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南郊赏赐的争辩，不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第一次出现分歧，当然，也绝不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熙宁元年（1068）夏末，围绕着一起谋杀案件的判决，司马光与王安石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歧。山东女子阿云谋杀丈夫韦阿大未遂，致其重伤，司马光主张当杀，王安石认为可活。这本来是一桩普通刑事案件的判决，事关一个女人的生死，可是却引发了一场有关司法原则的大讨论，皇帝、宰相、法官、台谏官……整个国家最有权势、最有学问的人尽数卷入。最终，皇帝出面做了终审裁判，却无法说服大多数官僚，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人继续抱持反对立场。在这场讨论之中，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官僚集团发生分裂，皇帝显出了私心，宋朝政治的走向正在发生着偏移。这就像是现代人熟知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那个叫阿云的女人犯下的罪，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之后，最终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
那么，同样的案情，司马光与王安石依据同样的法律条文，怎么会做出如此生死悬隔的判决？究竟谁对谁错？他们都不是法官，而是翰林学士—皇帝的文学侍从、高级秘书兼顾问，两名翰林学士为什么会卷入到一场司法争论中来？
这桩谋杀案发生在山东登州的一个小村庄，时间应当是治平四年（1067）夏天。案发当晚，村民韦阿大睡在了自家田头的窝棚里。阿大新婚，正该是浓情蜜意的时候，为什么不在家里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却要睡到田里来呢？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地里种着甜瓜一类可以直接换钱的经济作物，接近成熟需要看管，以防偷盗—这在北方农村很常见。总之，那天晚上，阿大睡在了田头，睡得很沉。到了后半夜，突然有人手持腰刀摸进窝棚，朝着阿大就是一通乱砍。阿大猝不及防，中了将近十刀，虽得不死，却被生生剁去一根手指，身受重伤，浑身血污，奄奄一息，幸好有起早下地干活的邻人发现，这才捡回命来，被人抬回家去。阿大的新婚妻子阿云来开了门，见阿大如此，脸上闪过一丝嫌恶，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阿云貌美，阿大猥琐，自从成亲，邻居们就没见阿云给过阿大好脸色。可是，人都到这般田地了，做妻子的竟然是这般做派，也实在是令人心寒。
事情报到官府，县衙派出县尉前往勘察。县尉大人在现场和家里两处看过，街坊四邻一番打探，很快将怀疑对象锁定为年轻貌美的新媳妇阿云。阿云被带到县衙，衙役们凶神恶煞般围列四周，各种刑具一字排开，上面的陈年血迹清晰可见，令人不寒而栗。几句话旁敲侧击之后，阿云防线崩溃，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凶手。阿云的杀人动机说来简单得让人想哭—她不愿意跟一个相貌丑陋、形容猥琐的男人共度此生。
一时之间，阿云案轰动了登州。按照宋朝国家法典《宋刑统》的规定，谋杀亲夫属“恶逆”，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无论致死、致伤，均应处以极刑—斩首。登州城里，已经有人捋着胡须感叹“好一个活色生香的小娘子，竟这般蛇蝎心肠，这番身首异处太可怜”，准备占地方看杀人了。
可是，登州知州许遵的判决结果却是将阿云流放2500里。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立刻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登州相关司法官员几乎全员表示反对。登州百姓更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那好色的，以己度人，认定许遵必是看上了阿云，要讨她作小，这才瞒天过海，免阿云的死罪。对于这种说法，官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打从鼻子里哼出来，以示不屑：“这么说岂不辱没了许大人？人家可是有高尚追求的！”这许遵许大人究竟是要营私舞弊呢，还是根本就不懂法，无知妄断？都不是。许遵，六十一岁，进士出身，中过“明法”科，当过大理寺（最高法院）的详断官和审刑院（中央司法审核委员会）的详议官，“读律知法”，是一位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资深法律专家。他判阿云不死，自有一套振振有词的说法，只是无法服众。有人推测，许遵之所以要在这样一桩案情如此简单明白的谋杀案上大做文章，是“上头”有人承诺要提携他做“判大理寺”，所以许遵才“欲立奇以自鬻”，想要做出点突出成绩来展示自己。可是，谋杀亲夫者竟然可以逍遥法外，天理何在？许遵和反对派各执己见，无法统一意见，阿云案因此成疑。
