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３）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５），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６）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一九三二年程鼎兴为亡妻金淑姿刊行遗信集，托人请鲁迅写序。鲁迅所作的序，后编入《集外集》，题为《〈淑姿的信〉序》。
（３）郑鄤号癮阳，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时温体仁诬告他不孝杖母，被凌迟处死。（４）“官僚”陈西滢攻击作者的话，见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语丝》等不断载有谈论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语，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
（７）言筌言语的迹象。《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识佛家语，据《法华文句》解释：“闻名为知，见形为识，是人益我菩提（觉悟）之道，名善知识。”
（９）梵文ｏｍ的音译，佛经咒语的发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