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尔死了将近两星期，我才又见到维戈特。当时，我正沿夏内尔大道走去，听见他的声音从俱乐部酒店里叫唤我。这是那些日子保安局人员最喜欢去的餐厅。他们作为向那些恨他们的人摆出的一种蔑视姿势，总在楼下吃饭、喝酒，让一般的公众到楼上去吃喝，不至于受到游击队手榴弹的袭击。我走进去和他坐在一块儿，他替我要了一杯味美思黑茶鸡尾酒。“玩几把怎么样？”
“只要你乐意，”我掏出身上带的骰子来玩“四一二点”这种常规的赌博。
这几个数目和骰于的情景，如何使我想起印度支那那些战争的岁月啊。不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每逢看见两个人在掷骰子时，我总感到仿佛又回到了河内或是西贡的街头，或者到了发艳被炮火轰毁了的那些房屋之间，又看见那些浑身毛虫般奇异标志保护着的伞兵在运河边巡逻，还听见迫击炮声越来越近，同时或许还看见一个死孩子。
“sansvasdlne，”维戈特说。一面掷了一个四一二点。他把最后一根火柴推到我面前。保安局的人玩“四一二”时，通常总爱说这种两性间的隐语，也许这是维戈特想出来的，给他的下级军官们学了去。不过他们可没有学他读帕斯卡的文章。
“sons-lieutenant，”玩“四一二点”，每输一局，你就升一级——你玩下去，直到有人升为上尉或是司令官便结束。第二局又是他赢了。在计算火柴时，他说道，“我们发现了派尔的狗。”
“是吗？”
“我猜想它是不愿意离开那具尸体。他们好歹割断了它的喉咙。它也倒在五十码外的泥淖里，也许是它自己挣扎着爬过去的。”
“你们至今还很感兴趣吗？”
“美国公使一直在缠着我们。要是一个法国人给杀啦，我们可没有这样的麻烦，谢谢上帝。不过，那种情况太不稀奇啦。”
我们先掷骰子，分火柴，接下去才开始认真玩。维戈特么快就掷出一个四一二点来，真是令人奇怪。“nanette，”维戈特说，接着又推了两根火柴给我。等他把最后一根火柴脱手以后，他说道“capitaine，”我忙叫侍者拿酒来。“有谁赢过你吗？”我问。
“不常有。你想报复吗？”
“下一次再来吧。你真是个赌博的好手，维戈特。你也玩什么其他碰运气的赌博吗？”
他苦笑笑。不知怎么，我竟然想起了他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妻子，人家说她背着他去跟他的下级军官们胡搞。
“瞎，是啊，”他说，“永远总免不了那种最大的赌博。”
“最大的？”
“咱们来衡量一下得失，”他又引书了，“储一赌有没有上帝，让咱们来估计估计这两种机会。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也一无所失。”
我也引帕斯卡的文章回敬他——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段。“选头、选尾的人全都同样犯了错误。他们全都错啦。正当的办法是压根儿不赌。”
“对，但是你非赌不可。这是不可选择的。你已经上了船啦。你并不遵照自己的原则办事，福勒。你已经积极参预进来啦，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不是在宗教方面。”
“我并不是在谈宗教。事实上，”他说，“我是想到派尔的狗。”
“哦”
“你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在狗爪子上去找线索，分析狗爪子上的泥土等等？”
“可是你当时说你既不是梅格雷，也不是勒科克。”
“说到头，我干得也不算差，”他说。“派尔平时出门，总带着那条狗，是吗？”
“我想是的。”
“那条狗太有价值啦，不能让它独自乱跑，是吗？”
“那样不太安全。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吃狗肉，是吗？”他开始把骰子收进口袋里。“是我的骰子，维戈特。”
“哦，对不起。我在想着……”
“你为什么说我也积极参预进来啦？”
“你最后一次看见派尔的狗是什么时候，福勒？”
“天知道。我又没有一本跟狗约会的册子。”
“你几时该回国去呢？”
“我现在还说不准。”我从来不乐意把消息告诉警察当局。这样可以省去他们一些麻烦。
“我倒想——今儿晚上——来看看你。十点钟，成吗？要是你那时独自一人在家的话。”
“我会让凤儿去看电影。”
“一切又都好了吗——我是说你跟她？”
“不错”
“很奇怪。我先前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你——嗨——不快活。”
“当然啦，这可能有许多理由，维戈特。”我很直率地加上一句，“你应该知道。”
“我吗？”
“你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快活的人呀。”
“哦，我可没什么要抱怨的。毁了的宅子并不令人苦恼。”
“这是什么话？”
“又是帕斯卡的名句。这是为苦恼感到得意进行辩解。树木井不苦恼。”
“是什么使你成为警察的，维戈特？”
“这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谋生，对人的一种好奇心，还有——不错，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约的爱好。”
“也许你该去做一个教士。”
“可惜我没有读到合适的作家写的关于那方面的作品——在那些日子里。”
“你至今还怀疑我跟这事有关系，是吗？”