按照宋朝制度，疑案须上报中央司法机构复核。宋朝中央负责司法审核的是三个机构：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首先介入阿云案的是大理寺。大理寺判定阿云当处绞刑—还是要死的，只是能留一个全尸，比斩首略好。看起来阿云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神宗决定施展皇帝的仁慈，对阿云宽大处理，免其死罪，判终生编管（劳改）。也就是说，神宗并不反对大理寺的判断，他只是动了恻隐之心，要对阿云“法外开恩”。神宗的批示，连同大理寺的审核意见，一起下发到登州。阿云可以不死了，可是许遵竟然不服，拒绝执行中央命令。许遵为什么不服？他要皇帝给一个说法，明确支持自己的判断。于是乎，许遵第二次上诉中央。这一次，刑部介入审核。刑部的审核结果与大理寺相同，判定阿云当处绞刑；而许遵因审判失当，应缴纳罚款。判决结果下发之时，许遵已经得到了“判大理寺”的任命。大法官上任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遭遇审判失当的指责，这让许遵情何以堪，又如何服众？许遵不服，第三次上诉中央，神宗只好命令翰林学士重审此案，于是，司马光便和王安石一道，接手了阿云案的复审工作。
在对阿云案的全部案卷仔细审读、反复推敲之后，司马光不由地发出一声长叹：真不愧是断案老手啊，许遵对法律条文太熟悉了！他熟悉但是并不尊重—法律条文在许遵手里，简直就像是一块面团，要圆得圆，要扁得扁。
妻子谋杀丈夫，本来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按照当时法律，不管杀没杀死，都应当处斩刑—身首异处，横尸街头，这是死刑之中的极刑。死刑分两等，斩刑之下还有绞刑，是死刑之中比较轻的，因为可得全尸。死刑之下是流刑，远离家乡，在官府的监管之下服劳役，离家乡越远惩罚越重。从斩首到流放，是生与死的差别，这中间还隔着个绞刑。那么，许遵是怎样把阿云的刑罚从斩首减轻到流放的？
许遵真是个聪明细心又熟悉法条的法官。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阿云谋杀阿大一案的犯罪性质从“谋杀亲夫”变成了“谋杀路人”。这个关键细节就是阿云与阿大成婚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正好在阿云为母服丧期间。按照《宋刑统》，居丧嫁娶，属于非法。许遵因此判定，阿云与阿大的婚姻关系无效，阿云非阿大之妻，阿云“谋杀亲夫”罪名不成立。
这个判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理有据，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却很难服众。它合法却不合情理，违背了人之常情，不符合社会习俗。“不为法律所承认的”却可以是“社会所认可的”。根据案情，阿云还在娘胎里就被许给了阿大，阿云母亲过世之后，二人成亲。在周围乡亲的眼里，阿云和阿大就是夫妻，怎么可能是毫不相干的路人？阿云模样俏丽，阿大相貌丑陋，“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的确让人惋惜。可是，配偶丑陋就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阿云的故事里没有出现“西门庆”，她一个人策划、实施了对阿大的谋杀，并且能在事后从容离开现场。这绝不是简单的激情杀人，而是蓄意谋杀。站在现代立场上看，阿云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不管我们多么同情阿云，也无法同意她以杀人求解脱的愚蠢做法。而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看阿云案，看到的就是妻子谋杀亲夫，正如司马光在“阿云案审查报告”里所说的：“阿云嫌弃丈夫丑陋，亲自手持腰刀，在田野之中，趁其熟睡，砍杀将近十刀，断其一指，开始并没有自首，是到了衙门里眼看着要严刑拷打，不招不行了，这才招认。犯罪情节如此，有什么值得同情的？”阿云谋杀阿大一案，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判决应当从重而不是从轻，因此，司马光同意大理寺、刑部的判断，认定阿云难逃一死，当处绞刑。
可是王安石、许遵却主张要免阿云一死。那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许遵认为，阿云存在自首情节，因此可以获得减刑。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阿云是被带到官府之后招供的，招供之前应当经过了简单的审讯。按照现行法律，在公安局审讯室里招供是不能算自首的，在宋朝却可以算，这叫作“案问欲举”。按照当时法律，阿云自首情节可以成立，这一点司马光也同意，但问题是，通常情况下，谋杀一类以危害人身为目的的恶性犯罪是不适用自首减刑条款的。那么，许遵、王安石是如何“为阿云辩护”的？
