神宗西北拓边事业的又一次重大挫败。大约一年前，元丰四年初冬，宋朝曾经五路出师，攻打西夏，想的是“直捣西夏首都，颠覆夏人巢穴，一举平定西夏”。结果却是军粮不继，“士卒饥困无人色”，又遭遇大雪，非战斗减员百分之二三十，剩下的兵，一人逃奔则全军溃散。司马光在《遗表》中所说的“百姓膏脂换来的武器资仗，白白丢弃在异域的土地上，数十万大军‘无罪就死’，‘暴骸于旷野’”，便是元丰四、五两年间宋神宗拓边西北的惨烈现实。
元丰四年五路出师之后，神宗还是不甘心的，他在战后随即给在前线主持战局的宦官李宪（约1035～约1086）和武将种谔（1017～1083）下诏，让他们整军备战，“以俟春暖再出讨”。然而，元丰五年九月永乐城之败彻底地把神宗（至少在当时）打垮了。神宗死后，宋朝人总结说，“及永乐陷没，（神宗）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穷兵黩武并非正面形象，后人粉饰，容或有之。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似乎也可以相信，元丰五年九月，在经历了死亡的恐惧之后，身体状况欠佳的神宗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心灰意冷，真的要“息意征伐”了。
于是，九月二十五日，当有关部门送上来司马光的“提举西京崇福宫”任命草案之后，神宗随手批下了一旦任满“不候替人，发来赴阙”八个字。为什么不即刻召见？因为，此刻的他心烦意乱，还没有心情接见司马光，他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整顿河山，然后再约谈司马光，讨论政策转向。这就是司马光心中的“三十个月后即召见”的约定。
这道敕旨，司马光极其珍视，却未敢贸然执行，在任满之际直接赴首都。元丰八年二月，司马光任期将满，特地打报告提醒神宗三十个月之约，希望神宗召见，给他一个正君之过、拯民出水火的机会。那么，司马光能够等来神宗的召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