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午左右醒来，软弱无力，辨不清方向。护士正拍着我的肩膀，一直拍，久到大部分人都会被拍醒。她告诉我她八点的时候来给我送过早餐，但没能叫醒我，“你睡死过去了。”
我没说话。护士的点评毫无意义。我不想加入一场没有意义的对话中。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送来午餐，”她继续说，“我们不能让你连续两顿饭都不吃。”
“我不饿，”我说，“我只是想睡觉。”
护士发出“啧”的一声来暗示我，我想做什么已经不再重要。“这是医生的命令，”她坚持要我吃，“我只是来确保在我们把你移动到别的地方前你已经吃过饭了。”
我耸了耸肩——确切地说，努力尝试耸肩——告诉她我不想加入这个无聊的游戏。我并不好奇医生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计划。我告诉她，如果他们想把我转到别的病房，在我睡着的时候照样可以做。我并没有起床的打算。
“我们不是要把你转到别的病房，”护士反驳道，“我们要把你转到另一家医院。圣查尔斯医院。转院手续已经办好了，他们等着你下午过去。”
“我走不动，”我固执地说，“我太累了。”
护士露出了亲切的微笑。“你不用走路，我们其中一位护工会很乐意用轮椅带你下楼，送你上救护车。在你吃完午饭后。”
“我累得嚼不动。”我告诉她。我表现得很幼稚，但我不在意。想到食物我就觉得恶心。
“只是汤，”护士说，“你不用嚼。”
刚吃完午饭，精神科的外联组就派人过来了。他告诉我，我要转去圣查尔斯医院，因为那里有专门的心理健康部门，能够为我的康复提供更加合适的环境。但我知道这只是委婉的说法。他真正想说的是，那里有封闭的病房。这才是那里更适合我的原因。
到了下午两点钟，我坐在轮椅上被护工推下楼送上救护车。我的腿上堆放着我的蓝裙子、挎包和在哈维·尼克斯买的内衣。救护车开了几英里，穿过伦敦西区，来到了另一座气派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医院。和汉默史密斯医院一样，它有褪色的砖墙和塔楼，还有令人发怵的铁门。唯一不同的是，它所处的位置比较好，旁边不再是戒备森严的监狱，而是一所加尔默罗会的隐修院。
救护车从大门开进来，沿着一条小路来到医院综合楼后面。那里有一栋三层高的配楼是心理健康部的专属诊疗地。和周围哥特风的建筑不同，心理健康部是一栋新建的公寓楼，风格现代，毫无特色，是那种你在街上经过时不会多看一眼的建筑。楼里的每一个装饰元素——从亮蓝色的地毯到橡胶植物的盆栽——都在加深人们的印象：这里不是医院。唯一泄露它身份的是楼里的门。除了接待处的入口，所有门都上了电磁锁，只有刷工作人员的卡才能打开。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叫尼罗河的病房。不知何故，这里的病房全都以河流命名，有亚马孙河、多瑙河、恒河和泰晤士河。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要这样命名。也许是为了让这里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收容机构；也许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入院时我唯一的发现便是尼罗河是这里的精神病重症看护病房。这是个封闭的病房，里面住着精神错乱的人，有自杀倾向的人，还有那些逃跑风险高的病人。这里不该叫尼罗河，应该叫冥河。
我问推我进房的护士是否允许有人来探望我。
“只要预先安排了，他们可以来看你，”他说，“医生晚点会和你谈论这个问题。你会有一个私人定制的治疗计划。”
“我不想被人打扰，”我告诉他，“我只想见芭芭拉医生。”
时间在流逝。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又开始服用锂盐，感觉自己像具僵尸。总的来说，这样的状态相比之前反而有所改善。此时，当个活死人比活着感觉好得多。真的死去会更好，但是没有人准备好给我这个选项。半夜里我鲁莽写下的几个潦草的签名就这么让我放弃了自己选择死亡的权利，无法反悔。
锂盐带来的坏处是：头痛、胃痛和你想象不出的恶心；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成天昏昏欲睡，无法阅读；眩晕、便秘、体重增加。
好处是：无法动脑思考；无法拼凑完整的记忆；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梦中。
我可以睡上一整天——天天如此——如果医生和护士没有不停地打扰我的话。首先是一日三餐不间断的喂食。每到用餐时间，一位护士会来看着我吃完每一勺食物。他们为我制定了一份食谱，每天摄取的卡路里严格控制在两千，钠的摄入量也受到限制。我还必须每天喝两升水。我饿不饿，渴不渴，这都不重要。护士会在我吃饭的时候留在病房里，全程监督。我猜如果我拒绝饮食，我会像对面床的女孩那样被插上管子进行喂食。我偶尔也会好奇，那样对我来说是不是更简单。
