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克陕西三边各重镇（西宁一隅正待征讨），把原先为明廷提供兵员武将的重要地区，变成了义军的后方基地。至此，李自成军占领的地方，已经包括了现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明王朝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谈不上了。彻底结束反动透顶的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民革命事业，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等起义领导人决定正式建国改元，把襄阳时期建立的中央政权进一步正规化。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李双喜）、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某；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京山伯陈荩、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分，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
在任命官职的同时，大顺政权又收缴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颁发新印。史籍记载，大顺政权“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从目前所见到的实物来看，有符、契、信，记四种，券、章尚无实物可资证明。
四、在军制上，定五营的名称为中吉、左辐（辅）、右翼、前锋、后劲；旗纛前营为黑色、后营为黄色、左营白色、右营红色、中营青色。军职虽仍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官，但在级别上似乎重新作了厘定，如在襄阳时期五营的主将授予制将军称号，这时却改授予相当于明朝总兵级别的将领、其他军职大概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加强军事训练和纪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规模检阅军队操练士马，“金鼓之声动地”。规定马兵越乱行列者处斩。所骑马“腾入田苗者斩之”这条纪律显然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中式者授以府、州、县官。
此外，还让宏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文，为李自成“颂功德”，揭露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朝廷的罪恶，号召未下诸郡县认情形势及早归附。
李自成的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的关键时期。大顺政权的建立激荡着千百万贫苦群众的心，也使各阶层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划时期的重大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大顺建国时采取的各项施措，虽然在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明显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