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某省某县，住在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上。他是个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时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对我抱怨说，他从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园中一所小房里住着，我却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用来睡觉的一张宽阔的长沙发和我用来摆纸牌卦的一张方桌以外，别的家具一无所有。那儿的一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哪怕在没风的天气，也老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在暴风雨的时候，整个房子就都颤摇，仿佛要咔嚓一声倒下来，土崩瓦解似的，特别是夜里，所有十个大窗子突然被闪电照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简直什么事也不做。我一连几个钟头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着天空，瞧着飞鸟，瞧着林荫道，或者把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信件报纸之类统统读完，或者睡觉。有的时候我走出房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来。
有一次我走回家来，无意中闯进一个我不熟识的庄园里去了。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来。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一个石砌的白色大门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门古老而坚固，上面雕着狮子，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生得苗条，苍白，很美，头上的栗色密发蓬蓬松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神态严峻，看也不看我。另一个还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苗条而苍白，生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看见我路过就惊奇地瞧着我，说了句英国话，神情忸怩。我觉得那两张可爱的脸以前也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觉得仿佛做了一场美梦。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辆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沙沙响地滚过草地，走进院子里来，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是年纪大一点儿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单来替遭了火灾的人募捐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烧毁，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要我们写下认捐的款项以后，收起认捐单，立刻开始告辞。
“您完全忘了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愿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样生活而光临寒舍，我的母亲和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来。这个姑娘，依他的说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同母亲和妹妹所住的庄园，如同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谢尔科夫卡。她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做到三品文官，后来去世。尽管广有家财，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娅在她们的谢尔科夫卡村一个由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学校里做一名教师，每个月领二十五个卢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项全靠这笔钱开支，由于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个很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也许，过一天我们到她们家里去一趟吧。她们见到您会很高兴。”
有一个假日，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想起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就动身到谢尔科夫卡去。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约很美，现在却未老先衰，害着哮喘病，神态忧郁，精神恍惚，极力跟我谈绘画。她从女儿那儿知道我也许会到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画展上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就问我在那些画里打算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她在家里的称呼，莉达，大半在跟别洛库罗夫说话，很少跟我谈天。她神情严肃，不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为什么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不好。该害臊才是。”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这不好。”
“我们全县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里，”莉达转过身来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把县里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斗争才行。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该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叶尼娅在他们议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没有开口。她从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看成大人，由于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师叫做Mucc的。她一直带着好奇心瞧我，临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释说：“这是舅舅……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指点照片。这时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样把肩膀挨着我，我就近看见了她那柔弱而没有发育起来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由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lown-tennis，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在立着圆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不大而又舒适的房子里，看见墙上不贴粗俗的彩色画片，听见大家对仆人一律称呼“您”，我感到颇为自在。由于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一切都带着正派的意味。晚饭席上，莉达又对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起巴拉京，谈起学校图书室。她是个活跃、真诚、有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是有趣的，只是她讲得太多，声音太响，也许这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讲惯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习惯，喜欢把一切谈话都变成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疲沓冗长，明明要显出他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比划手势，而他的袖子却带翻了佐料碟，弄得桌布上湿了一大摊，不过除了我以外，好像谁也没看见似的。
我们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静。
