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推行实政的道光却并不喜欢陶澍。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爱的就是评点你评点他,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说起某人某事,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具备极高涵养的人,他实在看不惯陶澍的有些做派,甚至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搁人面前显摆来了。
结果私下一查,陶澍言行一致,道光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几百万两银子的投资砸下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大为恼火,多名官员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对漕运知识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不懂,乱来。在这方面,陶澍要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
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和陶澍来说,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寄望于道光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年轻的道光皇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乃至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都要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满语倒反而变得有些陌生。有个满人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就忘了这条禁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表述。
道光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满语是我们大清立国的根本,老祖宗打江山时就说这个,多神圣的一门语言。可你连偶尔讲两句都不会,这不是忘本吗?真是个败家玩意儿!
得,立命革职。能够进京面见皇帝,差不多是每个地方官的荣耀。那些没运气的或许还得围住这位武官问这问那:说说看,皇宫里咋样儿,带劲不?
可怜遭羡慕的那位已经被吓傻了,脸上的褶子都摞成了一堆,早知道满语这么重要,就该先补习了再上朝。
对于道光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如今虽然从马上到了马下,但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社会动荡,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
挑战终于来了,在道光即位的第六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这几次军事行动。在晚年乾隆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来的史家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南疆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翘了辫子,大和卓的孙子随乳母逃到了国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那个长大的孙子,这么多年来,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入境滋事,杀哨兵,抢马匹,烧房子。不过一般都是小规模寻衅,而且只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嗖的一下跑掉,驻疆官兵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呼的一下就掀起了大规模叛乱。当年8月,叛军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西北边陲由此一片混乱,形势之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年代。
道光肩上所要承受的重量,不比当年的乾隆轻多少。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回民超过数万,这让他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自祖父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中央政府在南疆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政策,真是没向当地人收多少税,征多少役,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怎么他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利用呢?
道光敏锐地察觉出了蹊跷,他随即下令内阁首席、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经过调查,长龄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被迅速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