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个仆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两条腿麻木，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加豌豆，顺过道走着，绊一个筋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经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他们没法生活了，而且闲着没事做也无聊，就决定应该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些，生活也便宜些。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将近黄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乡的那个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现在一走进木房，他简直吓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脏。他妻子奥莉加和他女儿萨莎是跟他同路来的，她们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据半间屋子，给煤烟和苍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苍蝇哟！炉子歪了，墙上的原木歪歪斜斜，好像小木房马上就要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纸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是用来代替画片的。穷啊，穷啊！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黄色头发的姑娘，没洗脸，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没有看一眼这些走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正在炉叉上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萨莎叫它，“猫咪！”
“我们这只猫听不见，”那小姑娘说：“它聋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莉加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没说话。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包袱，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们的木房算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顶穷苦、顶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窗上挂着窗帘。那所木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四周没有围墙，那是一个小饭铺。所有的木房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静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愉快的景象。
在农民住房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险峻，这儿那儿的粘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顺着那些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一堆堆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红色的，在各处垒得很高。坡下面铺展着一片广阔、平整、碧绿的草场，草已经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蹓跶。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间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阔的草场，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鹅。过了草场，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顶上有一个村子和耸起五个拱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老爷的房子。
“你们这儿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主啊，多么宽敞啊！”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彻夜祈祷（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抬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在开饭……”尼古拉沉思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赏日落，看金黄和绯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静、难以形容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咩咩地、哞哞地叫着，鹅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静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驼背的、掉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高，回家来了。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木房，看见全家的人，看见高板床上、摇篮里、各处墙角里那些动弹着的大大小小的身体，看见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钱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错了，做错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们互相招呼过后，他问。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他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酒喝得太厉害。”
“他不是挣钱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说，“咱们这一家的庄稼汉都倒霉，都不带点什么回家来，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认得那条上小饭铺去的路，这种罪孽也用不着瞒了。这是圣母生了咱们的气。”
由于来了客人，他们烧起茶炊来。茶有鱼腥气，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经有人咬过。蟑螂在面包和碗盏上爬来爬去。喝这种茶叫人恶心，谈话也叫人不舒服，谈来谈去总离不了穷和病。可是他们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声音：
“玛——丽亚！”
“看样子好像基里亚克来了，”老头子说，“说起他，他就来了。”
一片沉寂。过了不大工夫，嚷叫声又响起来，又粗又长，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玛——丽亚！”
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缩到炉子那边去。这个结实的、宽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她女儿，那个原先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声哭起来。
“你号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对她吆喝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身体也结实，肩膀也宽，“他不会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经从老头子口里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总来找她，大吵大闹，死命地打她一顿。
“玛——丽亚！”嚷叫声从门口传来。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嘟嘟哝哝地说，喘着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们……”
木房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们一齐哭起来。萨莎学他们的样，也哭起来。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子的农民，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木房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脸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脸上。她没喊出一点声音就给这一拳打昏了，一屁股坐下去，她的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哝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哟！”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感到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玛丽亚的胳膊，拉她到门口，像野兽似地吼叫，为了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就停住手。
“哦，他们已经来了……”他说，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圣像前面念完祷告，摇摇晃晃，睁大他那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说，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说，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谅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来杯，然后在长凳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们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萨莎躺在地板上，奥莉加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板棚里去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经》上说：谁要是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调跟她们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仆。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真好看，真文雅！”
玛丽亚说她不但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祷告，就连“我们的父”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不开展，什么也不懂。她们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害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问起丈夫不在，是不是闷得慌，就没好气地回答说：
“滚他妈的！”
她们谈了一会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板棚附近逼尖了喉咙喔喔地啼着，搅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缝，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见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奥莉加到教堂里去，带着玛丽亚一路去了。她们顺小路下坡，向草场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莉加喜欢空旷的乡野。玛丽亚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贴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上面低低地飞翔，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经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鸦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总是吵架。咱们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现在我们在小饭铺里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她说：‘你们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经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们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莉加用唱歌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调，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如果”和“暂且”那类字，就觉着晕晕糊糊，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负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冈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该。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霉。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经》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脸容也会变得怜悯、感动、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玛丽亚问她。
“我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
她们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来了，“她刚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闹，爱骂人，真不得了！”
眉毛乌黑，头发蓬松的菲奥克拉年纪还轻，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结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底下清洁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额头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天气暖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可怕的、无尽头的、使人躲也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们本来在四周的风光里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这时候就一下子消灭了。
