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天开始，历时10个月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拉开了帷幕。
在这10个月间，由于与拜占庭谈判和获取军粮，双方一度休战，军事行动在此之后再次展开。此时，为了提高围困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军队的士气，元首丹多洛领导威尼斯军队采取了全新战术，为限于停滞的战线注入了活力。
以地中海世界最强城防而著称的君士坦丁堡，在10个月之内就被军力并不强的第四次十字军攻破，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事件。
不过，在此处我打算略去对这场攻城大战的叙述。其原因如下所述。
我在30年前所著的《海都物语》中，已经从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角度，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第四次十字军的经过。
毕竟，第四次十字军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其“高速成长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在编著该国通史时，有必要用整整一章内容来充分论述。
然而，在本书中详细叙述君士坦丁堡之战，也是有理由的。在本书中一直以从事海运和贸易立国的威尼斯人，参与到正式的攻城战，特别是攻击陆地上大都市的战争之中，说明威尼斯人对如何立国、如何治国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古罗马时代详细考察罗马共和国与汉尼拔作战的三次布匿战争的理由是相同的。
同样，对战争的胜败来说，胜者是如何取胜的，而败者是如何失败的，都值得认真检视。
《海都物语》的主人公，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民们。因此，在写作该书时，我有必要详述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经过。而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东征的十字军战士，而此时的敌人是穆斯林。相反，在《海都物语》中敌对的，是天主教徒和希腊正教徒。因此，在这本《十字军的故事》中，我有有意省略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理由。关注这场战役的读者，请参见《海都物语》的上册。
此处关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线索，与我在30年前著作中的叙述相同。当时我对善良的维拉哈都因的叙述与不能称之为善良的威尼斯记载的比较，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必修改。
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我并不想完全追述当时的记载，其原因在于，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到了穆斯林撰写的原始材料。
30年前，我阅读了十字军东征历史权威史蒂文·朗西曼的《十字军的历史》一书。通过对他翻译的伊斯兰史料的掌握，我了解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记录。
然而，虽然朗西曼是博学的史学家，他却会从自己的史观出发，在对原始材料介绍的过程中，筛选一部分进行论述。因此他所翻译的伊斯兰史料并非完整的记载，而是从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的引述。这样，我所引述朗西曼作品中的伊斯兰史料，就是“二次引用”的了。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从整体上参考了伊斯兰史料。这次不再是通过“二次引用”，而是虚心地从头到尾读过了一遍原始材料。如果说在部分引用时我只是对问题有了粗线条的了解，在虚心拜读原始材料之后，大致上就有了整体的把握。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必须提及——史料毕竟是人写的，完全依赖史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必须对史料进行处理——如果只是片面依赖某一方面的史料，必然会导致引用者实际写作中出现偏差。
30年后我读到的这些伊斯兰史料，为我提供了在《十字军的故事》中介绍鲜为人知的阿拉迪尔一方情况的机会。这就为第四次十字军在英诺森三世和元首丹多洛之外又增添了一位主角。如果不是因为阿拉迪尔的缘故，这次十字军东征将如何进行下去，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了。
而我从此著作开篇起就十分尊重的著名历史学家朗西曼，在其代表作《十字军的历史》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指的是1453年的那次）中，跟我对同一事件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朗西曼是这样概括狮心王理查一世的：
“他是最坏的儿子，最坏的丈夫，也是最坏的国王。但如果从一员战将的角度来看，他无疑是最勇敢而完美的。”
以性格严谨而著称的朗西曼笔下的理查和我笔下的理查，几乎是判若两人。
在我看来，理查绝不是一个坏儿子，也不是坏国王，而由于其妻子贝伦齐亚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参考，两人虽然没有留下子嗣，也不能因此说理查是最坏的丈夫吧。也许朗西曼认为，理查把妻子撇在一边，自己在战场上出征，是一件坏事。
我还是回到正题，不再说无关紧要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