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教堂钟楼上看下去，那场战斗只不过像一卷画幅一样生动，就如同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周刊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全景图那样固定不变。一架飞机正在向石灰岩山中一个孤立的岗哨空投给养。安南省边界上这些奇特的风雨侵蚀的大山，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飞机一次次总是滑翔到同一个地点来投掷，因此它就像始终没有移动过那样，降落伞也总是飘落在同一个地点，离开地面一半的地方。
平原上，迫击炮一个劲儿地发射，放出来的烟尘像石头一样牢固，集市上火焰在阳光下形成了一片淡灰色。跳下来的伞兵的小身个儿，正以单行纵队沿运河在移动，但是从这个高度望下去，那些伞兵显得一动也不动。就连坐在钟楼一角诵读祈祷书的那个天主教神父，也一动没有动。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很遵守规则，很有条理。
天还没有亮，我就搭乘一条登陆艇从南定来到这儿。我们没法在海军码头上岸，因为敌军已经把这个城市完全包围住，六百码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把海军码头切断，所以我们的小艇只好沿着烈焰冲天的市场驶进城来。在烈焰的亮光下，我们是一个容易被击中的目标，但是说也奇怪，没一个人朝我们开枪。除了货摊给烧得僻僻啪啪坍倒下外，一切全都寂静无声。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姿势的声音，我都可以听见。
在这次攻击前，我对发艳这地方很熟悉——一条又长又狭的街，两旁尽是木板建成的货摊，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道桥。到了晚上，只有烛光或是很小的油灯灯光照亮了一切（发艳没有发电厂），只有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街上不分昼夜都挤满了人，闹闹嚷嚷。这地方按着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那位兼任主教的亲王的庇护下，一向是全越南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一次，当我上了岸，走向军官营房去时，它却是一片死寂。断瓦残垣，破碎的玻璃以及油漆和灰泥给烧焦了的气味，那条长街一眼望去空空荡荡，使我想起，大清早，空袭警报解除后伦敦的一条通衢：你会看到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经给轰倒，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成了一片废墟。我从南定乘登陆艇沿河驶下来时，听佩罗中尉谈过事情的经过。他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是一个共济会成员。在他看来，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到欧洲去过一次，在欧洲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这位圣母曾经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过圣。主教回国来后，就在大教堂内建造了一座神龛，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主教的私人军队的那一天起，主教和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始终就相当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颇为同情，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他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作了一个友好的姿态，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一块儿，亲自走在圣母节游行行列的最前面。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到发艳城里来庆祝圣母法蒂玛节日。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人口的一半——也不甘心错过这场乐趣。那些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佛祖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旗幡、香炉和金光闪闪的圣体匣，好歹总可以保佑他们家平安，不受战祸。主教军队如今只剩下铜乐队了，这次就由他们在前面开路。法国军官们奉了上校的命令，装做虔诚模样，像唱诗班的儿童似的，跟随在铜乐队后，穿过城门，走进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池子，池子中央小岛上耸立着一座洁白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旁有东方式长廊的钟楼下穿过，进入了木雕的大教堂，堂里有许多巨大的独木柱子和朱红漆的神坛，看来更像佛教庙宇，而不大像天主教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子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风光的水乡里赶来。这些水乡里嫩绿的秧苗和金黄色的庄稼取代了郁金香花和有风车的教堂。
谁也没有注意到越盟特工人员也参加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崖山上的关口，进入了东京平原。法军在上面山上的哨兵毫无办法地注视着。同时，这些先遣的特工人员也在发艳城内动起手来。
四天以后，在伞兵部队的援助下，他们才迫使敌军退到离市区半英里以外。这是一场败仗：任何新闻记者全不准进来，电报也不准发出去，因为报纸是只许刊载胜利新闻的。假如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他们在河内早就把我拦住了，然而你离开司令部越远，控制就越松懈。等你到了敌人的火线以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是一大威胁的，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忧虑，而到了前线，中尉却认为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场消遣，外界感兴趣的一个目标，因此有几个这样幸福的时刻他可以使自己稍许做作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假的英雄光辉来看待一下部下的伤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说道：“好，结束了。”他是一个欧洲人，可并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能容忍有一个法国教士待在他的教区里。他有点儿抱歉地说：“我跑上钟楼这儿来，你知道，是想清静一点儿，躲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声似乎越来越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要找到敌人，那可就莫明其妙地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隘的战线，在交错的运河之间，在农家房屋和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的机会好袭击。
