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市前往佛蒙特州伯林顿有两种走法：快速道和慢速道。这次北行，前面的三分之二路程我们选了快速道，这条路线包括城区的弗莱布许大道、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大中心公园大道和678号公路。越过白石大桥进入布朗克斯区之后，我们继续向北开了数英里，然后开上95号公路，这条州际公路引领我们出城，穿过韦斯切斯特县东部，往康涅狄格州南部开去。在纽黑文，我们拐上91号州际公路。我们的大多数行程都在这条公路上，沿着它驶过康涅狄格州的其余部分，穿越整个马萨诸塞州，抵达佛蒙特州的南部边境。前去伯林顿的最快路线应是沿着91号公路一直开下去，直至白河会合点，然后往西转上89号州际公路。但当我们发现已到了布拉特尔伯罗市郊时，汤姆宣告说，他在高速公路上开得腻味了，宁愿改开窄一点、空一点的偏僻地区公路。于是我们离开快速道，上了慢速道。他说，这样会多开一两个小时，但我们至少有机会看看别的风景，而不光是快速移动、索然无味的车流。比如树林，路边的野花，更不用说牛群和马群，农田和草地，村镇公用绿地和偶然可见的人。我不反对改变一下计划。我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在三点钟或五点钟赶到帕梅拉家。此时露西又睁开了眼睛，正从后车窗往外望着。对于我们现在对她做的事，我深感内疚，想尽可能拖延到达的时间。我打开我们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查看了一下佛蒙特州的地图。“从三号出口出去，”我对汤姆说，“我们要找通往西北的斜向而弯曲的30号公路。大约四十英里之后，我们会在车上摆来摆去、摇摇晃晃，一直到拉特兰，找到7号公路，然后直达伯林顿。”
我为何要在这些琐碎的细节上絮絮不休呢？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往往有赖于细节，而且我也别无选择，只能准确地讲述故事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决定在布拉特尔伯罗离开高速公路，由着性子去找30号公路，那么这本书里的很多事件就根本不会发生。我说此话尤其是指汤姆。露西和我均因这一决定而获益，而对这些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长期遭罪的主角汤姆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当时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也不会知道他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旋风。就如卡夫卡的玩偶，他想他只是希望换换风景，却由于他离开一条路，上了另一条路，不料命运女神向他张开双臂，把我们的男孩儿带往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油箱快要空了，我们的肠胃也快要空了，我们的膀胱则满了。在布拉特尔伯罗西北约十五或二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停下车来，在一家又旧又脏、名叫“多特”的路边餐馆吃午饭。“食物和汽油”，正如这高速公路旁标牌的贴切标示，这是要我们停下来满足我们需求的指令。在多特既可吃饭，又可加油，马路对面就有一家雪佛龙加油站。没想到在这里，我们先做这事、后做那事的随意决定对这个故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我们先把油箱加满，露西就绝不可能成功地施展她的惊人绝技，我们也无疑会继续赶路，按计划直奔伯林顿。但由于我们坐下来吃饭时油箱仍是空的，机会便从天而降，我们的小女孩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当时我们感到似乎是大难临头，但要是她没有干她所干的事，我们的男孩儿便绝不可能投入命运女士的恩泽之怀，离不离开高速公路就无实际意义了。
即使现在，我仍然不很明白她是怎样干这事儿的。某些偶然因素是对她有利，但想及她只是趁机溜出去了一会儿，她那种蓄意破坏的胆量和效率几乎是恶魔式的。是的，餐馆坐落在离公路约一百英尺的偏僻之处，使她受到保护而不被路过的驾车人看见。是的，餐馆正前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车辆，也就是说我们把车停在了边上，从餐馆破旧平房正面的两扇观景窗看不见我们的车。是的，还有加倍的有利条件，汤姆和我都背对窗户而坐。但是，她究竟怎么会灵机一动就如此神速地把一台室外的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刚巧离我们的车不到十英尺）变成了为反对“伯林顿决议”而战的武器呢？我们仨是一起进餐馆的，我们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直接上厕所。然后我们在餐桌旁坐下，点了汉堡包、金枪鱼色拉和烤芝士三明治。女招待帮我们点完菜，露西用手指指下身，让我们知道她还要上一趟厕所。我说，没有问题。她起身走了，就像其他美国女孩子一样，穿着苏格兰佩斯利花呢短裤和一百五十美元一双的霓虹蓝运动鞋。