他站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味美思黑茶鸡尾酒喝光。
“我很想跟你谈谈，就是这么回事。”
他转身走后，我才想到他曾经怜悯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他负责抓到的、正在服无期徒刑的罪犯那样。
我其实已经受到了惩罚。那就仿佛派尔离开我住处时，已经判定我该受那么许多星期的心神不宁似的。我每次回家都心惊胆战，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有时候，凤儿不在家，我在她回来前，就什么事也定不下心来干，因为我总担心她是否会就此不回来了。我总问她上哪儿去了（竭力不让我的嗓音里露出不安和猜疑来）。有时候，她回答说上市场或是商店去了，并且拿出一件证据来（那一时期，就连她能马上提出证据来，证实她的话，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时候，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有电影票票根可以证明，有时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儿去了——我认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儿和派尔会面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野蛮地和她作爱，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实是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搂在怀里。她并没有变心：她替我做饭菜，替我烧鸦片烟，温柔可爱地躺下来，供我寻欢作乐（不过那已经不再是乐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灵那样，现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却隐藏在一种我不会说的语言里。我不想盘问她。我不想逼她撒谎（只要她还没有公开撒谎，我就可以假装我们彼此全都没有变，还和早先一样），然而，我的忧虑会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问道：“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派尔的？”
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自行车战役，”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一会儿，”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过去，”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你的表快了。”我说。
“它总是快。”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墙压顶打在一扇窗子上，玻璃碎片像一阵晶莹的雨点那样落下。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把水和玻璃碎片从衣服上抖去。一只自行车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旋转，摇晃了一下，倒下了。“这一定是正十一点，”杭先生说。
“这至底是……？”
“我以为你会感觉兴趣的，”杭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感觉兴趣。”
“去喝杯酒，怎么样？”
“不，对不住。我得回到周先生那儿去，不过首先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把我领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自己那辆自行车的锁打开，“仔细看看。”
“是一辆雷利牌，”我说。
“不，瞧瞧卿筒。它让你想起什么吗？”他对我的困惑不解得意扬扬地笑笑，骑上自行车走了。他回过头来向我摆了一摆手，就朝堤岸和废铁货仓骑去。我到保安局去打听消息。到那儿，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在他的货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形状就像半截自行车卿筒。那天，在西贡全市，好好的自行车卿筒竟然全藏有炸弹，到十一点正同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几处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他们是从杭先生那儿获得情报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十起爆炸，有六个人受了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行们——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次“暴行”外——全都知道只有取笑这件事，才会使发出去的电讯稿在报上刊登出来。“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标题。