就在我们这座钟楼下面，发艳全城的居民或站或坐，或者躺着。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佛教徒，还有些什么教也不相信的人，全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一只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席子，一幅圣像——逃进了这片大教堂区里。这儿在北方，天一黑就冷极了，大教堂里已经挤满了人：可以栖身之地早已没有，甚至通上钟楼的一级级阶梯也都给人占满了。不时，还有更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婴儿和家用物品，拥挤进大门来。他们相信，不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会很安全。我们在那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手持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教士把他拦住，拿走了他的步枪。我身边的一个神父解释说，“我们这儿是中立的。这儿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天国里可真有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害怕、挨饿受冻”——“我真不知道我们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那位神父对我说——“你会以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更好一点儿。”不过接着，我又这么想，“不论你到哪儿，全都一样——并不是最强有力的国王就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许多小铺子已经在下面开设起来。我说道，“很像一个大集市，是吗，不过看不见一张笑脸。”
教士说道，“昨儿晚上，他们感到特别冷。我们不得不把修道院的大门关上，要不他们会涌进来挤坏了我们。”
“你们在这里面很暖和吗？”我问他。
“并不很暖和。他们就算有十分之一的人进去，我们那儿也容纳不下。”他说下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不过我们有几个人总得保养好，这是很重要的。发艳全城只有我们这一家医院，我们的护士就是这些修女。”
“那么你们的外科大夫呢？”
“由我尽力而为。”这时候我才看到他的黑色长袍上有不少血迹。
他说，“你是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我上来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问你这个，是因为昨儿晚上也有个人上楼来。他要作忏悔。你瞧，他对于在运河一带看见的死人有点儿害怕。你也不能责怪他。”
“运河一带的情况很糟吗？”
“伞兵降落下来，使那些人陷在交叉火网里。可怜的人儿。我以为你也许有同样的想法。”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也不能说我是基督教徒。”
“恐惧会使人吓成什么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也还是厌恶仟悔这种想法。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把自己的一切向另一个人暴露出来。您得原谅我，神父，不过我认为这样做似乎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弱的。”
“哦，”他小声说，“我料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有多少事情要忏悔。”
我顺着教堂里的房子望过去，两边都是运河，房子在运河之间均等地伸向海滨。
第二座钟楼上，火光一闪。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办不到的，”他说。“法国人同意不干扰教堂区。我们不能再存什么奢望。你刚才看见放枪的，那是外籍军团的一个岗哨。”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当心那些放冷枪的人。”
楼下人真多，我只好从人丛中硬挤出去，走过小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洁白的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可以看到将近四分之三英里那么远。两边，那么长的街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两个活人——两个戴着伪装的钢盔的士兵，端着斯特恩式轻机枪，正慢吞吞地沿着街边在移动。我说活人，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倒到了街上。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聚集在死尸四周苍蝇的嗡嗡声和那两个士兵皮靴的嘎吱嘎吱声越去越远。我快快地走过死尸，掉头向着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我的身影。四处都无声无臭，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射程内的一个目标。这时候，我想到，要是我在这条街上遭到什么意外，可能要好几小时后才会有人发现：那几小时里，苍蝇早在我四周聚集成了一大群。
我走过了两道运河，拐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有十多个人坐在地上，都是穿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我走到他们身边时，谁也没有理睬我。
一个戴着步话机天线的军人说道，“咱们现在好走啦，”于是大伙儿全都站起身来。