她走后，汤姆和我一起感叹离开城市有多愉快，即使坐在像多特这样阴暗而污秽的小餐馆里也很开心，四周有很多菜农和农场主，他们戴着饰有农具和重型机器制造公司商标的棒球帽。汤姆还在高谈阔论，我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顾不上过问露西的行踪。当时我们不知道（事情后来才清楚），我们的小女孩从餐馆后门溜了出去，急匆匆地往外面的可乐售货机里塞硬币和纸币。她买了至少十二罐这种含糖量大、甜得腻人的调制饮料，把整罐的可乐一罐一罐地全都倒进了我的还能开的奥兹莫比尔·卡特勒斯车的汽油箱内。她怎么知道糖分是内燃机的致命毒药？这小家伙怎么会这么聪明？她不仅突然而决定性地中断了我们的行程，而且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把事情办成了。我猜想她只用了五分钟，至多也就是七分钟。不管多长时间，她回到餐桌时，我们还在等着上菜呢。她忽然又满面笑容，可我又怎么知道她为什么高兴呢？如果我真犯得着去想原因，我会假设是因为她大解得痛快。
吃完饭后我们又上了车，那马达发出了咳嗽般的声音，可谓汽车史上最为奇特的怪声之一。我刚才坐在这里用了二十分钟回想那噪音，可仍然找不到恰当的文字来加以描绘，找不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短语来加以逼真地形容。粗哑的哈哈大笑？打嗝似的拨奏？魔窟里的狂笑？我或许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或许语言也是一种过于无效的工具，无法抓住我所听到的、那种好像从哽咽的鹅或喝醉的黑猩猩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最后，那狂笑声转化为一声拉长了的音调，很响，就像是低音大号吹出来的，也可充作人的饱嗝儿吐气。不完全像饮啤酒者的得意打嗝，而更像那种令人想起消化不良者发出的缓慢而痛苦的咕噜的声音，那种晚期胃灼热病患者喉咙里发出的低沉的漏气声。汤姆关掉引擎，再试一次，但第二次启动只产生了虚弱的呻吟声。第三次结果是默然无声。这支交响乐结束了，我这中毒的奥兹心脏骤停了。
“我想，我们没有汽油了。”汤姆说。
这是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结论。可我斜身向左边的汽油表一看，显示油箱十分之九是满的。我指了指那红色指针。“从这个来看可不是。”我说。
汤姆耸了耸肩：“这仪表一定坏了。幸好路对面就有一个加油站。”
在汤姆对汽车的状况做出错误判断时，我转身透过后窗看了他所说的加油站——破旧不堪，只有两台加油泵，看来似乎自1954年以来从未油漆过。我这样看着，眼光和露西的相遇了。她坐在汤姆的正后面，因为我不知道她就是使我们处于狼狈处境的肇事者，见她脸上平静的、几乎不可思议的心满意足神态，我多少有点疑惑。那引擎奏响了不和谐的丛林爵士乐集成曲。在正常情况下，你以为这些可笑的声响会引得她恼火：像警报，像逗乐，又像争辩，诸如此类。露西却完全置身于物外——在冷漠的云朵上轻盈地飘浮，纯洁的心灵离开她的身躯而去。现在我明白，她是在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在默默地感谢佑助她创造奇迹的全能者。那天下午跟她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只觉得迷惑不解。
“你还跟我们在一起吗，露西？”我问道。
她毫无表情地盯了我好长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别着急，”我接着说，“我们很快会让车再开动起来。”
不消说，我错了。我倒有兴趣把这出还在延续的喜剧详详细细地描述一番，但这件事，严格地说，毕竟与我们的故事没有关系，所以我不想以谈论此事来考验读者的耐心。结局已说明一切。我就不在汤姆从路对面加油站费劲提回来的五加仑高辛烷汽油上多费笔墨（那油也于事无补），也不提有关卡特勒斯最后由拖车拖往同一个加油站修车库的情况了（我们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实是管修车的人当中（通称为老艾尔和小艾尔的父子队）没有一个能弄清楚这辆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老子和小子的年龄，分别与汤姆和我差不多。鉴于我瘦汤姆胖，小艾尔和老艾尔的身材也像我们，但反了过来：做儿子的瘦，像我；当父亲的胖，像汤姆。
小艾尔花几分钟检查了引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便砰的一声关上了引擎盖。“我要把这个宝贝拆开来。”他说。
“嘿，有那么糟吗？”我问道。
“我没有说糟，但也不是太好。不，先生，根本不太好。”
“修一修要多长时间？”
“这要看情况。也许一天，也许一个礼拜。首先，我要找出问题。如果事情简单，那就不费力；如果不简单，我们也许得为你们向汽车商订购一些新零件，这可能要拖延一些时间。”
听来这是一种合理可信的推断。我自知对汽车这个课题一窍不通，所以除了让他来做这个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也不管要多长时间。汤姆也不懂机械，也就同意这个做法。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但现在我们被困在佛蒙特州乡村的偏僻公路上，两个艾尔在检修我们有毛病的车，我们自己该干什么呢？一个方案是租一辆车，继续开往伯林顿，这礼拜其余时间在帕梅拉家过，然后在返回纽约的路上取回奥兹莫比尔。或者，简单一些，在当地小旅馆租房间，在车修好之前姑且当作休假吧。