他们全体都谴责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可是我的报道在报馆内又给改动了。泰将军已经不再是新闻。你不可以浪费篇幅说是他干的。我请多明格斯转了封信给机先生，表示遗憾——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了。杭先生托人带了个很客气的口信来。这时，在我看来，他——或是他的越盟委员会——未免过于敏感，并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说真的，要是有谁会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那他倒可以享有名声，给人说成颇有幽默感了。“下一次，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来呢？”人们在社交场合这么说。这整个荒唐事件的象征，在我看来，也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跟陀螺似的在大街中央欢快地旋转。我甚至始终没有向派尔提起，我听到的他跟泰将军秘密联系的事。让他去玩塑料模子吧，只要不伤害人：这样也许会使他不把心事放在凤儿身上。然而有天黄昏，因为我恰巧待在附近，又因为我没有什么事好做，我还是到范先生的汽车房里去看了看。
那是一个肮脏的小地方，跟一个放废铁的货仓差不多，就在索姆大道上。一辆汽车在车房中央用千斤顶托起，引擎罩敞开着，张着个大口，像一家没有人去参观的外地博物馆里陈列的什么史前动物标本似的。我不相信有谁还记得那辆汽车放在那儿。地面上到处都乱扔着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把东西扔掉，就像一个中国厨师把一只鸭子分做成七样菜，连一只鸭脚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把那些空铁桶和坏了的模子那样乱扔——也许那是一个伙计偷了出来，想卖几个皮阿斯特的，也许是有谁给足智多谋的杭先生买通了。
四周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往里走。我想，也许他们全躲避开一时，怕警察找上门来。很可能杭先生在保安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就算这样，警方也不大可能会采取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让人们以为这些炸弹是共产党人干的更好。
除了这辆汽车和混凝土地面上扔满了的废铁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会是在范先生这儿制造出的。我还不大明白我在铁桶里看见的那种白粉是怎么给制成塑料的，不过那种过程肯定很复杂，不可能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就连街上的那两只汽油卿筒似乎也给人忽略了。我站在车房门口，看看外面街上。在大道中央的树木下，理发师傅们正在忙着干活儿：一面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出闪烁的阳光。一个姑娘快步走过，戴着软帽，肩上挑着两只篮子。靠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坐着的那个算命的，已经找到了一个主顾：一个蓄着一小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有什么美好的前程值得花上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你生活在露天的地方：这儿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范文茂先生，但是警方就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一层生活是一切全都摆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没法踏进这一层生活去，就像你可以踏到街上去那样。我想起了那些在我们楼梯口公用厕所旁闲聊的老婆子：她们一切事情也全听见了，不过我不知道她们究竟晓得了些什么。
我又回进汽车房去，走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那儿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办公桌——货价单，一瓶胶水，一架计算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三只茶杯和许多没有削尖的铅笔。不知为了什么，还有一张没有用过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风景明信片。约克·哈定可能用了些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写第三势力，然而到头来，竟然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后面墙壁上还有一道门，是上了锁的，可是钥匙就放在办公桌上，在那些铅笔之间。我开了门，走进去。