我用我的拙劣的法语问他们，我可不可以跟着他们走。这场战争有一个有利条件，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竟然就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给怀疑成是敌人的间谍。“你是什么人？”那个中尉问我。
“我是写战地新闻的记者，”我说。
“是美国人吗？”
“不，是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不过要是你乐意跟我们一块儿走……”他动手脱下他的钢盔。“不用，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人员戴的。”
“随你的便。”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路纵队出发，中尉在前面带路，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带着步话机的士兵跟左右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开了。我们在小教堂后面又增加了一些人，这会儿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中尉用一个手指点着地图，低声向我说道，“根据情报，有三百人在这个村子里。也许是为今儿晚上的行动在这儿集合。我们还不清楚。眼下，谁还没有发现他们。”
“离这儿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里又传话来了，我们默不作声地继续前进，右边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左边是低低的矮树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矮树丛。“没有敌人踪迹，”中尉低声说，令人放心地一挥手，于是我们又前进了。四十码外，前面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有一座损坏了的桥，没有栏杆，只剩下一块板。中尉做了一个手势，叫我们分散开。我们蹲下来，面对着前边高我们三十英尺远、桥那边情况不明的地带。士兵们望望河水，忽然就像谁下了命令似的，大伙儿全都把头转开。有一刹那，我没有看到他们所看见的，但是等我也看到时，不知为了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歌舞女演员和那些吹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这一点儿也不合适”的神气。
运河里尽是死尸：这时候它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一锅爱尔兰炖羊肉。那些死尸重重叠叠：有一个人头，像海豹一样发灰发黑，跟一个剃光了头发、无名无姓的犯人那样，冒出水面来，就和港口里的浮标一样。河里没有血：我猜想血早已流走了。我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死尸在这儿：他们准是陷进了交叉火网又想退回来。我想这时待在岸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这把戏两个人就可以玩了起来。”我也把眼睛移开，我们都不想给提醒起我们多么没有价值，死亡来临得多么快，多么简单，多么寂然无声。即便我的理智想要死亡，我还是像一个处女一样害怕这个行动。说到死亡，我也希望先有适当的前兆，让我可以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准备呢？我也不知道，除了向四周多看上一眼，看看我将要留在身后的那一点儿东西。
中尉坐在背着步话机的那个士兵身旁，睁大眼睛望着他两脚之间的土地。步话机开始劈啪响着，传来一些指示。他于是叹了一口气，就像给人从睡梦中叫醒了那样站起身来。这些军人之间，一举一动有一种古怪的亲密友好关系，仿佛他们都是平等的人，共同干着他们一块儿干了不知多久的一项工作。没有人等候谁下命令，去干什么。这当儿，两个士兵向木板桥走去，想走过那破桥板，但是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站不稳。他们只好骑在木板上，每次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个士兵在运河下流一丛矮树中发现了一只平底小船。他设法把它划到中尉站着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撑去，但是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死尸，船划不动了。他用竹竿往外撑，陷进了那一大堆人肉烂泥。一具死尸浮上水面来，直挺挺的靠在船边，像一个游泳的人躺着在晒太阳。接着，我们的船挣扎出来了，到了对岸。我们急匆匆地上了岸，谁也不再回头看看。并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还活着：死神也许已经撤退，也许已经退到下一条运河那么远。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非常严肃地说道，“gottsetdank.”除了中尉外，这批军人多半是德国人。
那边有一丛农家房屋。中尉首先紧贴着墙壁走了进去，我们每个人之间隔开六英尺，成单行跟进。接下去，士兵们没有奉到命令，就在田里分散开。这地方毫无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地方，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俗恶的石印油画，一幅是《圣心》，一幅是《圣母和圣婴》，这使那一大丛摇摇欲坠的房屋有了一种欧洲气氛。你即使不赞同这些人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相信些什么：他们是人，不只是血流干了的灰黑色死尸。
打仗的时候，多半是坐下来，什么事也不做，静等着一个别人。你还有多少时间好活，谁也无法担保，因此就算作一连串的思想，似乎也不值得。哨兵们照他们以前常做的那样，走了出去。这时候，前方有一点儿动静就是敌人出现了。中尉在地图上作了一个记号，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一阵正午的寂静降临下来，连迫击炮也不响了。天上没有飞机。一个士兵用树枝在大院里的烂泥堆中胡搅了一气。过了一阵，我们仿佛已经给战争忘却了。我希望凤儿已经把我那几套衣服送到洗衣店去。一阵凉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有一个士兵很拘谨地走到谷仓后面去撒尿。我竭力在回想，河内的英国领事让我拿走了一瓶威士忌，我是否付了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我想，“这就是了。现在来啦。”这正是我需要的一点儿警告。我带着一种兴奋的感觉等待着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再一次“为那件大事准备过分了”。直到隔了漫长的好几分钟以后，一个哨兵才回进来，向中尉报告了一些什么。我在一旁只听见了这两个字，“neuxcivils.”