如果医生和护士不是为了吃饭的事情而来，那就是为了抽血的事情而来。他们几乎一直在监测我血液里的锂含量。每天抽完第一次血后没多久，我就会被摇醒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如果能在我身上安放一根导管，那他们就可以在我睡着的时候抽取血样。不过，安放导管自然是不被允许的。导管被认为是尖锐物品，因此不允许带入病房。我家里的钥匙和指甲刀也是违禁品，在我入院时就被人从挎包里翻出来了。他们把我的粉饼盒也拿走了，因为盒子带有镜子（“有可能产生尖锐物品”）；被拿走的还有打火机，原因更加明显。粉饼盒被拿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我又不用担心要不要化妆——但是每回想到打火机被拿走了，我就心痛得仿佛失去了手脚一样。如果我想外出抽根烟，会有一名护士带我下楼去花园，我就在她的全程监视下抽完一根烟。花园被十二英尺高的金属栅栏围起来，栅栏之上还有高高的棚架，挡住外面所有的景象。你能听到车流声，偶尔还会听到行人走在和医院毗邻的岔路上的声音，但你就是看不见。
抽烟是仅有的我会表现出兴趣的一件事。每当我不合作，拒绝坐起来抽血或者喝水的时候，护士们就会用香烟贿赂我。到了晚上，他们会给我贴上尼古丁贴片。
我还尝试不再洗澡。在构成我一天的所有无聊的活动中，洗澡是最没有意义的。我不能外出，而且我也不会见到除了精神病患者和习惯与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人以外的其他人。洗不洗澡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况且，洗澡看起来是一项耗费巨大精力却没有成果的工程。洗完之后我还是会变脏的。
我和护士们解释过这个情况，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解释了，但这似乎只让事情变得更糟。每隔一天就会有一名护士押着我去淋浴间。当我在里面机械地执行这项荒唐的任务时，护士会在门外等着我。热水器的温度调节器上了锁，这样病人就不会故意烫伤自己了。可是护士还是会每隔十分钟就探头进来确保一切正常。
我洗澡从来不会超过十分钟，因为我懒得用香皂和洗发水。我只是像一具人体模型那样站在微温的水下，直到护士开始敲门。我也不会刮腿毛，因为我不能在没有旁人的监视下使用剃毛刀。几天之后，我的腿上和腋下的汗毛已经长成柔软的绒毛，剃不剃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直到某一天，这时我已经忘了住院多久了，我在脱衣服准备淋浴的时候偶然看见镜中的自己。病房里只有厕所和淋浴间有镜子，但因为我一直萎靡不振、视线模糊，我几乎没有往镜子里看过一眼。但这一天我从混沌中回过神来，注意力被镜子吸引过去。我看了好久，没有认出自己的模样。我的脸色苍白，油光满面；头发脏乱得像金色的拖把头；脸颊看起来那么胖，眼睛显得很小。我想发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服用了锂盐再加上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不幸的是，我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不可能躲起来把饭倒掉，更别说锂盐了。护士们把我看得太紧了。然而，我真的无法忍受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模样：苍白、油腻的一团肉。
我绞尽脑汁思考了几分钟，得出的解决方法是：我要确保自己不再照镜子。
“感觉怎么样？”巴里医生问我。
“感觉更糟了。”
他点点头，好像预料到这是他能听到的唯一答案。事实上，的确是。谁能指望呆在这样的地方会变好？
“还会恶心作呕吗？”
我耸耸肩。
“按10分制来算：10分是非常严重，1分是——”
“10分。”
“10分？”
我再次耸耸肩。恶心的程度并没有到10分这么严重，他也知道。更可能的是，作呕的感觉正在减弱。但我无法忍受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和他那套愚蠢的、来评估健康状态的10分制。巴里医生总是让我量化根本无法量化的东西。我决定，如果他再次让我用1到10分来为我的情绪打分，我就打零分，就这样。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不会再和他说话。就是类似这样的对话让我希望自己被送去旁边的加尔默罗会隐修院。在那里我起码能享受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些修女肯定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