我到了一间小棚屋里。棚屋大小跟汽车房差不多。这里放有一架机器，乍一看来好像是一个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笼里有无数的栖木，用来关什么没有翅膀的大鸟儿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用许多破旧的布捆扎着，不过那些破布可能是用来把灰尘揩去的，而正在揩着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给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家厂商的字号——是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证号码——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把电流接通，那架古老的机器一下活起来了：原来那些铁杆也有它们的用处——那架机械装置活像一个老头儿鼓足了他最后的活力，不停地用拳头向下捶打，捶打……这个东西居然还是一部压榨机尽管在这类机器中，它一定是一个老前辈，跟投币式自动唱机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人们从不浪费一件东西，一切事物都可以指望到这儿来了却余生（我记得我以前在南定的一条小街上看过《火车大劫案》那部古老的影片在银幕上断断续续地跳动，供人欣赏），所以这部压榨机还是可以利用的。
我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那座压榨机，它上面有一种白粉末的残迹。是戴奥拉克通，我心想，那种有点儿像奶粉的东西。并没有铁桶或是模子的迹象。我走回办公室，又回进汽车房。我很想用手拍拍那辆汽车的挡泥板：它也许在这儿还得等上很久，但是总有一天它也会……范文茂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候大概正在稻田里赶路，上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上去。最后，我提高嗓门，大声叫唤“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开了那个汽车房，那条大道和那些理发师傅，又回到我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曾经到里边躲藏过的那些稻田里去了。“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在那些稻秆中回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上楼到了楼梯口。那些老婆子还在那儿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我听了就跟听见树篱上的小鸟歌唱一样莫名其妙。凤儿不在家——只留下一张便条说，她上姐姐那儿去了。我在床上躺下——我至今还很容易感到疲乏——接下去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我看见那只闹钟的夜明钟面上正指着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指望会发现凤儿睡在我身旁。但是枕头还是没有人睡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枕套还带着新浆洗过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我爬起来，拉开她放头巾的那只抽屉。那些头巾全不见了。我又走到书架那儿去，那一本王室生活画册也不见了。她把她的妆尽全随身带走了。
人感到震惊的时候，反而不觉得怎么痛苦，痛苦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开始的。当时，我开始为自己的生活筹划一下：我多少总还得活下去，还会回想起往事来，总得怎样逐步消灭掉那些往事。快乐的回忆最令人难受，我于是就竭力去想那些不愉快的。这方面成很有经验。我以前经历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自己能做需要做的事，不过我现在年纪大多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重建生活了。
我到美国公使馆去找派尔。在门口需要填写一张会客单，把它交给一个宪兵。
他说道，“你没有填来访的事由。”
“他会知道的，”我说。
“那么你是事先约好的吗？”
“你可以这么写，要是你乐意的话。”
“我猜想，在你看来，这有点儿无聊，但是我们不得不很小心。常有些怪人闯到这儿来。”
“这我早听说过。”他把嘴里的口香糖换到另一边，就进了电梯。我等候着。
我还没有想好该对派尔说些什么。这是一场我以前从没有上演过的戏。宪兵下来了。
他勉勉强强地说道，“我想你可以上去啦。二楼十二号a房间。”