中尉对我说道，“咱们去看看，”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一条泥泞的、长满草的路径小心走去。离农家房屋二十码外，在一条狭窄的沟里，我们碰上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小孩。他们显然是死了：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小块匀整的凝血，孩子就跟睡着了差不多。他大概有六岁，躺在那儿，瘦削的小膝盖弯着，活像在娘胎里那样。“talchance，”中尉说。他弯下身，把孩子翻过来。小家伙脖子上挂着一个圣牌。我心里想着，“这个护身符不灵。”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恨战争。”
中尉说道，“你看够了吗？”他这句话说得很粗野，就仿佛这两条性命该由我负责似的。也许在军人看来，是平民出钱雇用他杀人的，平民把谋杀罪放在军烟袋里，从而逃脱了责任。我们走回农舍去，又在风吹不到的草堆上默默地坐下。风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天快黑下来了。那个玩树枝的士兵正在撒尿，而撒过尿的那个士兵却在玩树枝。我心想，在哨兵已经布好岗后的那些寂静时刻中，那母子俩一定以为从沟里走出来是安全无事的。我不知道他们在那沟里是不是躲藏了许久——因为那块面包早已干了。这座农舍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起来了。中尉疲惫地说道，“他们要来轰炸这个村庄了。巡逻队今儿晚上全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开始往回走，又撑船绕过那一大堆死尸过河，列成纵队走过那座教堂。我们其实并没有走多远，然而这趟巡逻却似乎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唯一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母子俩。飞机已经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开始了。
等我回到军官的营房里，天已经黑了。我就在那儿过夜。那儿的气温只有零上一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座燃烧的市场。营房里有一堵墙早给火箭炮轰垮了，几道门也坍倒，挂上帆布帘子也挡不住一阵阵风。发电机不起作用了，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来遮挡住，才使蜡烛不给吹灭。我跟一位索雷尔上尉玩四一二一一，赌共产党发行的纸币：我无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军人食堂里的客人。我的手气令人厌倦地时好时坏。我于是打开了我那瓶威士忌酒，想使我们暖和一点儿，其余的人全都围拢来。上校说道，“离开巴黎后，这是我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出去巡视了一下放哨的情况后，也走了进来。“也许今儿晚上可以安静一夜，”他说。
“他们在四点钟以前是不会攻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给你找一把来。最好放在你的枕头边。”他又很殷勤地加了几句道，“我担心你会觉得你的褥垫相当硬。到三点半，迫击炮就要开始了。我们想打散敌方结集的兵力。”
“您认为这一仗要打多久？”
“谁知道？我们从南定无法再调更多的部队来。这只是一场牵制性战斗。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假如就靠这些支援，我们能抵挡得住，那么你可以说，这就是场胜利了。”
这时候，大风又刮起来，直往房子里吹。帆布帘子给掀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乐纽斯在幕后被刺死的事），蜡烛不住地闪烁。黑影憧憧，就像演戏一样。我们倒像是一个巡回演出剧团了。
“你们的岗哨都能坚守住吗？”
“据我知道，到现在还坚守着。”他看来十分疲惫地说，“这并不算什么，你知道，跟一百公里以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简直不重要。那边才是一场大战哩。”
“再来一杯怎么样，上校？”
“谢谢你，不喝了。味道好极啦，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点儿，以防夜里需要。请你原谅，我想去睡一会儿啦。迫击炮一开起火来，那就睡不着了。索雷尔上尉，请你照料照料福勒先生，让他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一支蜡烛、火柴、一把左轮手枪。”说完，他走进房间去了。
对我们大伙儿说来，这也是一个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里给我在地板上放了一床褥垫。我的四周全是一些木箱。没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硬，却是很好的休息场所。我心里想着，不知道凤儿是不是在家，不过，说也奇怪，我却一点儿没有嫉妒的情绪。今儿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见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牺牲的。等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一人在舞台上跳舞，跳得很生硬，两只胳膊伸向前，搂着一个看不见的舞伴。我坐在一张像弹钢琴用的凳子上看着他跳，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以防有谁来干涉他跳舞。有一张节目表贴在舞台旁边，就像英国音乐厅里张贴的那种，上面这样写着：“爱情之舞，甲级证书。”戏院后面有人走动，我握紧了我的手枪。这时，我醒过来了。
我的手正按着他们借给我的那把手枪，一个人站在房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蜡烛。