“良好的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佐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别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很好的、有知识的一家人。我已经跟上流人隔绝了，唉，完全隔绝了！而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啊！”
他讲起人要是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却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沉闷懒散的人！他一严肃地谈到什么事，就紧张地拖长“啊”的尾音，工作起来也像说话那样慢吞吞，老是迟误，错过时机。我对他的办事才干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过他把信带到邮局去寄，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揣在口袋里忘了寄。
“最痛心的，”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说，“最痛心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我从此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坐着。我被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为我的生活惋惜，它过去得那么快，那么没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变得那么沉重，要能把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时露台上有人在说话，或者可以听见连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有人在翻书页。不久我就习惯了这儿的生活：白天莉达总是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常常不戴帽子，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傍晚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这个苗条美丽、神态永远严峻、小嘴轮廓优美的姑娘开口谈正事的时候，总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我的图画里画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所坚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在贝加尔湖畔遇到过一个布略特族的姑娘，穿着中国蓝布的衬衫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轻蔑地瞧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容和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跟我讲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恰好也是这样把我看做外路人而蔑视我。外表上她一点也不露出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生出一肚子闷气，就说，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治病，无异于欺骗农民，再者自己有两千俄亩土地而要做慈善家，那是很容易的。
至于她的妹妹米修司，却丝毫也没有什么操劳的事，跟我一样十足悠闲地打发她的生活。她早晨起床以后，立刻拿过一本书来，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上坐下，两只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开始看书，要不然就拿着书躲到椴树的林荫道上去，再不然索性走出大门以外，到旷野去。她成天价读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因为她的目光有的时候变得疲乏而呆板，而且她的脸色极其苍白，别人才能猜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多么劳累。每逢我到这儿来，她见到我就微微涨红脸，活泼起来，睁着她的大眼睛，讲起家里发生的事，例如仆人的房间里煤烟起了火，或者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日她照例穿着淡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些樱桃做果酱用，或者划船。每逢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动船桨，她的瘦弱的胳膊就从肥大的衣袖里露出来。或者我在画一个速写稿，她就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我在花园里蹓跶，离正房相当远，寻找白蘑，今年夏天这种菌生得多极了。然后我在白蘑旁边做上记号，准备以后跟叶尼娅一块儿来采。空中刮着暖和的风。我看见叶尼娅和她的母亲都穿着假日的浅色连衣裙，从教堂走回家来，叶尼娅拉住帽子，怕风吹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我这个一无牵挂而且为我的经常闲散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在我们庄园里，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格外迷人的。每逢碧绿的花园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那么幸福，每逢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里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装束得那么可爱，高高兴兴，每逢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暖、美丽的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什么事也不会做，你就不由得希望整个生活都能这样才好。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准备照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走它整整一个夏季。
叶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带着那么一种神情，仿佛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园子里找到我似的。我们采菌，谈话，每逢她问我什么话，她就走到前边去，看一看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子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的女人佩拉格娅病了整整一年，任什么医师和药物都无济于事，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阵，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不害怕？”
“不。我见着我不理解的现象，总是勇敢地迎上前去，不对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感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繁星，高于自然界的万物，甚至高于不可理解的以及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算不得人，而是见着什么都怕的老鼠。”
叶尼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能够准确地猜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把她领到永恒和美的领域里去，领到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的东西。我不承认在我死后我和我的想象力会永久消灭，就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我提出证据来。
我们往正房走去，她忽然停住脚，说：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能为她牺牲我的性命。不过您说说看，”叶尼娅伸手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您说说看，为什么您总是跟她争论？为什么您生气呢？”
“因为她说得不对。”
叶尼娅不以为然地摇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她说。