很复杂也很简单。一般人怎么理解阿云案？谋杀未遂致其重伤，这是一个罪名—“谋杀未遂”，所以要按照谋杀罪来量刑。而许遵则把阿云的罪行分解成了两个罪名：一个是谋杀罪，“阿云谋划杀害阿大”，结果未遂；还有一个是人身损害罪，阿云砍了阿大将近十刀，砍断一指。谋杀是起因，人身损害是结果。事实只有一个，变换的只是说法。
这样一分为二之后，阿云就能不死了。为什么？
因为《宋刑统》里有一条关于人身损害罪的自首减刑原则：由于其他犯罪导致人身损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对其他犯罪免于惩罚。比如说因为劫囚而导致的人身损害。劫囚的目的是把罪犯救出牢笼，如果犯罪得以顺利实施，是不需要损伤他人性命的，可是狱卒出面拦阻，犯罪嫌疑人“没办法”“不小心”砍断了狱卒一只胳膊，这就导致了人身损害。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劫囚就是“其他犯罪”，而狱卒断了一只胳膊，就是“由于其他犯罪所导致的人身损害”。假定该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节，劫囚罪是可以免予追究的，只按照人身损害罪量刑。这就是那条自首减刑原则。
许遵就把这个原则用在了阿云案上：因为阿云谋杀阿大，导致了阿大身受重伤，“谋划杀害阿大”是“其他犯罪”，而“阿大身受重伤”是“由于其他犯罪导致的人身损害”。现在阿云自首了，根据自首减刑原则，阿云的谋杀罪行可以免于追究，只追究致阿大重伤部分，按照人身损害罪量刑，所以是流放2500里。
这个看上去完美的论证过程，在司马光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这不就等于把“谋杀”分成“谋划”和“杀害”吗？多么可笑的文字游戏！什么叫“阿云谋划杀害阿大”？“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如果阿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在脑子里谋划如何杀害阿大，哪怕她想出来一百零八种杀夫之法，只要她不去实施杀人行为，那又有什么罪行需要通过自首来获得豁免？谋杀就是谋杀！谋杀是人命关天的恶性犯罪，不是写在纸上的字，没办法撕成两块儿！
司马光做过专管司法刑狱的开封府推官，对于法律，他是下过硬功夫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刑统》中的这条自首减刑规定中，绝不是什么罪都能够随随便便套用的。“由于其他犯罪导致人身损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对其他犯罪免于惩罚。”这里边的“其他犯罪”指的是什么？必须是不以人身损害为目的的犯罪，比如劫囚、偷东西。为什么这类“其他犯罪”自首可免？因为这类犯罪的刑罚远比人身损害罪要轻。而谋杀是什么性质的犯罪？谋杀就是要杀人，杀人就是谋杀的目的。谋杀在所有人身损害罪中是量刑最重的。凭什么减免呢？！这些原则，以许遵的道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却偏偏要做这样的文字游戏，为阿云脱罪！而他只是在为阿云脱罪吗？皇帝都开恩免阿云一死了，许遵还不依不饶，死活要逼迫司法界接受他的解释。许遵走得太远了。
而王安石却坚定地站在许遵身后，为许遵辩护。到这个时候，阿云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阿云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定罪量刑原则的司法大讨论。具体说来，阿云案的判决结果，将影响宋朝法律中有关谋杀罪是否适用自首减刑的原则。许遵与王安石主张谋杀自首可以减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说，允许在阿云案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可以鼓励自首，为罪人开自新之路。而司马光则担心，这种“自首”实在是太“便宜”了—人已经在审讯室里了，眼看着不招是死，招就有活路，是个人都会自首；而自首就可以活—这绝不是为罪人开自新之路，而是助长杀人者气焰，让小人得志，良民受弊。