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巴里医生是目前为止我遇到的最差劲的医生。他大概八英尺高，有着令我毛骨悚然的大胡子。他平时脸上总是挂着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除非他发觉你在看着他，这时候他就会用五官拙劣地挤出充满父爱的模样。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获得精神科医生的行医资格。如果他给我拍张照片，拿去问大街上任何一个傻子，他们都能一眼看出我的心情如何。然而巴里医生既不愿意也没有想象力在没有事先进行10分制的问卷调查的前提下去辨别任何症状。我只能猜想他被雇用纯粹是因为长得高大。把这么一位巨人放在精神病重症看护病房可能会有用，不管他在专业上多么无能。
我不知道巴里是他的名还是姓，但我猜是后者。他不是那种会告诉病人自己名字的医生，在我看来这会让他感觉失去了别人的尊敬。当然，如果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巴里真的是他的名字的话，我可能会更难去尊重他。不过这不是重点。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脸上一副得意的样子。我瞪回去。他不敢说我是个撒谎的婊子，不敢戳穿我的恶心程度不可能到10分这么严重。他还没有这个胆子。如果他敢这样说，也许我还会对他有点好感。然而，他只是摸了摸胡子，然后决定通过加大我的用药量来安抚我。“我会让护士给你送午饭的时候加上镇吐药，”他说，“你的胃口怎么样？”
我已经记不清在食欲这方面分数高是表示好还是坏。不过我也不在意。“6.5分。”我告诉他，然后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提供的薄薄的被子蒙住眼睛，等他走开。
“你正在变好。”芭芭拉医生坚持她的说法，而我已经因为一再失望而感到疲倦。
“我的情况更糟了，”我咕哝着，懒得理别人是否能听清我的声音，“每一天我都在变得更糟。”
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如此显而易见，我无法相信其他人都看不出来。他们还在讨论我身上出现的积极信号：我没那么嗜睡了，我只要愿意说就能和人对话超过两分钟（虽然我很少乐意这么做）。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不在意。
我的内心在崩坏。从护士推着早餐进来到晚上病房里的灯灭掉的这段时间里，我不得不醒着，甚至只是半醒着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对我的折磨。最糟糕的是，我明白这样的日子要继续过下去，永远地过下去。每天早上我醒来后想到又要开始难熬的一天，心里就会有种空虚感，似乎是胃部发出的信号。接着我会想这一天过后还有多少这样的痛苦日子。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浮现的数字是一万天。当我试着考虑如何熬过这一万天和思考它们的意义时，我只能把它们想象成一排看不见尽头的多米诺骨牌。骨牌两面都是空白的，以慢得可怕的速度倒下，每倒下一个需要花费二十四个小时。
我断定，我令人绝望的状态正是所有人无视这么多证据并且坚称我在好转的原因。你不能指望医生坦率地说出“你没救了”的实话。他们不想承认你是绝症病人，因为他们不想给自己添麻烦。当然，芭芭拉医生以前不是这样的，但现在她也崩溃了。是我让她崩溃的。我一直在逼她，逼她，现在她也终于对我撒谎了，假装我在好转，这样她就有借口不来看我了。我曾经有冲动想让芭芭拉医生的日子好过些，把她从我的访客名单上去掉，就和其他人一样。但芭芭拉医生每隔几天就会带香烟给我。想到我最后的精神寄托要被剥夺，我就脊背发凉。对我来说，吸烟是仅剩的能让时间过得快些、让那些多米诺骨牌倒下得快些的事情了。我知道自己会拼死保住这个珍贵的资源直到最后一刻。我不可能做出迫使芭芭拉医生拿走香烟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忍受她的虚伪，忍受她给我带衣服、化妆品和所有其他我不再用得上的日用品。在我床边柜子的最底部有一个小旅行袋，我从来懒得打开。我知道那是贝克打包好拿给芭芭拉医生的，但我不敢去想那里面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不出为什么我要换上自己的衣服而不穿医院发给我的衣服。思考穿什么衣服本身似乎就是巨大的无用功。为什么要耗神去想穿什么衣服？让护士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给我换上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统一的睡袍岂不是更简单。