这时候莉达不知刚从哪儿回来，站在门廊那儿，手里拿着马鞭子，苗条，美丽，照着阳光，在对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给两三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带着办事的操心脸色走遍各处房间，时而打开这个立柜，时而打开那个立柜，不久又走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可是直到我们吃完菜汤，她才来吃。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不知什么缘故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很喜爱，就连那一整天，虽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饭后叶尼娅靠在一把深圈椅里看书，我在露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着。我们没有讲话。整个天空乌云四合，下起稀疏的细雨。天热，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走到露台上我们这边来，带着睡意，摇着扇子。
“啊，妈妈，”叶尼娅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身体是有害的。”
她们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瞧着树林，叫道：“喂，叶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呀？”她们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祷告，有共同的信仰，即使不讲话，也彼此了解得很清楚。她们对外人的态度也相同。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不久也跟我处熟，相好了，只要我有两三天没去，就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她也像米修司那样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那么不嫌烦琐，一老一实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常常向我透露她的家庭秘密。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尊崇的。莉达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她过着她的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而略微带点神秘的人，犹如水兵看待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这时候细雨飘飞，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那样压低了嗓子，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补充说，“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呢，您知道，我却也渐渐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挺好，可是何必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出头，现在总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忙碌，却没有看见生活在过去……应该出嫁了。”
叶尼娅由于专心看书而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微微抬起头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瞧着母亲说：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我们在晚饭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讲起学校，讲起把全县把持在手里的巴拉京。这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出来，带走了长而又长和闲散无事的这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长久，总是要完结的。叶尼娅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因为这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我觉得我缺了她似乎感到寂寞无聊，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亲近的，于是在这整个夏季当中我头一次起意要认真画我的画了。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生活得这么枯燥无味，毫无光彩？”我跟别洛库罗夫一块儿走回家去，对他说，“我的生活乏味，沉闷，单调，那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我是个怪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嫉妒、不满意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工作之类的心情就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素来贫穷，我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主人，那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有趣味，从生活里取得的这么少呢？比方说，您为什么至今没爱上莉达或者叶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跟他同住在那所小房里。我每天看见那个极其丰满而近乎肥胖的女人神态尊严，近似一只养得过肥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穿着俄国式的衣服，戴着项链，老是打着阳伞 ，仆人不时去叫她吃饭或者喝茶。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用，就此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下，看样子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年纪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每次他走出家门，都要先征得她的许可。她常用男人的嗓音痛哭，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不止住哭，我就从宅子里搬走，她才不哭了。
等我们走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就在长沙发上坐下，皱起眉头思索着。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阵淡淡的激动，就像在恋爱似的。我有心谈一谈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
“莉达只能爱像她那样热中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不妨像神话所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还有米修司呢？这个米修司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开始讲一种时代病：悲观主义，说得很长，拖着长音念“啊”字。他讲得振振有辞，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倒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你看见一个人坐在那儿，不住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走掉，那你心中郁闷透了，哪怕几百俄里方圆的荒凉单调而又干枯的草原也不致引起这样的郁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脑筋。”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指的是他，生了气，走掉了。
“公爵在马洛泽莫沃村做客，问你好，”莉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他答应在全省会议上重提在马洛泽莫沃村开设医疗所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总是忘记您对这种事不会发生兴趣。”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会发生兴趣呢？”我问，耸起肩膀，“这只不过是您不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罢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
“是吗？”
“是的。依我的看法，在马洛泽莫沃村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的气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细眼睛，问道：
“那么什么才需要？风景画吗？”
“连风景画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完手套，打开刚才邮递员送来的报纸。过一分钟，她分明按捺住她的怒火，轻声说：
“上个星期安娜因为难产而死掉了，可是如果附近有个诊疗所，她就会活下来。连风景画家先生们，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得有某种信念才对。”
