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赏赐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辞南郊赏赐之事，学士们此前已经讨论多日，论理，应当已经达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须拿出一个议定的方案来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讨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越发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这场辩论，说小也小，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过是一次南郊大礼几万银绢的去向；说大却也真大，就是在这场辩论中，司马光头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深刻分歧。同样是在这场辩论之中，王安石说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出了“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后来的历史学者常常引用这两句话，来论证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理财观念差异。
任何话语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而当时话语能够抵达今天，被我们读到，必然经过多重记录传播，中间难免好恶偏颇。那么，这两句话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说出来的？它们又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应当怎样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
延和殿会议的结果简直是个谜。神宗的态度似乎是在司马光这边的—在之前的单独交谈中，他对司马光说过“朕意亦与卿同”；在延和殿上，当着众位翰林学士的面，他又说过“朕亦与司马光同”。可是，在最后成文的皇帝批示中所表达的，却是王安石的意见。为什么？最直接的解释是王安石凑巧是那天的值班学士，皇帝批示由他亲笔起草，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王安石胆敢篡改圣意吗？
还是让我们回到延和殿，且看当时场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面站立，言语往还，思想交锋，有时呼吸急促，态度激烈；神宗端坐御榻，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听讲，认真快速思考，目光中时有火花迸出；旁边还有一个王珪，始终面对皇帝站着，半躬着上身，保持着谦卑和顺的表情。
会议一开始，司马光首先发言，重申自己的观点：“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灾害又接连而至，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必须裁减不必要的支出；而裁减不必要的支出，就应当从高官近臣做起。二府大臣主动辞让南郊赏赐，陛下自当接受，成全他们的忠君爱国之心。”
翰林学士之中，司马光是唯一支持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的，“独臣有此意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两天之前，他曾经单独上札，以书面形式向神宗陈述自己的理由。而神宗也在二人的单独谈话中表示过：“朕的意思也跟你一样，接受二府大臣辞让赏赐，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成就他们的美德。”所以，在上殿之前，司马光认为，他有充足理由相信，神宗将会力排众议，接受自己的建议，大幅裁减高级官员南郊赏赐额度。
司马光话音刚落，王安石随即反驳道：“我大宋国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赏赐，明明花不了几个钱，却吝惜不给，省下这几个小钱，不足以让国家富裕，只会白白地损伤我大宋体面。唐朝宰相常衮嫌宰相食堂待遇优厚，请求辞让，当时的人都说那是因为常衮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既然如此，就该直接辞职，而不是辞待遇。如今二府辞南郊赏赐，道理是一样的。”
常衮（729～783）的故事尽人皆知，之前的讨论，各位同僚也都是在拿常衮说事儿。司马光究心史学，比旁人更了解这个故事。常衮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门都有食堂，单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饮食更是格外丰盛。代宗时，皇帝为示笼络，又给宰相们每天额外赏赐“内厨御馔”，份量之大，足够十人饱餐，根本就是浪费。这份“加菜”，常衮上台之后，主动推辞，从此彻底取消。常衮又认为宰相食堂的待遇本身也过于丰厚了，于是提出缩减，结果却遭到了一片讥讽之声，最终未能实现。与同时代的宰相相比，常衮所得的评价不高，这件事显然“减分”不少。
反驳常衮的话，说得最响亮的他的前辈张文瓘（606～678）：“宰相食料丰厚，这是天子对中枢的重视，给贤才的待遇，咱们要是担不起这责任，就该主动引退辞职，不应该省下这点小钱来给自己博取名声。”也就是说，宰相食堂的优厚待遇，既是国家对宰相超大责任与超高能力的回报，又是宰相地位与国家体面的象征，职位、责任与待遇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位可辞，饮食待遇不可辞。张文瓘的话博得了当时与后世的一片喝彩。王安石引用常衮故事的用意也正在这里。那么，司马光是怎样看常衮故事的呢？
后来，在《资治通鉴》的正文中，司马光如实记录了当时人对常衮的讥评，又在后面以“臣光曰”评论道：
君子以无功受禄为羞耻，常衮辞让厚禄的行为，是有礼义廉耻的。跟那些一味贪恋权位俸禄的人比起来，不还是强很多的吗？！《诗经》有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像常衮这样的行为，“亦未可以深讥也”（也不能过分非议）。
“亦未可以深讥也”，便是司马光对常衮此举的态度。司马光所追求的是一种合乎礼义秩序的中和之道。具体到二府大臣辞免南郊赏赐这件事，他的态度正是如此。在之前与司马光的单独谈话中，神宗曾说：“不如干脆（全盘接受曾公亮的请求），取消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司马光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南郊赏赐，连普通士兵这么卑微的群体都能沾润，公卿大臣反而没有，恐怕‘于礼未顺’。”在司马光看来，一切选择都应当以礼义为归依。公卿大臣的待遇、特权是礼义秩序的一部分，皇帝无权剥夺；而公卿大臣的待遇无论何时都应当超过普通士兵，这也是礼义秩序的应有内容；当然，公卿大臣也应当负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主动为皇帝分忧。因此，关于南郊赏赐，司马光主张包括二府大臣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减半赏赐，既可保全国家体面，维护礼义秩序，又可节约财政开支。
二府大臣的南郊赏赐总额，司马光算过账，按往年的惯例估计，大约在二万银绢左右。的确不是个大数目，省下这一笔来，也“未足以救今日之灾”，不能彻底改变财政状况。那么，是否就可以像王安石说的，“我大宋富有四海”，区区“小钱”就不必俭省了呢？