我进了那间房，发现派尔不在那儿。乔坐在办公桌后面：就是那个经济专员：我还是记不住他的姓。凤儿的姐姐在一个打字台后面望着我。我从那双贪婪的褐色眼睛里所看到的是胜利吗？
“进来，进来，汤姆，”乔大声叫嚷着。“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腿怎么样啦？你光临我们这个小机关，这真难得。拉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告诉我你觉得这次新攻势进行得怎么样。我昨儿晚上在大陆酒店看见格兰杰。他又上北方去啦。那个小伙子真肯干。哪儿有新闻，哪儿就准有格兰杰。来支香烟。自己拿。你认识徐小姐吗？这些姓我可记不住——对我这么一个老家伙说来，这些姓大难记了。我就管她叫嗨，那边那位！——她倒也喜欢这种叫法。一点儿没有那种一本正经的殖民地习气。市场上有些什么小道新闻，汤姆？你们这些家伙的确非常精明。听说你的腿出了毛病，很遗憾。奥尔登告诉我的……”
“派尔在哪儿？”
“哦，奥尔登今儿早上不在办公室里，我猜想他在家里。他许多事情都在家里做。”
“我知道他在家里干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办事很积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好歹至少知道他在家干的一件事。”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汤姆。迟钝的乔——那就是我。以前一贯是这么迟钝。往后也总是这么迟钝。”
“他跟我的姑娘睡觉——就是你这位打字员的妹妹。”
“你这话我可不大明白。”
“问她吧。是她给安排的。派尔夺走了我的姑娘。”
“你瞧，福勒，我先前还以为你是有公事上这儿来的。我们在办公室里不能容人大吵大闹，你知道。”
“我上这儿来找派尔，我想他是藏起来啦。”
“瞎，你这人最不该说这样的话。奥尔登为你做的还不够吗！”
“是啊，是啊，当然。他救了我的性命，是吗？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请他那么做。”
“况且他本人是冒了极大的危险。那个小伙子可真有胆量。”
“我可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什么胆量。说他身上有些其他的部位倒比较合适。”
“咳，房间里有一位小姐，福勒，咱们可不能说这样的下流话。”
“这位小姐和我彼此很熟。她从我身上没有捞到她想得到的好处。这会儿她又想从派尔身上去得到它。好吧。我知道我现在的态度很不好。我就偏要这样。在这种局面下，谁的态度也不会好。”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一份关于橡胶产量的报告……”
“你别急，我这就走。不过要是派尔打电话来，就告诉他我来找过他。他也许会认为得回访一下，才算合乎礼貌。”我对民儿的姐姐又说道，“我希望你们已经达成了财产协议，并由公证人、美国领事和基督科学教会充当见证人。”
我走到过道里。对面有一扇门，上面写着“男厕”。我走进去，把门锁上，坐下来，头靠在冰冷的墙上，哭起来了。到这时为止，我一直没有哭过。他们的洗手间甚至也是装有空调设备的。不一会儿，那种调节温和的空气就使我的泪水干了，就像它使你嘴唇干燥，身体内的精液干枯那样。
我把一切事情全交给多明格斯，自己到北方去了。在海防，我在加斯科涅空军中队里有些朋友。我总不是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混上几小时，就是在外边的石子路上玩地滚球。冠冕堂皇地说，我是到了前线：我也跟格兰杰一样有资格说是有干劲，不过那就和我上次去发艳远途旅行一样，对我的报纸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一个人如果要报道战争的话，那么自尊心要求你偶尔也得去分担一些危险。
要去分担危险，甚至是最有限的时期，也不容易，因为河内方面早已发出命令，只许我去参加平面的空袭——这类空袭在这场战争中跟坐公共汽车出去旅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飞行在重机枪射程之上，除非驾驶员出了差错，或是引擎出了毛病，否则我们十分安全。我们按照时间表出发，又按照时间表归来：带去的炸弹斜斜地落下去，螺旋形的烟柱从公路交叉处或是桥梁那儿冒了上来，然后我们就巡行一周，飞回来赶上喝一杯开胃酒，并且在石子地上玩地滚球。
有天早晨，在市区的军人餐厅里，我正跟一个年轻军官在一块儿喝白兰地苏打时，交办任务的命令传达下来了。“乐意一块儿去吗？”我说好。这个军官热切地希望观看一下南码头。而就我来说，连平面的空袭也是消磨时间和打消思虑的一种办法了。开汽车去机场的时候，他说道，“这是一次俯冲空袭。”
“我还以为不准我……”
“只要你一个字不写就成。这次出去可以让你看到一片邻近中国边境的地方。你以前决没有看见过。在莱州附近。”
“我原以为那一带很平静——而且是在法国人手里？”
“过去是。两天以前人家夺取了这个地方。我们的伞兵离开那儿不过几小时的航程。我们想把越盟的人压制住，直到我们夺回了那个据点。这就是说要低飞俯冲，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派得出两架飞机——一架这会儿正在那儿进行攻击。以前参加过俯冲轰炸吗？”
“没有。”
“你不习惯的时候，是会有点儿不舒服。”
