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牺牲的羔羊一样完全丧失声威的，是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陷入失去圣地绝望中的教会，将阿克陷落9年后的1300年定为“圣年”，提出基督徒到罗马朝圣可以享受与到耶路撒冷朝圣相同的“免罪”待遇。
在日本大学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讲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时，以下三项事件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
卡诺萨之辱
十字军东征
阿维农之囚
所谓卡诺萨之辱，是公元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为了请求罗马教皇解除开除出教的绝罚，身着粗布服装，站在教皇驻跸的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三天三夜悔过的事件。此时，教皇的宗教权威对皇帝世俗权力的主宰达到顶点，对整个天主教世界起到了宣示性的作用。
十字军东征，则是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尔蒙号召发动夺回圣地的远征开始，到1291年阿克陷落告终的，一共8次大规模运动的总称。
至于阿维农之囚，则是从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开始的70年间，法国国王一直将教皇软禁在法国城市阿维农的事件。
阿维农之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囚禁，教皇并没有被扔进监狱。整座法国南部小城都处在国王的监视之下，教皇从选上到身故一直生活于其中。选举下任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也在阿维农召开，在连续7次会议上，出生于法国的新教皇获得加冕。这段时间内，罗马梵蒂冈的拉特兰宫并无主人，圣彼得大教堂也没有人主持弥撒。
要是教皇回忆卡诺萨之辱，恐怕会有恍若隔世之感——教皇的权威业已荡然无存。而这两大事件之间，横跨的是十字军东征的岁月。
那么，教皇权威的丧失，与十字军东征失败的责任是否直接相关呢？
在教会的理论中，罗马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也是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人间的中介。上帝自然是不会犯错的，那么传达上帝旨意的中介人，也理应不犯错误了。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其提出质疑之前，人们大概都相信这一点。
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自然不是希望其成为现实的上帝，或煽动其成为现实的教皇的责任。失败的责任，完完全全在于对上帝的信仰不够充分，或在实行远征的过程中犯了错误的人们。圣殿骑士团的下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既然教皇对十字军东征失败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教皇权威的丧失又是为何呢？
如果先给出答案再解释的话，那就是实力强弱的变化。
罗马教皇并没有自己能够动员的军事力量。他们只能依靠世俗君侯来实现发动十字军所需要的军事和社会动员。愿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个人和组织，自然是全心全意相信教皇的煽动，但由于领导十字军的君侯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并不容易在远征中形成某一势力独大的局面。
中世纪西欧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与教廷和诸侯复杂的权力斗争，帝国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腓特烈二世固然能征善战，却并不长命。随着他的儿子被教皇的阴谋推翻，霍亨斯陶芬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教皇的所作所为，却为法国国王在欧洲大陆的横行无阻扫清了障碍。
此时的英国，也处在较弱的状态。西班牙则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穆斯林对手拉锯战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中。意大利则分裂为多个城邦国家，没有统一。与它们相比，法国国王得以在参加十字军的诸侯死后兼并他们的封地，变其为王室直辖领地，充分加强了法国的王权。从十字军东征结束开始，法国的中央集权化便开始了。
1303年，当时的罗马教皇被法国国王的军队俘获。不到三年，教皇就被掳至法国。从此，象征罗马教皇权威丧失的“阿维农之囚”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