司马光认为，这绝对不可以。第一，这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只算经济账是不对的。二府大臣辞让南郊赏赐，是君子忠君爱民的义举，（有限度地）接受它，既可以面向全社会宣示高层厉行节约、共济时艰的决心；又可以为整个官僚集团做出表率，为接下来的财政节流改革开路，“希望国家能借由此事筹划削减其他不必要的开支”。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第二，这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一笔小钱不必省，那么，还有什么是能省的？“你要削减皇帝的供奉之物，就会有人说‘改变制度，削弱排场，不是荣耀国家的做法’；要削减大臣的无功之赏，就会有人说‘省下来的也没多少，反而损害了体面，不是优待贤人的做法’；要削减官僚集团的多余开销，就会有人说‘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恐怕滋生事端，不是安定团结的做法’。照这样说来，国家就永远也不可能削减财政支出，小老百姓也就永远也不会有休养生息的那一天了，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鱼尽而后已！”第三，司马光相信，“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凡是发布恩惠好处，应当优先考虑地位低下的人；而厉行节约，则应当从地位崇高的人做起。地位与社会责任挂钩，这才是儒家精义。
王安石侃侃而谈，司马光仔细倾听。王安石的说法，司马光并不感到惊讶，他相信神宗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王安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司马光悚然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安石说了什么？
王安石说：“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困难，不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这是什么话呢？宋朝的国家财政早已是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司马光还记得，仁宗晚年在三司共事的时候，王安石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众人并无两样，他上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不也说“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吗？如今八年过去，经过仁宗、英宗两次国丧，耗费巨大，又遭地震水灾，雪上加霜，“内外公私财费不赡”。王安石凭什么说“用度不足非急务”呢？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
司马光奋起反击：“国用不足的状况，从真宗末年就已经开始。近年以来，愈演愈烈，你凭什么说这不是急务呢？”
司马光的反应，似乎早已在王安石预料之中，他回答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
“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提高了声调，“不过是以苛刻繁重的赋税来榨干老百姓的财富罢了！可是那样一来，百姓穷困流离，沦为盗贼，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司马光看来，再高明的理财者也不过是理财者，而非财富的创造者，财富只能来自社会，“公家既竭，不取诸民，将焉取之？”以目前国困民贫的状态，能够把财“理”上来的，只能是头会箕敛的高手。
“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王安石停顿了一下，望向神宗，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给老百姓增加一点赋税而国用丰饶。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口号，也是他得以打动神宗的秘密武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王安石身姿挺拔，脸上显出笃定自信的表情，整个人简直光芒四射。神宗再一次被感染，被召唤，不自觉地向王安石投去神往的目光。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呢？王安石没有说。司马光却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分明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民分四类，“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民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小船都要交税；财产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还鼓励揭发告密。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桑弘羊曾经独掌财权二十三年，为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的确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和谐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则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反抗。作为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司马光是瞧不起桑弘羊的。而王安石竟然要走桑弘羊的老路！
司马光忍不住嗤之以鼻了：“什么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分明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鬼话，司马迁记下来是为了讽刺武帝的糊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让国用丰饶，不从老百姓那里拿，又从哪里拿呢？要真像他说的那么好，汉武帝末年怎么会盗贼蜂起，还要派绣衣使者去追捕？这难道不是老百姓穷困不堪官逼民反吗？！这样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呢？！”