加斯科涅空军中队只有一些b26小型轰炸机——法国人管这种飞机叫娼妓，因为它们的翼展很短，一望就知道无法支撑自身。我挤坐在一个小金属垫子上，只有自行车坐垫那么大，膝部紧紧地抵住领航员的背。我们沿红河向上飞行，慢慢地攀登。
红河在那时候的确是暗红的，好像我们已经回溯到远古时代，用那位最初给它取名的地理学家的眼睛来看待它。他当年可能就是在斜阳照亮了两岸的这一时刻见到了它。接着，我们在九干英尺的高空掉转头，向黑水河飞去。那条河果真是黑糊糊的，到处都是黑影，见不到一点儿阳光。峡谷、峭壁、丛林那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色，在我们下边旋转，直立。你可以空投一队伞兵下去，到那一片片绿油油和灰蒙蒙的田野里，什么踪影也没有，就像是扔几个小钱在收获季节的稻田里那样。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一架小飞机像一只小虫在移动。我们现在来接班了。
我们在那座塔楼和四周一片碧绿的村庄上空绕了两圈，然后螺旋式的向上驶进那耀眼的高空去。驾驶员——他叫特鲁恩——回头望着我，眨了眨眼。在他的驾驶盘上，就是那些控制机枪和炸弹仓的电钮。在我们飞到俯冲地位时，我竟然有大便畅通的感觉，就像我们碰上任何新经验时——生平参加的第一次跳舞、第一次宴会、初恋等——往往会有的那种感觉。那时，我回想起了温布利博览会上参赛的那辆了不起的赛车。当它跑到高地的顶上时——没有办法再退出去了：你给自己的经历困住了。当我们往下冲的时候，我只来得及从刻度盘上看到，我们是在三千公尺高空。
现在，一切全靠感觉了，什么也看不见。我给推向前紧贴着领航员的背部：就仿佛有个非常重的东西紧压着我的胸口似的。我不知道炸弹是什么时候投下的，接着，机枪声哒哒响了起来，驾驶室里充满了无烟火药的气味。我们向上升起时，我胸口的那份重量一下减轻了，胃部向下倾斜，像自杀似的旋转着朝我们刚离开的地面坠去。有四十秒钟，派尔不存在了：甚至于寂寞也不存在。在我们沿着一条大弧线向上攀升的时候，我从旁边的窗子里看见黑烟朝我冲来。在第二次俯冲前，我感到了恐惧——惧怕耻辱，惧怕呕吐在领航员的背上，惧怕我的老化了的肺部会经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在第十次俯冲后，我只感到烦躁不安——这件事已经干得太久，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再一次陡直地直冲上去，飞出了地面机关枪的射程，转向驶开。
浓烟又朝我们冲来。那个村庄四周都是大山环绕着。我们每一次都得穿过同一个缺口，由同一条路线迫近目标。没有办法更改我们的攻击路线。在我们第十四次俯冲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摆脱了对耻辱的惧怕，心里想道，“他们在下面只要把一架机关枪架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成了。”但是我们又抬起机头，飞回到安全的空间——也许，他们连一架机关枪也没有。那四十分钟的巡逻似乎永无休止，不过我总算摆脱了个人思念的烦恼。我们掉头飞回基地时，太阳正在落下。地理学家的时刻已经过去：黑水河不再是黑糊糊的，红河也只是金黄色的了。
随后，我们又飞下去，离开了节节疤疤、扭曲多缝的森林，朝河面飞下去，在那些荒芜的稻田上空平坦飞行，像一颗子弹那样瞄准了黄色溪流上的一条小舢板。
飞机上的炮发射出了一排曳光弹。那条舢板在一阵火花中就给打得四分五裂：我们甚至没有等着看那些遭殃的人挣扎着逃生，只管向上攀升，返回基地。就像在发艳看到那个死小孩儿时我所想到的那样，我又这样想道：“我恨战争。”我们这样突发性地偶然选中一个牺牲品，这未免大惊人——我们只是恰巧飞过，只要放一炮就够了，没有人来还击我们，我们便又飞去，这样给世界上死亡的人数又增加上了我们的一笔小份额。
我戴上耳机，让特鲁恩上尉好对我说话。他说，“咱们得绕一小圈。夕阳照在石灰岩上实在太美了。你不可错过这次机会。”他亲切地补上一句，像一位主人指给人看他庄园的优美景色似的。我们在阿龙湾上迎着夕阳飞了一百英里。特鲁恩上尉那张戴着钢盔、像古罗马战神的脸，沉思地望出去，望着下面大山和拱门般叠嶂间的金色丛林。这会儿，谋杀的创伤已经停止流血了。
那天晚上，特鲁恩上尉坚持要请我上鸦片烟馆去，虽说他本人并不抽烟。他喜欢那种味儿，他说，他喜欢工作了一天后的那种宁静感，但是干他这种职业，松弛只能到这地步。有些军官也抽烟，不过那是些陆军里的人——他得好好睡一觉。我们躺在像学校宿舍的一长排小房间的一间里，由那位中国老板给我烧烟。自从凤儿离开我以后成还没有抽过烟。在过道那边，一个混血女人，生着两条十分可爱的长腿，拍完烟后正蜷着腿躺在那儿看一份用有光纸印刷的妇女报刊。在她隔壁的那间小房里，两个中年中国人在谈生意，一边呷着茶，烟枪全搁在一旁。
我说，“那条舢板——一今儿傍晚——它对你们有什么害处吗？”
特鲁恩说，“谁知道？在那一带河面上，我们奉命见到任何东西都射击。”
我抽完了第一袋烟，尽力不去想在家里抽的那一袋袋烟。特鲁恩说道，“今儿的事——就一个我这样的人来说，还不是最糟的。在那个村庄上空，他们本可以把咱们击落下去。咱们所冒的危险跟他们的一样大。我最憎恶的，是投凝固汽油弹。从三千英尺高空投下去，自己十分安全。”他做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姿势。“你瞧见那些森林起火。天知道你从地面上会看到一幅什么景象。那些可怜的人儿给活生生地烧死，火焰像水一样喷湿了他们的全身。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火。”他对全世界愤怒地说出这几句话，愤恨他们不理解实情。“我不是在打一场殖民地战争。你以为我干这些事是为了那些红土种植园主吗？我倒情愿受军法审判。我们是在替你们打仗，但是你们却把罪行归到我们身上。”