她们走进教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多钟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终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闪出一条路来让地主一家人走过去。有两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子，走进来，跟她们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脸蛋儿又胖又红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她们一来，感动了奥莉加。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玛丽亚皱起眉头阴沉而郁闷地瞟着她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怪，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被踩死似的。
每回辅祭用男低音高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玛——丽亚！”她就打冷颤。
村子里的人已经听说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马上有许多人聚到那小木房里去。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风气，从农奴制时代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卢卡·伊万内奇的，现在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食堂的侍役，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得了势，就找他们的亲戚来，把他们安插在旅馆里和饭馆里。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的居民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贱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给送到莫斯科去，由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万·马卡雷奇谋了个事，当时伊凡·马卡雷奇在隐居饭店当差。现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对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
“伊万·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上帝，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爷啊，”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说，“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约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苍白的脸，悲凉地说：
“你不是挣钱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挣钱的人了！真的不行了！”
大家全都疼爱萨莎。她已经满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脸蛋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们当中，却脸蛋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红丝带，显得滑稽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旷野上给人捉住，带到小木房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呐！”奥莉加夸道，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说，从墙角拿出一本《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脏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们走进房里来了似的。萨莎抬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涨红了脸。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听到这里，奥莉加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玛丽亚看着她那样子，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不住咳嗽起来，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孙女，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一挥手，算了。等到念完经，邻居们就走散，回家去了。他们都深受感动，十分满意奥莉加和萨莎。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统统都叫她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烧茶炊，甚至自己给田里的男人们送午饭去，事后却又抱怨说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闲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见饭铺老板的鹅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捞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木房，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瘪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觉着仿佛有一只乌鸦偷偷来衔她的小鸡，就一边骂着，一边向乌鸦冲过去。她一天到晚生气，发牢骚，常常叫骂得那么响，弄得街上的行人都站住脚听。
她待她的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骂他懒骨头，一会儿骂他瘟疫。他是个没有主张而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经常督促他，也许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说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没完没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负他，听他讲话是乏味的。
“是啊，”他的话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钱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没招谁惹谁。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见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打小饭铺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说啊说的，给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害着很厉害的醉后头痛，在他弟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这白酒害得人好苦啊。唉，我的天！”他嘟哝着，摇着他那胀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份上，原谅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们在小饭铺里买了一条鲱鱼，用鲱鱼头熬汤。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们真也好像让茶灌得胀大了。然后他们又喝鱼汤，大家都就着一个汤钵舀汤喝。至于鲱鱼，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烧汤钵。下面草场上，姑娘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唱歌。有人拉手风琴。河对面也在烧窑，也有姑娘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谐。小饭铺里面和小饭铺左近，农民们闹得正有劲。他们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骂，骂得非常难听，吓得奥莉加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骂滔滔不绝，而且骂得顶响、骂得顶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种咒骂，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明明从小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经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场上，在小饭铺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莉加和玛丽亚所睡的板棚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们儿……这是罪过……”
“玛——丽亚！”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们儿。”
两个人在堆房旁边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场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骂了句难听的话，走进小木房里去了。
老奶奶把萨莎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鹅钻进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小饭铺老板的鹅可能从后面钻进菜园里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干正经事，它们在小饭铺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鹅高高地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场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带子。萨莎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见鹅没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见玛丽亚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玛丽亚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没有一个男孩，顶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长的衬衫，站在太阳地里。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在意，仿佛化成了石头。萨莎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绿的、红的、蓝的小圣像灯，跟小眼睛似的。夜里上帝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上帝的侍者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学她母亲的话，“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问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就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烧一烧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妈和玛丽亚说：‘你们从没欺负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说：‘你们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荤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睁大眼睛，说：
“瞧着天空，别䀹眼睛，那你就会看见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静中过了一分钟。
“看见没有？”萨莎问。
“没有。”莫特卡用低音说。
“可是我看见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一闪一闪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问：
“老奶奶会遭到火烧吗？”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紧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慢坡，长满柔软的绿草，谁一看见，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萨莎躺下，滚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现出庄重而严肃的脸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滚。她往下一滚，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萨莎说，高兴得很。
她们俩走到顶上预备再滚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那熟悉的尖嗓音响起来了。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没了牙，瘦得皮包骨，驼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风里飘动，正拿着一根长棍子把鹅赶出菜园去，哇哇地叫着：
“它们糟践了所有的白菜，这些该死的东西！把你们宰了才好，你们这些该诅咒三次的恶鬼，祸害，为什么你们不死哟！”
她一眼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就丢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掐住萨莎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萨莎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鹅却伸直脖子，摇摇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咭咭地叫了一阵，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鹅都用称赞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萨莎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木房里去申诉。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脸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一样。
“我的圣徒啊！”奥莉加瞧见她俩走进小木房来，吓慌了，叫道，“圣母啊！”