站在司马光身后的，是中央和登州的绝大多数司法官员，王安石这边似乎只有一个许遵—当然，真理是有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神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王安石在神宗心中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而司马光的道德学问也是当世一流，两位翰林学士对阿云案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怎么办？神宗下令举行第四次复议，扩大讨论范围。第四次复议的结果是赞同王安石—许遵。于是，神宗最终决定按照王安石的意见终结阿云一案。熙宁元年（1068）七月三日，神宗颁布诏书，宣布谋杀已伤犯罪可以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可怜又可恨的登州姑娘阿云保全了性命，宋朝对谋杀案的审判原则也出现了重要调整。王安石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谋杀未遂已伤自首减刑成为法律新规。司马光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归还是发生了。
阿云案结案了，由阿云案所引发的司法讨论还远未结束。皇帝可以用权威对阿云案做出终审裁定，修改司法原则，也可以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这一原则，却无法说服所有官员在情理上接受它，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多数官员对阿云案仍然心存保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云案所引发的司法争论还将继续发酵、升级，乃至引发高级官员的对立、分裂，有人因此气死，有人因此遭遇贬逐。而司马光终其一生，从未改变自己对阿云案的观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处需要为司马光辩一大诬。在宋人所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在尊重史料的学者所作的论述中，我们再也没有发现有关阿云的任何消息。可是网上却有一种无耻贪婪、无知无畏的写手，为博取点击率，妄言司马光在执政之后重审此案，杀害了阿云。司马光何辜，于千载之下，受此奇耻大辱！我曾反复阅读史料和相关论著，并请教了宋代法制史专家戴建国先生，确认判断无误。谨于此处郑重声明：司马光所追求的是以司法正义维护公序良俗，追杀阿云之事，是当代无良写手泼在司马光身上的脏水，与司马光无关，与宋人无关。
在当时，司马光还是情愿把他和王安石之间的所有分歧都作积极正面的解读，看作是君子之争，而君子只要在大方向上一致，通往目标的道路、做法可以不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共同的大方向是什么？“辅世养民”，辅助皇帝涵养世道润泽万民！司马光说：“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君子的道路（人生选择），是做官还是隐退，是大声疾呼还是沉默以对，怎么可能完全相同？但是，不管做官还是隐退，大声疾呼还是沉默以对，其目标都是为了践行心中的真理，辅助皇帝涵养世道润泽万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和谐共处。“和而不同”的君子各自独立思考，做出各自认为正确的选择，他们济济一堂，发出不同的声音，互相讨论，最终让国家事务朝着更为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才是社稷之福。这是司马光从范仲淹那一代政治家那里学习继承而来的理念，他衷心希望这种传统能够在神宗皇帝的庙堂之上延续。
可是，这种传统能够延续下去吗？司马光心怀隐忧。皇帝对王安石的“偏听独任”，已经成为开封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单独谈话是常有的事情，一谈就是一两个时辰，宰相们怕皇帝有什么最新指示，竟然就在外面候着，有一次竟然饿着肚子候到了下午三点。要知道，宰相曾公亮跟包拯同岁，年近七十，是接近退休的人了！宰相府上报的常规人事任命案，本来皇帝签个字就可以下发，可是神宗竟然压了好几天才拿出来，说：“我问过王安石了，他说行，就这么办，立即下发吧。”宰相府的工作竟然要听翰林学士的指示，这叫什么规矩？！副宰相唐介（1010～1069）是个直肠子，压不住火，当着神宗的面放了一炮：“我近来常常听说陛下遇到事情就问王安石，他说行就照办，他说不行就不行，这样一来，还要宰相大臣有什么用？倘若陛下觉得我们没这个能力，就应当先罢免了我们几个。让这样的话流传天下，恐怕不是陛下信任大臣的体统！”
皇帝偏听独重王安石。阿云案，王安石的主张如此牵强，可是神宗竟然站在了王安石这边。对于皇帝的欲望，王安石采取了迎合而非节制的态度。这让司马光感到不安。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神宗提出这一任命，是顶着压力匆忙做出的，他在与王安石的谈话中说：“朕也想从从容容地拜你为相，可是近日舆论颇有意欲制造事端打击你的，所以我反而更急着要你就职。”那些意欲制造事端打击王安石的人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