“那条舢板，”我说。
“不错，那条舢板也是。”在我伸手去接第二袋烟时，他注视着我。“我很羡慕你的逃避方法。”
“你并不知道我要逃避什么。我并不是逃避战争。那不关我的事。我可没有卷进去。”
“你们全会卷进去的。总有那么一天。”
“我可不会。”
“你走路还一瘸一拐。”
“他们有权开枪射击我，但是他们连那个也不干。他们那会儿是要轰垮一座岗楼。爆破小组来了，你总得避开。就连在皮卡迪利大街，你也得避开。”
“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的。你会偏袒一边的。”
“不会，我就要回英国去啦。”
“你有一次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
“哦，那一张我已经撕掉了。她离开了我。”
“很抱歉。”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丢下了别人，接着人家又丢下了你。这几乎使我相信正义的惩罚了。”
“我倒是相信。我第一次投凝固汽油弹时就想到，这是我诞生在里面的那个村庄，那就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杜布瓦住的地方。那个面包师傅——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面包师傅——这时候正在下面那火焰，就是我扔下去的火焰里逃跑。当年维希政府的人并不轰炸他们自己的国家。我感到比他们还要糟。”
“但是你还在继续干下去。”
“那种苦闷只是一时的。只在我投凝固汽油弹时才有。其余的时候，我想到我是在保卫欧洲。而且你知道，那些别人——他们也干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坏事。当他们在一九四六年给赶出河内时，他们在自己人——他们认为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当中留下些可怕的遗体。停尸房内有一个姑娘——他们不但割去了她的乳房，还肢解了她情人的尸体，吃了他的……”
“这就是我不愿意卷进去的缘故。”
“这不是理智或正义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时感情冲动，全都会卷进去，接着就脱身不得。战争和爱情——人们常常拿这两件事来比较。”他伤感地望过“宿舍”那边，到那个混血女人暂时十分平静地蜷伏着的地方。他说，“我也不愿意这情形换个样。那边那个女人才是给父母卷进来的——等这个海港陷落了，她的前景又怎么样呢？法国只是她的一半家乡……”
“这个海港会陷落吗？”
“你是新闻记者。你比我更清楚，这场战争我们是打不赢的。你知道，通往河内的公路每天夜晚都被切断，埋上地雷。你知道，我们每年损失一整班圣西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在五零年就差点儿给打垮了。德拉特尔不过让我们多拖了两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不得不继续打下去，要等那些政客们叫我们停，我们才好停。很可能他们会在一起开个会，同意和平停战，其实那样的和平我们当初就可以取得，那么一来，这许多年的仗就全都白打了。”他那张丑恶的脸在俯冲轰炸前曾经对我眨眨眼，这时候却露出一种职业性的凶横，活像圣诞节孩子们戴的一只纸面具，两只眼睛从那些纸洞眼里往外凝视那样。“你是不会明白那多少年白打了的意义的，福勒。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一个人的生活中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也是白白浪费了多少年的岁月、毫无意义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膝上，做出一个奇怪的保护我的动作，仿佛他比我年纪大似的。“把她带回国去，”他说。“那比抽一袋烟好。”
“你怎么知道她会跟我去？”
“我自己跟她睡过觉，佩兰中尉也跟她睡过。五百皮阿斯特。”
“太贵啦。”
“我想三百皮阿斯特她也会干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在意讨价还价。”
他的意见结果并不很正确。一个人的身体是受它所能做的动作限制的，而我的身体已经给记忆冻僵了。那天晚上，我的手抚摸到的，可能比我以往所习惯的更美妙，但是我们并不只迷恋于美色。她用的香水跟凤儿用的一样，可是到了紧要时刻，我所失去的人儿的身影突然显得比躺在一旁、听凭我摆布的肉体更强有力。我把身子移开，躺了下来，欲念一下全消失了。
“很对不住，”我说，接着又撒谎道，“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她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温柔体贴地说道，“别急。常常会这样的。是鸦片烟在作怪。”
“是的，”我说，“是鸦片烟。”但愿真是鸦片烟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