萨莎刚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骂着，走进来了，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屋子里闹得乱哄哄的。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脸色苍白，心里很乱，摩挲萨莎的脑袋，极力安慰这孩子，“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没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经给这种不断的吵嚷、饥饿、烟子、臭气闹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经痛恨而且看不起贫穷，本来已经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妈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从炉台耷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说：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包儿！”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顶撞他，“鬼支使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吃闲饭的！”
萨莎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缩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话，人可以听见她们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没有养好的希望了，就往往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所有那些跟他贴近的人都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现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脸上现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们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说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话才好。
他呢，紧挨着奥莉加，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对她说：
“奥里亚，亲爱的，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没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份上，你写封信给你妹妹克拉夫季·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钱给我们寄来，我们好离开这儿。啊，上帝呀，”他痛苦地接着说，“哪怕让我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哪怕让我梦见它也是好的，亲爱的！”
黄昏来了，小木房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碗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玛丽亚给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张凳子上。然后老奶奶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也灌了很久，不慌不忙，明明很满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谁也不能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玛丽亚把罐子送到地窖里去，莫特卡却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见凳子上摆着那个装着面包皮的木头碗，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碗里。
老奶奶回到小木房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萨莎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经吃了荤腥，现在包管要下地狱了。她们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萨莎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火，那炉子像陶窑，魔鬼长着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刚才老奶奶自己赶鹅一样。
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场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那边跑。那些上边，坐在峭壁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了！着火了！”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传上来，“村里着火了！”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幅可怕的、不同寻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村子尽头的几个小木房中，有一个小木房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互相推挤，摔倒，他们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小饭铺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续在唱歌，拉手风琴，仿佛压根儿没出什么岔子似的。
“谢苗大叔家里着火了！”有人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
玛丽亚在她的小木房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们穿着小衬衣一个个往外跑。乡村警察小屋左近，一块铁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飘过空中。这急促而不停的响声闹得人心里发紧，浑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圣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给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马，素来跟成群的马隔开，因为它踢它们，伤它们，这时候却撒开了缰，嘶叫着，踏得咚咚响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车旁边猛的站住，扬起后蹄踢那车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木房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抢救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谢苗，这是一个生着棕红色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上衣，戴一顶便帽，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上，脸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胡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地精。他不是本村的人，可显然跟这场火灾有关系，他在火场旁边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秃顶上。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跟茨冈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木房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连砍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然后开始砍门廊。
“娘们儿，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小饭铺里闹酒的农民们把救火的机器拉来了。他们全醉了，不断地绊绊跌跌，脸上露出束手无策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们，拿水来！”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们！”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满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莉加、玛丽亚、萨莎、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们和男孩们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咝咝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门，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真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劲！”
安契普蹿进起火的过道屋，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们，出力啊！”
一群农民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周围全是麦子垛、干草、板棚、成堆的枯树枝。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辩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上的女人说：
“何必拿脑袋撞地，大嫂？这小木屋保过火险啊，那你还愁什么？”
谢苗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将军的家奴……他从前在我们的将军家里做厨子，但愿将军的灵魂升入天堂！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说……是啊，当然，我们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烧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该倒霉，她把茶炊搁在门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顶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们自己都差点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真罪过！”
那块铁板被人不断地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劲儿地鸣响。奥莉加周身给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红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红色鸽子。她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觉得钟声跟尖刺似的钻进她的灵魂，觉得这场火永远也烧不完，觉得萨莎丢了……等到小木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浑身发软，再也提不动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和她的身后都有农妇们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哭死人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里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们和工人们，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大学生骑着马赶来，穿着白色海军上衣，敞着怀。他们用斧子劈砍，声音很响，又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涨红了脸，用尖利的嘶哑声调和仿佛干惯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们拆开那个小木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篱笆、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们捣毁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木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毁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去，四肢着地，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河对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她们站在远点的地方，看这火灾。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烧，可是冒着浓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斥责他，“乔治！”
火烧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们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脸色苍白，有点发青，一清早残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脸色总是这样的。农民们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和他那顶烧掉的帽子说了一阵笑话。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少爷！”奥莉加对大学生说，“您应当到我们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说，指一指萨莎，萨莎觉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说了一句法国话，他就给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钱。老奥西普看在眼里，他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谢上帝，老爷，幸好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一下子就都烧光了。老爷，好心的贵人，”他又说，声音放低了，而且觉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赏几个钱买一小瓶酒喝吧。”
他没得着钱，就大声嗽了嗽喉咙，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奥莉加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辆车子涉水过河，看那位少爷穿过草场。河对岸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们。她走进小木屋，对丈夫赞赏地说：