“今天我车也开够了，”汤姆说，“我赞成留下不走。至少明天再走。”
我同意汤姆的想法。至于露西，这个一声不吭、时刻戒备的露西，可以想象她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决定的。
老艾尔介绍了纽范恩镇的两家小旅馆，我们来时开车经过那小镇，往回开约有十英里路程。我到办公室去给两家都打了电话，可没有一家还有空房。我通报了这个情况，老艾尔看来有点儿生气。“游客太多，”他说，“现在才6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像夏天的旺季了。”
下一个半分钟，我们都手插口袋站着，看他们父子俩能想出什么主意来。小艾尔终于打破沉默：“斯坦利怎么样，爸？”
“嗯，”他父亲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他又要开业了？”
“我听说他打算今年开张，”年轻人答道，“那是玛丽·艾伦告诉我的。上星期她在邮局碰到斯坦利了。”
“谁是斯坦利？”我问。
“斯坦利·乔德尔，”老艾尔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臂往西指了一指，“他开过一个小旅馆，在那小山上，离这儿约三英里远。”
“斯坦利·乔德尔，”我重复说，“好一个奇怪的姓。”
“是的，”老艾尔说，“可斯坦利不在乎。我想他还有点儿喜欢这个姓。”
“我知道以前有个男子名叫埃默尔·杜德尔鲍姆，”我说道，忽然觉得与两个艾尔交谈很有意思，“你们会喜欢一辈子给安上‘蛤蜊汤’这样的绰号吗？”
老艾尔咧嘴一笑。“不很喜欢，先生。根本不喜欢。但至少人们会记住它。我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叫艾尔·威尔逊，也可能差一点儿就给叫作约翰·多伊。对那样的名字，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认真看待。艾尔·威尔逊。在佛蒙特州就会有上千个艾尔·威尔逊。”
“我想我会试一试斯坦利，”小艾尔说，“谁也说不准。如果他不在外头给他的草坪割草，那也许会接电话……”
细高挑的儿子进办公室打电话去了，胖乎乎的老子斜靠在我的车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他把烟放进嘴里，但没有点上），然后给我们讲述了“蛤蜊汤旅馆”的悲惨故事。
“那就是斯坦利现在干的事儿，”他说，“他给他的草坪割草。从大清早到下半晌，他都驾着那辆红色的约翰·迪尔牌割草机割草。4月里雪一融化，他就开始了，直到11月份又下雪了才停止。不管晴天还是下雨，每天他都在外头开着他的机器连续好多小时地割个不停。冬天一到，他待在家里看电视。电视看腻了，他就开车去大西洋城。他住进其中一家赌场旅馆，连续十天玩二十一点牌戏。他有时赢，有时输，都不在乎。他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时不时挥霍些钱，又有什么关系？
“我很早就认识他——到如今有三十多年了吧，我想。他曾是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注册会计师。1968或1969年，他和妻子佩格买下了小山上那座白色大房子，后来他们就来过周末，过圣诞节，夏天来度假，随时可以来。他们的宏愿是把那地方改建为小旅馆，待斯坦利退休后就长年住在那里。四年前，斯坦利辞去会计师职务，和佩格把斯普林菲尔德的房子卖了，搬到这儿开了蛤蜊汤旅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头一年春天工作的辛苦劲儿，他们要赶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之前把什么都准备好。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们把那地方美化得像珠宝一样闪光。他们雇了一个厨师、两个女仆，可就在他们要给第一批客人登记预订房间时，佩格中了风，死了。那天中午就在厨房里，一分钟前她还好好的，还跟斯坦利和厨师说话，一分钟后她便扑倒在地板上，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救护车还没离开医院，她就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斯坦利要割草。有些人以为他有点儿疯了，但无论何时我跟他说话，他还是我三十年前认识的那个老斯坦利，一如既往的同一个人。他为他的佩格伤心，就是这么回事儿。有些男人酗酒。有些男人再找个老婆。斯坦利割他的草。这没有什么危害，不是吗？
“我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如果玛丽·艾伦得到的消息可靠——我知道她从不胡说——那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说斯坦利好转了，他想重新生活。小艾尔去打电话有好几分钟了。我可能猜测有误，但我还是要打赌斯坦利接了电话，他们正在商量怎样把你们三人送上小山去。这不是一桩好事吗？如果斯坦利开张营业了，那你们就是蛤蜊汤旅馆的第一批付款客人。哎呀呀，这可真是一件好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