在司马光的这段回答中，也有一句引用率极高的话“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学者们引用这句话，通常是为了说明司马光保守，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可增长性。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鄙视司马光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四十余年间，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城市、国家，财富的增长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天地”还是这个“天地”，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翻。所以，我们会觉得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但是，诸位有没有想过，这四十余年财富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特别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而这些，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讨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长？而如果财富总量不增长，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分配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协调的问题。司马光所说的并没有错。
事实上，关于社会财富，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王安石在江宁闲居讲学期间，曾经写文章反对奢侈、提倡节俭之风。其中警句，司马光尚能默诵于心：
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
天地之间，财富的生长受制于时间，人所能做的工作有限，可是耗费却可以无日无夜，无穷无尽。以有限的财富和人力，来供应无穷的消费，如果不进行节制，那么，积累如涓涓细流，泄散如大水汤汤，又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免于贫穷困顿呢？
王安石说“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其间区别其实并不大。可是，这才两三年过去，王安石竟然改弦易辙，要另立新说了。望着王安石和神宗，司马光的心中闪过了一丝怀疑。难道说王介甫为了满足皇帝私欲，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学说？还是，他根本就不了解眼前之人？
就在司马光思忖的当口，王安石掉转了话题，老调重弹，又说南郊赏赐数额不大，可以忽略，于是司马光只好跟着回来反驳他。显然，王安石不愿意继续纠缠理财的问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持续了不短的时间，话都说尽了，还是无法说服对方。延和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王珪满脸谦卑，适时地开了口：“司马光说节约开支应当从高官贵近做起，说得对；王安石说二府的南郊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恐怕有损国家的体面，说得也对。还是请陛下裁决。”这就是王珪，谦卑柔媚。此人在神宗身边的时间，注定比司马光、王安石都长。
神宗做了总结：“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朕的想法与司马光相同，也就是说，赞同减免二府南郊赏赐。姑且以“不允”答之，则是例行的政治姿态—究竟还是要推辞一下的，等宰相们的第二通请辞报告打上来，就可以答允了。如此，则双方皆有体面。
可是，哪里还有第二通报告呢？第一通“不允”诏书下发之后，曾公亮等一干二府大臣看罢，便再也不敢提辞让南郊赏赐的事情了。这通诏书是怎样写的呢？
朕刚刚即位，不曾改变祖宗的做法。各位大臣是从黎民中的贤者里选出来的，地位在百官之上。有关赏赐，你们接受还是推辞，人们会从中观察政治的风向；赐予或者剥夺，是朝廷驾驭臣僚的手段。贵贱等级的分别，就像庙堂的台阶一样。古圣先王依据人口的多少来制定国家的用度。如今大宋人口繁衍，赋入的数量并不少，如何理财，值得思考。各位不去谋划理财之事，反而想着贬损个人待遇，一味伤害国家体面，全然不合朕心。各位功勋卓著的贤人，朕正要和你们共商大计，区区一点赏赐，何值一提？你们所请求的，理应不允。
各位大臣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的？谁不知道常衮的故事？诏书又特别强调赏赐是皇帝控制群臣的手段，暗示对待赏赐的态度即是对新君的忠诚表态，谁还敢辞？只能乖乖接受。
这样一通措辞严厉的诏书，与神宗在延和殿上的口头指示显然不符。神宗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不允”本来只是策略，最终却变成了目标。怎么会这样？
“是日，适会安石当制。”这一天，正赶上王安石在翰林学士院值班，负责书写诏书。于是，这诏书就从神宗口谕中策略性的假“不允”，变成了严厉到上纲上线的真“不允”。那么，是王安石错会或者妄改圣意吗？
王安石岂是妄人？王安石所表达的才是神宗的真圣意。我们上面看到的延和殿会议的辩论过程，全部出自司马光的事后追记。换句话说，它是司马光所认定的“事实”，是司马光的记忆。作为一个以“诚”立身的人，司马光不会撒谎，但是任何记忆都有选择性。有神宗在之前单独谈话中的表态打底儿，司马光乐于相信神宗的话，相信“朕亦与司马光同”是真实态度，相信神宗的“不允”是礼仪性的。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只能推测。站在神宗的角度来看，司马光说的都对，完全符合儒家的礼义原则，跟司马光“对呛”简直就等于自蹈于不义之地。可是合乎礼义的，却未必合人心意。回顾即位以来与司马光的一系列交道、冲突，神宗难免会觉得，司马光“对”得太厉害了，让人不愉快。而按照司马光的想法走下去，他就必须按捺一切冲动，小心谨慎，缩手缩脚。那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神宗敬重而不喜欢司马光。这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当皇帝二十个月了，他已经学会用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来对付像司马光这样的迂夫子。他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司马光就当了真，还在回忆录中暗示王安石妄改圣意。这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便是，司马光明明看透了神宗的虚与委蛇，也不愿戳穿，有意让王安石来背黑锅。
王安石认为“用度不足”不是“方今急务”，喊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响亮口号。神宗得到鼓舞，南郊赏赐，皇恩浩荡加于既往，真真的扬眉吐气，做了一回舒心皇上。熙宁元年十一月的南郊大典，赏赐花费900多万，跟三年前英宗的南郊赏赐相比，开支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增加了200万，正所谓“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
南郊大典之前，十月份，神宗从内藏库拿出23,430,000颗珍珠，到河北榷场上出售，然后，用这笔资金到四川、陕西一带，从境外购置骏马12,994匹，重启了已经搁置两月之久的养马强兵计划。神宗是一定要大有为的，可是钱呢？宋朝有两套财政系统，一套是国家财政，由三司管理，已经捉襟见肘；还有一套是皇帝财政，由皇帝直属的内藏库管理，饶有积蓄，只是其中数目对于外朝臣僚来讲始终是最高机密，不得而知。神宗要大有为，单靠内藏家底儿是不行的。那么，钱从哪里来？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将如何足法？善理财者将如何理法？司马光把王安石想作宋代版的桑弘羊，是否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