“那几个人真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们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玛丽亚认定自己不幸，常说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却刚好相反，觉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困、肮脏、不停的咒骂，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给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随手倒在门廊上，或者从门槛上泼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蹚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莉加，这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贵人！”她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
有一天早晨，那已经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脸冻得发红，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讥诮地说，“两位贵夫人！”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们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胀死！”她接着说，憎恨地瞧着奥莉加，“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这油篓子！”
她抡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莉加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
“啊呀，圣徒！……”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骂，弄得木房里都听得见。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悠长的黄昏。他们在小木屋里缠丝线，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们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丝，全家人一齐工作，挣一点点钱，一个星期才挣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缠丝，一面说，“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饭有白菜汤和麦粥，晚饭也是白菜汤和麦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木房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能看见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说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说起在这一带，现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们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训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围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白酒。成串的大车队怎样载着被打死的飞禽，送到莫斯科年轻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说到坏农奴怎样给人用桦树条打一顿，或者发配到特威尔的领地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嘉奖。老奶奶也有话讲。她什么都记得，一样也没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们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一些天晓得的人物：一个嫁给酒徒，一个嫁给小市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们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们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门，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顶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烧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各式各样的往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详细问他旧日为老爷烧些什么菜。他们谈到肉饼、肉排、各种汤、各种佐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记得清楚，举出一些现在已经不烧的菜，比方说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上将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唉！你们这些半吊子的厨子！”
小女孩们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䀹地瞧着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仿佛是云端里的小天使。她们爱听故事。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叹气，打冷战，脸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们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下去睡觉。老年人给那些故事搅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纪轻轻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在人的记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泼、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给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静啦，摇篮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缘故，只使得他们想到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刚刚迷迷糊糊，刚刚沉入遗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脸上吹一口气，睡意就没有了，身体觉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钻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种种早就有的枯燥而沉闷的思想又在脑子里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唉，主啊！”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一句祷告，开了房门，然后走到外面门道里拉开门栓。可是没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街上吹进来，门道忽然给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门口可以瞧见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谁啊？”奥莉加喊一声。
“我，”传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门口，贴着墙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结实而年轻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闹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剥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说，“我只好没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给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莉加小声说，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们看见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经在动弹，咕噜了，老头子问：“是谁啊？”奥莉加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吗，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谁了，生气地咕噜着，“该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哟！”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小声说，给菲奥克拉穿好衣服，“没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静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给一种捣乱的、纠缠不已的东西闹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满是焦虑和恶意，玛丽亚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饿。现在他们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轻，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静下来了。河对面偶尔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亚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说：“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木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经可以看清楚了。
尼古拉通宵没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绿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平衣袖，揪一揪燕尾服的后襟，微微一笑。然后他小心地脱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玛丽亚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没有睡足，现在一边走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许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自由好得多！”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警察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县警察所长在小饭铺里停下。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能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小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诌诌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木屋，那县警察所长，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屋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木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圣像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以前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县警察所长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老兄？”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禀，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说，‘奥西普，’他说，‘把你的干草卖给我……你卖了吧，’他说。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约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们儿在水草场上割来的……好，我们就成交了……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请他们来作见证似的，他脸红，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说这些干什么，”县警察所长说，“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欠款？你们都不缴，难道这要我来负责吗？”
“我缴不出来嘛！”
“这些话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说，“固然，契基尔杰耶夫家道贫寒，不过请您问问别人好了，此中症结都在白酒上，他们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涂之至。”
县警察所长写下几个字，然后镇静地对奥西普说话，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车走了。他坐上一辆简便的四轮马车，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他已经记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走出一俄里路，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已经从契基尔杰耶夫的小木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该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驼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绿颜色，在风里飘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拖长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地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圣徒啊，他们欺侮我！亲人啊，他们挤兑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木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亚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们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萨莎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长着雀斑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极穷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一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吧！”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罗沃村里，农民们只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给孩子施洗礼，举行婚礼，或者举行教堂葬仪，才去一趟。他们做礼拜，通常是到河对面的教堂去。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就打扮漂亮，成群结伙地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衣服，走过草场，看上去很快活。不过遇着坏天气，她们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忏悔和领圣餐，她们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间没有能够领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没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奇的事，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说：