“我在这方面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她却用报纸遮住她的脸，仿佛不愿意听似的，“照我看来，医疗所啦，学校啦，读书室啦，药房啦，在现在条件下是只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您不是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些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来瞧着我，冷冷地一笑。我极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继续说道：
“重要的不是安娜死于难产，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从一大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苍老，在污秽和恶臭当中死掉。她们的孩子长大了，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害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奴役状态，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里带来了新的迷信，给他们增添了需求的项目，更不要说他们为了买发泡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弯着腰劳动了。”
“我不想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种话我已经听见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人不能揣起手坐着不动。不错，我们没有拯救人类，而且也许在许多方面还犯了错误，不过我们是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事，那我们就是对的。有文化的人最崇高神圣的任务就在于为人们服务，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的能力服务。您不满意，可是话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叫人人都满意。”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有莉达在座，她总是胆怯，一面讲话，一面不安地瞧着她，深怕自己说出什么多余的或者不得当的话来。她从不反驳她的话，总是同意；说得对，莉达，说得对。
“教农民识字，给他们看思想冬烘和文笔粗俗的书本，为他们开设医疗所，那是既不能消除蒙昧，也不能减少死亡率的，就像您窗子里的光照不亮广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您干预这些人的生活的结果，无非是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劳动理由而已。”
“哎呀，我的上帝，可是要知道，人总得做事才行！”莉达懊恼地说，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认为我的见解无聊，而且鄙视它。
“必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我说，“必须松掉他们的枷锁，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致一辈子守在炉灶和洗衣盆旁边，守在田野上，也有时间考虑灵魂，考虑上帝，可以广泛地发挥他们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精神活动，在于探讨真理和生活意义。等到您使得粗笨的、牲畜般的劳动在他们成为不必要，使得他们感到自由，那您就会看出那些书本和药房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的东西。”
“解除劳动！”莉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可能。您自己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如果我们大家，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无一例外，全体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由大家平均承担，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工作三个钟头，我们其余的时间一概是空闲的。您再设想一下，为了少依赖体力，少辛苦，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劳动，而且极力把我们的需求的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我们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寒冷，让我们不致像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那样经常为她们的健康发抖。请您设想一下，我们不医病，不开药房、烟厂、酿酒厂，那么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空闲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共同把这种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如同有的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齐心合力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我相信，真理会很快为人们所发现，人类就会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经常痛苦不堪的恐惧，甚至会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说科学，科学，可是您又反对识字。”
“我反对的是在只有酒店的招牌可看和偶尔有几本看不懂的书可读的情况下教人识字。这样的识字从留里克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的彼得鲁希加早就会读书，可是乡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也还是什么样子。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广泛发挥精神能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反对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以疾病作为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病的时候才是需要的。真要是谈医治，那么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了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说，“科学和艺术，如果是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就不是致力于暂时的目标，不是致力于局部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永恒而普遍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和灵魂。如果把它们同当代的贫困和怨恨结合在一起，同药房和图书室结合在一起，那它们反而会使生活复杂，加重生活负担。我们有许多医师、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多起来，然而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却完全没有。人的全部智慧、全部精神力量都用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就过去的需要上了……科学家、作家、画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生活的舒适在一天天地增长，肉体方面的需求在加多，可是真理却还远得很，人像以前一样仍旧是最残暴卑劣的野兽，整个局势趋向于人类大多数退化，永远失去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可理解，因为仔细一看，原来他工作是供残暴卑劣的野兽消遣，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无意工作……什么都不需要，叫这个世界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米修司，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话对那样年轻的姑娘有害。
叶尼娅凄凉地看一看姐姐和母亲，走出去了。
“凡是打算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辩解的人，总是说这一类的漂亮话，”莉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
“您口口声声说您不工作了，”莉达继续说，“显然，您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我们就不要再争吵，我们永远也谈不拢，因为您方才那么鄙夷地评价过的图书室和药房，即使设备极不完善，我也认为高于世界上的一切风景画。”说完，她立刻转过脸去对着她的母亲，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公爵自从到我们这儿来过以后，瘦得多，模样大变了。他们要把他送到维琪去。”