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上投下了一道黑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怯生生地说道，“非常对不住，把你吵醒了。他们对我说，我可以在这儿睡。”
我这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这顶钢盔是打哪儿弄来的？”我问。
“哦，人家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他从身后拖进来一只军用背包，开始从包里取出一个羊毛衬里的睡袋来。
“你的装备倒很齐全，”我说，一面尽力想着为什么我和他竟然全跑到这儿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睡袋，”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取出一个热水瓶和一台小酒精炉，一把发刷，一套剃胡子用具和一罐军用配给干粮。我看看我的手表。将近凌晨三点钟。
派尔继续打开行李。他把几只木箱重叠起来，在上面放下他的剃胡子用的镜子和其他用具。我说，“我很怀疑你是否弄得到水。”
“哦，”他说，“早晨要用的水，我那热水瓶里足够。”他在睡袋上坐下，动手脱皮鞋。
“你究竟是怎么上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来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队，然后我雇了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
“哦，是一种平底小船——我不知道叫什么名称。事实上，我不得不买下那条船来。没花多少钱。”
“你一个人沿着这条河撑下来的吗？”
“这实际上并不困难，你知道。我是顺流而下。”
“你疯啦。”
“哦，没有事。唯一真正的危险就是怕搁浅。”
“或是给海军巡逻艇开枪打死，再不然就是给一架法国飞机扫射。还有就是给越盟割断了脖子。”
他哈哈大笑，不大好意思。“可是，我好歹到了这儿啦，”他说。
“为了什么？”
“嗅，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睡觉。”
“我这会儿并不想睡。大炮就快打响啦。”
“我把蜡烛移开，成吗？这儿未免大亮了。”他似乎有点儿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哦，那天你使我认为发艳这个地方相当有意思。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儿，待在一块儿的那天吗？”
“记得，怎么样呢？”
“我认为自己应当来看看。说实话，格兰杰那样胡来，我真觉得有点儿丢脸。”
“我明白啦。就这么简单吗？”
“哦，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对吗？”他开始玩弄他的鞋带。我们沉默了好半天。“说真的，我不太老实，”他终于这么说。
“不老实？”
“实际上，我是来看你的。”
“你上这儿来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在一阵窘困为难下抬起头来，不再玩弄鞋带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爱上风儿啦。”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是这样的出人意外，又这样一本正经。我说道，“你不能等到我回去再说吗？下星期，我就要回到西贡啦。”
“下星期，你也许早给打死了，”他说。“那样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啦。而且要等那么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抑制住，不跟凤儿亲近。”
“你是说，你一直还没有跟她亲近吗？”
“当然还没有。你以为我会先跟她说——不让你知道吗？”
“一般人就这么做，”我说。“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猜想就是那天晚上在乡村酒家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当时还认为你始终没有跟她很接近。”
他有点儿困惑地望着我。如果他的举止在我看来是愚蠢的，那么我的举止在他看来显然是莫名其妙的。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看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姑娘。她们全那么美。咳，她也可能是她们中的一个。我想要保护她。”
“我可不认为她需要谁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玩过吗？”
“约过，我没有去。我一直没有去接近她们。”他郁闷地说，“这非常不好。我觉得这样做很卑鄙，不过请你相信我，成吗？假如你们已经结婚——那我决不会闯进来，拆散人家夫妻俩。”
“你似乎很有把握，你真能闯进来吗？”我说。他第一次惹得我生起气来。
“福勒，”他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干吗？”
“我可以叫你汤姆吗？我多少觉得，这件事倒使我们更接近了。我是说，两个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他背靠着那些箱子，热切地坐起身来。“现在，既然你知道了，一切都似乎不同啦，”他说。“我打算要求她跟我结婚，汤姆。”
“我宁愿你管我叫托马斯。”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间选一个，托马斯。这很公平。”但是，这算公平吗？我第一次不寒而栗，预感到往后的孤独寂寞。这一切真异想天开，然而……他可能是一个笨拙乏味的情人，但是我是个穷光蛋。他手头现有着无限的体面。
派尔开始脱衣服，我心里想道，“他还享有青春哩。”嫉妒派尔，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我说，“我没法跟凤儿结婚。我在国内还有个妻子。她决不会答应和我离婚。她是个高教会派教友——假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话。”
