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有了戈培尔这样的超级鼓动家作为宣传部长，那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按希特勒的意图去制定。纳粹的对外政策就是希特勒的双重理论——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种族论就是赤裸裸的反犹主义。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命途多舛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止一次亡国，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来，他们保持着最独特的信仰——犹太教。他们认为犹太人（或称以色列人）是跟上帝定了约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因此犹太人拒绝改宗教信仰，他们并不信奉基督教。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全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不信奉基督教，你在欧洲人眼里就是异教徒，你当兵、当官这些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呢？只能经商，当时欧洲也跟中国古代似的，商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由于犹太民族命运太坎坷，他们觉得在哪儿都不安全，只有掌握财富才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一经商就拼命攒钱。犹太教有规定，犹太教徒之间借贷不能收利息，这样的话，那我就只能等非犹太教徒借贷时收高利息，其实这便是放高利贷。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犹太佬特别精明，放高利贷，都吝啬，难以融合。这种印象加深了欧洲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仇恨，异教徒发了财，你说有天理吗？异教徒发了财之后还那么抠，为富不仁，这简直是世间最操蛋的事儿！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化，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把仇恨引向了犹太人。实际上，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国人口是6500万，犹太人还不到1%。但纳粹宣传说德国拿犹太人没办法，每一个阴谋后都有犹太人的身影，甚至一战德国投降，也是犹太人干的。犹太人控制了国际金融网络，使德国陷于贫困。纳粹分子还说，犹太人在肉体上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淫秽，性欲旺盛，是生命的低级阶段，使我们心爱的德国人民成为奴隶。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就这么讲：“犹太寄生虫利用我们的怜悯对国家进行掠夺，我们的人民因为这个种族的存在而陷入不幸。”戈培尔更直截了当地说：“犹太人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
为了对付犹太人，戈培尔的宣传部起了很大作用，他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甚至小人书、宣传画、传单进行鼓动，哪儿有问题哪儿的犹太人就应该被抓起来。有个笑话——要求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虽是笑话，但足以说明纳粹迫害犹太人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叫《犹太嫌疑犯》。影片结尾，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了死刑，这等于是鼓励滥用私刑。这部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百姓被忽悠起来了。1940年9月上映后，到了圣诞节，这部电影在柏林66家影院都已播映过。
随着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反纳粹立场以及犹太裔的记者和编辑被逐出了新闻业。野蛮指责犹太人的出版物充斥着各个报亭。到20世纪40年代，纳粹老兵、希特勒的老连长马克思·阿曼领导的帝国新闻院，控制了德国70%的出版业，就连儿童读物中也充满了仇恨。在这些读物中，日耳曼人被描述成了强壮、金发碧眼的幸福的人，犹太人则水肿、黝黑、满腹祸心，是帝国最大的恶棍。
1933年4月，希特勒刚刚掌权三个月，纳粹就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雅利安人都退出行政事务。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此后，犹太人被有系统地剥夺了工作和财产。忍受暴力和残忍行为，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做礼拜的地方被玷污，他们的商店被洗劫，老人和年轻人被拳头、棍子打翻在地，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被调戏。一些悲观的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但乐观的犹太人怀着对上帝和祖国的坚定信仰，希望能够平安地躲过纳粹的迫害。不幸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死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在焚尸炉里化为一股青烟。
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11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从压制性立法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纳粹领导人以一个犹太难民杀死了一名德国军官为借口，命令下属疯狂报复。那天晚上到次日凌晨，纳粹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城市、市镇、村庄，有系统地破坏了犹太人的财产，亵渎、洗劫了191所犹太教堂，放火烧了171处公寓楼，抢劫了7500家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犹太人总计损失了2500万马克，约合1000万美元。犹太人遭受了鞭打折磨，2万人被捕后被送到集中营，100人被打死，不计其数的犹太妇女被强奸。暴乱之后，德国城市的街道洒满了玻璃门的碎片，在夜色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德国人把这场杀戮戏称为“水晶之夜”。
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犹太人中的败类。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曼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据说，他俩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纳粹头子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到毒气室毒死。这俩教授听说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你们提供毒气，还是由我们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