不幸的是，芭芭拉医生拿来那个没有意义的旅行袋后还继续给我带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她给我拿了一支笔和一本填字游戏书。又过了一阵子，她知道我的头痛和恶心减弱了后，给我拿了厚厚的一本《飘》。这本书放在那里好几天了，我都没动过。起初，我还打开来翻一翻，眼睛上上下下地扫一遍书上数不清有多少行的文字。这本书怎么不是阿拉伯语版的。尽管我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但书里的文字还是无法引起我的任何共鸣，那些字句只是像从筛子里落下的面粉一样在我脑海里飘过。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为什么芭芭拉医生要给我一本这么厚又艰涩的书。书里的内容和我生活中所知的一切都毫不相关，也没有意义。她声称是因为她正好在家里的一个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觉得我会喜欢。过了一阵子，我想明白了，她选择这本书更可能是因为它既厚又难懂。它能占用我很多的时间去做无用功，就像囚犯被命令去缝邮袋或者拿铁镐碎石头一样。如果我一天能读一页的话——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有野心的目标——那么《飘》能让我读上三年。读完之后，芭芭拉医生也许会给我《战争与和平》或者其他书。《安娜·卡列尼娜》会是个更好的选择，但她不可能拿这本书给我，因为女主人公最后自杀了。
“艾比？”芭芭拉医生的表情告诉我她还想继续和我聊，但她没说下去。
“我感觉更糟了。”我一再重复，然后望向空空的一面墙。她继续看着我，但我没有看她的眼睛。我已经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不想从她的眼神里确认我的想法：我要继续待在这，不会有任何改变。
“艾比，听我说，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不是这么回事，但你要相信我。过去一周你处于半昏迷状态，现在你开始苏醒过来了。如果事情好像变得更糟了，那只是因为你的身心重新运作起来了，又开始思考和感受事物了。”
“我不想感受事物，”我告诉她，“什么都不想。我不想恢复知觉。”
“我知道你不想。但请相信我，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开始一切都只会变好。”
芭芭拉医生走后，病房里的灯也熄灭了，我从床边的柜子里拿出我的钴蓝色裙子放在腿上。我必须经常这样做。虽然这么做会让我觉得更难过，但我还是不得不这样做。我在病房里看到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空白的、淡色的或者是无色的：枕头、床单和医生袍是白色的；窗帘和墙壁是米白色的；护士服是乏味的、洗褪色的绿色。但我的裙子如此令人惊叹——犹如在没有月亮的夜空中闪电般划过的一道明艳耀眼的色彩。看着裙子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像是离开伊甸园的夏娃，站在门外回望那些永远失去了的美好。我不能盯着裙子看太久。
那天晚上，当我坐在床上像抱着一个被谋杀了的婴儿那样抱着裙子的时候，我意识到芭芭拉医生至少有一件事说对了。我不再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是我遇到的新问题。没有滤镜，没有麻醉剂，我的头脑已经变得足够敏锐去理解我有多难受，这也是为什么我陷入了低潮。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的情况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虽然我之前以为自己不会再有新的领悟。
问题出在思考本身。自我认知让我能够在看着裙子的时候明白自己去过哪儿，现在在哪儿，未来要去哪儿或者不去哪儿。这是人类独有的苦恼，其他动物不必为此伤脑筋。我们人类有能力处理多个时态——同时为过去悲哀，对当下绝望，因未来害怕。如果能来位医生对我实施额叶切除手术将会是最大的仁慈：这是永久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
医生不可能为我进行额叶切除手术。我出生在错误的时代。
离开这座“监狱”的唯一方法是好起来。鉴于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不得不假装自己好起来了。我要让医生相信我很健康，不会再威胁到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就能够一步步确保自己永远不用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