“谁知道呢！”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朦朦胧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掺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贫穷和烦恼立刻就插进来，盘踞她的脑海，她马上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一点也记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觉以前，她总站在圣像面前，小声说：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没学过祷告，也没人向他们讲起过上帝，传授过训诫，只是不准他们在斋期吃荤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柔而敬仰地喜爱它。可是他们都没有书，也没有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候对他们念《福音书》，他们就尊敬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命名节和祷告仪式，奥莉加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在朝圣的路上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就高兴起来，笑迷迷、喜洋洋地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她觉得厌恶，使她痛苦。到圣伊利亚节，他们喝酒。到圣母升天节，他们喝酒。到圣十字架节，他们喝酒。圣母节是茹科沃教区的节日，逢到这个节期，农民们一连喝三天酒。他们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敛钱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早晨，中午，傍晚，连吃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夜里孩子们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连帽子和靴子也在内，统统换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玛丽亚，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浇水，她才能醒过来。事后，大家都觉得害臊，恶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圣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全部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圣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保护神啊，母亲！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们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白酒的祸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们。
“保护神啊，母亲！”玛丽亚哭道，“母亲！”
可是祈祷做完，圣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粗鲁而酒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们越阔，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结，才点蜡烛，做礼拜，以防万一。贫穷的农民并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也没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得到优待从军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玛丽亚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们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肠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了！”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受临终涂油礼。他们常常谈到受凉，谈到蛔虫，谈到瘤子，说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脏那儿去了。他们顶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车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说她自己才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认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给她看病，反而会说她该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饿，怒气冲冲，给自己带回来药水，给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说是觉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识周围三十俄里以内所有的医生、医士、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军医士，医道很好，劝她去找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场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留着胡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脸上满是蓝色的细血管。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木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缝戴着极大的眼镜，正拿一件破烂的衣服裁成背心，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在用羊毛擀成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而给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缝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木屋里又挤又闷，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诊察了尼古拉，说是须得给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缝、基里亚克、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瞧着，他们觉着他们仿佛瞧见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流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附在他胸膛上，渐渐充满浓浓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满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缝说，“求上帝保佑，这对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脸瘦下去，照女人们的说法，缩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请裁缝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啊，这个冬天多么寒冷，多么长啊！
到圣诞节，他们自己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闹，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饥饿的母牛的叫声昼夜不停地从畜栏那边传来，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天气始终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报喜节，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又下了一场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地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流下了眼泪，喘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仆，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管院子的或者雇工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们就打点着动身了。奥莉加和萨莎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刚亮就走了。玛丽亚也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念了一阵祷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没哭，只是脸皱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脸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风韵和愉快的微笑，现在只有她经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儿的农民。她想起他们怎样抬走尼古拉，在每一个小木屋旁边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真可怕，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醺醉。他们生活得不和睦，老是吵嘴，因为他们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谁开小酒馆，灌醉人民？农民。谁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盗用了，喝光了？农民。谁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烧房子，为一瓶白酒到法庭上去做假见证？谁在地方自治局和别的会议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们作对？农民。不错，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受苦，流泪，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无法使人谅解。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酸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狭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醺醉，骂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码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的长老讲话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再者，那些爱财的、贪心的、放荡的、懒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哪儿谈得上什么帮助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莉加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惨惨、忍气吞声的表情……现在，她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玛丽亚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脸凑到地面，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哭诉很久。奥莉加和萨莎很久很久还看见她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一边不知对谁叩头，一些白嘴鸦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走路是畅快的，奥莉加和萨莎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玛丽亚她们多么高兴，样样东西都吸引她们。时而出现一个古老的坟丘，时而出现一长排电线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线就不见了。电线神秘地嗡嗡响，时而她们远远看到一个小农庄，完全给一片苍翠遮住，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什么缘故她们觉得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时而出现一匹皮包骨的瘦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鸟不停地歌唱，鹌鹑互相呼应。秧鸡不断尖声叫着，仿佛谁猛的丢出一个旧铁环去似的。
中午，奥莉加和萨莎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宽阔的街道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就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红红的秃顶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莉加彼此都没认出来，后来他们正好同时看见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话也没说。有一个小木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阔气一点，奥莉加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咙，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
“东正教的教徒啊，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正教的教徒啊，”萨莎唱起来，“看在基督的份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