她对她母亲谈公爵，是为了不跟我说话。她脸色通红，为了掩盖她的激动，她像近视眼那样，弯下腰去凑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坐下去，就会惹人不愉快。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外面很安静，池塘对面的村子已经睡熟，一点灯火也看不见，只有池塘的水面上映着繁星的淡光而微微发亮。在雕着狮子的大门旁边，叶尼娅站着不动，她在等我，为的是送我一程。
“村子里大家都睡了，”我对她说，极力在黑地里看清她的脸，见到一对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和偷马贼都安然地睡了，而我们这些上流人却互相生气，争吵不休。”
那是八月间一个忧郁的夜晚，其所以忧郁，是因为已经有秋意了。月亮正在从紫红的云里钻出来，略微照亮道路以及两旁乌黑的冬麦田。常有星星坠落下来。叶尼娅跟我并排在道路上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星使她害怕。
“我觉得您说得对，”她说，由于夜间的潮气而冷得发抖，“如果人们能够共同献身于精神活动，他们不久就会了解一切。”
“当然。我们是高级生物，如果我们真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只为高尚的目标生活，我们就会变成跟天神一样。可是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人类会退化，天才连影踪也剩不下。”
等到大门已经看不见，叶尼娅就停住脚，匆匆握一下我的手。
“晚安，”她颤抖着说。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缩起脖子，“您明天来吧。”
我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闷气，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满意，就害怕起来，也极力不去看那些陨落的星星。
“您再陪我一会儿吧，”我说，“我求求您。”
我爱叶尼娅。我所以爱她，大概是因为她总是接我和送我，因为她温柔热情地瞧着我。她的苍白的脸、她的细脖子、她的瘦胳膊、她的娇弱、她的闲散、她的书，都是多么美丽动人！智慧吗？我不能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过我欣赏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想法跟严峻美丽而不喜欢我的莉达不同。叶尼娅爱我是因为我是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满心想只为她一个人绘画，我把她幻想成我小小的皇后，跟我一块儿去占领那些树木、田野、迷雾、彩霞，占领那美妙迷人的大自然，而在那里我一直感到孤独得心灰意懒，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
“您再留一会儿吧，”我要求说，“我求求您了。”
我脱掉我身上的大衣，披在她的受冻的肩膀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而难看，就笑起来，把它扔在地下。这时候我就抱住她，不住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明天见！”她轻声说，小心地、仿佛深怕侵犯夜晚的宁静似的，拥抱我，“我们一家人之间是不隐瞒彼此的秘密的，我得马上去告诉妈妈和姐姐……这真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往大门口跑去。
“再见！”她叫道。
然后有两分钟光景我听见她在奔跑。我不想回家去，再者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家。我犹豫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吞吞地退回去，想再看一看她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纯朴的、古老的房子。阁楼上的窗子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都 了解似的。我走过露台，到了网球场旁边，在老榆树底下摸着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从那儿瞧着那所房子。米修司就住在阁楼里，那儿的窗子射出明亮的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绿色，那是因为灯上加了一个罩子。人影在移动……我满腔的温情，心里平静，满意自己。我满意的是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爱人，同时我又觉得不自在，因为我想到这时候，离我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许还痛恨我。我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叶尼娅会不会出来。我倾听着，觉得阁楼里好像有人在谈话似的。
将近一个钟头过去了。绿色的光熄灭，人影看不见了。月亮高高地停在房子上空，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小径。房子前面的花坛里，大丽花和玫瑰花可以看得很清楚，似乎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很冷了。我就走出花园，在路上拾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叶尼娅随时会从花坛后面走到网球场上来，或者在一条林荫道上出现，或者她的说话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又走进饭厅。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走过一条长过道，来到前厅，然后又退回去。这儿，在过道上，有几个门口，其中的一个门里响起莉达的说话声。
“上帝……送给……乌鸦……”她大声说，拖着长音，大概在教人默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是谁呀？”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忽然叫道。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在教达霞功课。”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今天早晨她同妹妹动身到平扎省我的姨母家里去了。而且她们今年冬天大概要出国……”她沉吟一下，补充道，“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写完了吗？”
我走到前厅，什么也没想，站住，从那儿眺望池塘，眺望村子，莉达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一小块干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
我顺着第一回到这儿来的路走出庄园去，只是顺序相反：先从院子里走进花园，经过正房，然后顺着椴树的林荫道走去……在那儿，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封短信。“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读那封信，“我不能违拗她而伤她的心。求上帝赐给您幸福，您原谅我吧。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多么悲伤！”
后来是那条云杉的幽暗的林荫道、坍倒的栅栏……田野上，那时候黑麦开花，秧鸡鸣叫，现在却只有些母牛和腿上套着绊绳的马在徘徊。高坡上有些地方生出绿油油的冬麦。日常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我不由得为我在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讲过的那些话害臊，跟以前一样感到生活乏味。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次我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在火车上遇见别洛库罗夫。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等到我问起他身体可好，他就回答说：托福托福。我们谈起来。他已经卖掉他原有的庄园，另外买了一处小一点的，写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他讲得不多。莉达，依他说来，仍然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儿童读书。她逐步在她的四周聚合了一群同情她的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局的选举中“击败了”一直把全县把持在手心里的巴拉京。关于叶尼娅，别洛库罗夫只告诉我说，她没在家里住着，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已经在开始忘掉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绘画或者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那窗子里的绿色灯光，或者想起那天晚上我这个堕入情网的人走回家去，冷得搓着手，我的脚步在野地里踩出来的响声。更加少有的是某些时候，孤独煎熬着我，我满心凄凉，就不由得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于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会见面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