“我觉得很遗憾，托马斯。顺带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奥尔登，要是你乐意知道……”
“我宁愿还管你叫派尔，”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就是派尔。”
他钻进了睡袋，伸出手去取蜡烛。“嘘，”他说，“我很高兴这件事算过去了，托马斯。这一阵子，我一直为这事觉得不好受。”显而易见，他这会儿是不再难受了。
等蜡烛吹灭了后，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外面的火光映衬出的他的板刷头的轮廓。
“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他这话像一场拙劣的喜剧的提示那样刚说完，迫击炮顿时就响了起来，尖声呼呼地直响，接着就爆炸开来。
“我的天，”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是他们想阻止人家的一次进攻。”
“晤，我想，咱们俩这会儿都睡不成啦。”
“睡不成啦。”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看待这一切的方式是怎么个看法——我觉得你很出色，很出色，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你。”
“谢谢你。”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要多得多。你知道，从某些方面看，波士顿未免有点儿——狭隘。就算你不是洛厄尔家或是卡伯特家的人。我也希望你能给我提点儿意见，托马斯。”
“关于什么方面？”
“关于凤儿。”
“我要是你，就不会相信我的意见。我是有偏见的。我想留下她。”
“哦，不过我知道你这人很直爽，绝对直爽。我们两人全都非常关心她的利益。”
突然，我对他这种孩子气，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说，“我关心可不是为了她的利益。你可以管她的利益。我只要她的肉体。我要她陪我睡觉。我宁愿摧残她，跟她一块儿睡觉，……也不愿照料她的什么该死的利益。”
他在黑暗中用很微弱的声音“哦”了一声。
我继续说下去，“假如你关心的只是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份上，别碰凤儿。她像任何其他的女人一样宁愿有一个好……”一声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的耳朵没有听见那句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派尔身上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憨劲儿。他已经决定要我表现得好，我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好。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难受，托马斯。”
“我并不难受。”
“哦，不错，你是在难受。我知道，要是我不得不放弃凤儿，我也会如何难受的。”
“但是我还没有放弃她。”
“我也是相当重视肉体的，托马斯，但是要是我能看见风儿快乐，我会牺牲掉一切对肉体的希望。”
“她现在就很快乐。”
“她不可能快乐——在她眼前的处境中，她不可能快乐。她需要孩子。”
“你真的相信她姐姐那一套胡扯吗……”
“做姐姐的有时候知道得更清楚……”
“她只是想把那种想法推销给你，派尔，因为她认为你比较有钱。我的天，她倒推销得不错。”
“我只有我的薪水。”
“哦，可是你们货币的兑换率好歹比较高呀。”
“别这么尖刻，托马斯。这类事情很多。但愿是别人而不是你碰上这种事。这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好像她真的就要离开我似的，派尔。”
“当然啦，”他没有多大把握地说，“她也许乐意跟你同居下去。”
“那你又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走。”
“你干吗不现在就离开，派尔，别在这儿惹麻烦呢？”
“那就对她不公平啦，托马斯，”他相当认真地说。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对自己惹起的麻烦抱有如此好动机的人。接下去，他又说道，“我可不认为你很了解凤儿。”
好几个月以后，那天早晨醒来，凤儿躺在我的身边，我想道，“你派尔又了解她吗？你能料到现在这种局面吗？凤儿如此快乐地睡在我的身边，而你却死了？”时间自会进行报复，但是报复往往是如此辛酸。我们大伙儿要是不强求了解，接受这一事实：没有人会了解另一个人，没有妻子会了解丈夫，没有情夫会了解情妇，也没有父母会了解孩子，那么我们大伙儿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些呢？也许，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发明了上帝——一个能了解一切的神。也许，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是了解别人，我也会哄骗自己去信仰上帝，但是我只是一个记者，上帝是为社论撰写人存在的。
“你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了解吗？”我问派尔。“哦，看在上帝份上，咱们来喝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声音太响啦，没法多争沦。”
“现在喝酒太早了点儿，”派尔说。
“已经他妈的太晚啦。”
我倒出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一杯，透过威士忌酒睁大眼睛望着蜡烛光。每逢有一枚炮弹爆炸开来，他的手就颤抖一下，然而他却不顾危险，糊里糊涂地从南定跑了来。
派尔说道，“这事很奇怪，我们两人都不能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酒喝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