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杀了我姐姐。
她在家庭聚餐的前一天打电话给我——就在前一天——告诉我她临时被指派了工作，当天晚上就要飞去纽约，这个差她推不掉。
“你这个坏女人！彻头彻尾的坏女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听着，艾比。我知道这很痛苦。我会补偿你的，我保证。”
“过去两个星期你不停劝我参加聚餐。现在我答应来了，你自己却跑了。你怎么能这样？”
“这是工作，我别无选择。不是我想临阵脱逃的。爸爸为家庭聚餐做了很多准备，预订了一家非常好的餐厅。我本来也很期待去那里吃饭的。”
“很好。那要不换成你去和爸爸吃饭，我飞去纽约，和一群白痴吃着开胃小菜，喝着酒，然后签下你要签的合同，不管是多么愚蠢、该死的交易？”
我的声音越来越尖厉，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相反，弗朗西斯卡开始用电话腔和我讲话——发音如此清晰，会让你觉得她在淑女学堂里受过专门的训练。实际上，我认为她是在某个愚蠢的职场自信心培训课程上学来的。每次我俩要吵起来了，她就会悄悄换成这个语调，总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她十五岁而我只有十一岁的时候。无法改变的年龄差让我和姐姐比起来总是显得没那么成熟。
我越想越确信四岁的年龄差正是造成我和姐姐所有区别的主要原因。年龄差导致我和姐姐对父亲持有不同的态度。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姐姐十八岁，已经去剑桥上大学了。比起垂死挣扎的家庭关系，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我那时只有十四岁，独自疑惑：为什么选择现在离婚？我只能想到一个答案：姐姐是此前把父母粘在一起的神秘胶水。姐姐和父亲的关系并没有因父母离婚而受损。十二年过去了，她依然喊他“爹地”，好像她是住在比弗利山庄的一个富家女，对着爸爸撒娇要坐他的车去参加毕业舞会。我叫父亲“爹地”的时候，则是把自己当作西尔维娅·普拉斯。
“艾比，你在这个问题上很不讲理。”姐姐继续说道。
“我不讲理？我又不是那个花两周时间不停强调这可怕的家庭聚会有多重要的人。我又不是那个一接到工作任务就取消所有其他约定的人。”
“噢，拜托，这一点儿都不公平。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很不一样。你的更……”
“更什么？更无关痛痒？更可有可无？实际上，比起工作更像爱好？”
“更灵活。你不用应付那些最后一秒钟才甩到你面前的任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工作时间。你应该为此庆幸。”
“天哪！你知道自己听起来多么不可一世吗？”电话那头一声疲惫的叹息说明她不知道，“够了——我也不会去聚餐！”
“别傻了，你一定要去。爸爸已经给餐厅打过电话换了张桌子。好在餐厅的人通情达理。而且你要知道在那家餐厅订张桌子有多难，常常提前几个月就订满了。”
“哦，是的。我肯定要让他们同意把一张六人桌的预订换成一张五人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四个人。”
“什么？”
“换成四人桌。”
“真该死！亚当也不来？”
“不来，当然不来。我不来，他为什么要来？那会很奇怪。如果你不参加家庭聚餐，你也不会让贝克代你出席吧？”
“会，我他妈的一定会！我会让他去做笔记，回头向我汇报这场聚餐从头到尾有多糟糕。”
“哈哈。”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听到电话那头又是一次深呼吸。“嘿。你上次见爸爸是什么时候？”
“不要尝试让我内疚。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是什么时候？”
“算是最近吧。”
“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后吧。”
“那不叫最近。”
“我没说是最近。我说的是算是最近。”
“他很担心你。每次我和他聊天，他都会一直问我你过得怎么样。”姐姐说的也许不是真的。但是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又希望她说的是真的。而我对自己的这部分深恶痛绝。
我觉得心被掏空了，感觉快要哭出来。
我没有哭。相反，我告诉姐姐她今年不会收到我给的生日礼物了。“你不值得我送礼物，而且我也买不起。”
然后我挂了电话。
我当然在撒谎。不是我不会让贝克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去参加我的家庭聚餐，而是我此时没办法让他去。他还没原谅我关于第二篇见报文章的事。
就我所知，他的不满主要有以下几点：1．我戏剧化了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管我如何粉饰。2．我写了我们之间的私密对话，而且透露了太多个人信息。3．我顺带提及了我们的性生活——尽管我没说一点坏话。（无可否认，这一点可以归进第二点里，但他的语气告诉我这个牢骚需要单列出来。）4．我哗众取宠。5．我俩都没能给读者留下好印象。
然而，老实说，这五点在我眼里似乎都在抱怨同一件事，啰啰唆唆，抱怨的内容大部分还不合理。每一点都可以归到一个主题下：我不该在一份全国性报纸里写我的私生活。
“你想成为谁？”贝克问我，“那个低俗的凯蒂·普莱斯吗？”
这个指责极其不公平。
我不想成为谁。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写一些开放、坦诚的文章。我并没有站在桌子上炫耀自己的奶头。
“这正是你在做的事情。”贝克告诉我。
我在炫耀自己的文学奶头。
文章刊出后的第六天，我们搭乘出租车穿过苏活区狭窄的街道时再次争论起来，结果陷入了冰冷的僵局。我俩心照不宣地同意暂时休战，连普通的交流也中断了。再吵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我们不得不打车去餐厅是因为步行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即使只是走到公交车站或者地铁站。我穿着五英寸的高跟鞋，好缩小我和玛丽·马丁的身高差（假设她没有穿五英寸的高跟鞋。我想她不会的，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会比我父亲高三英寸了，父亲是那么虚荣的人，会不高兴的）。我花了至少几个小时打扮去赴这场荒唐的家庭聚餐，而我知道大部分的准备都是为了应付这个女人。
然而这番精心准备并没有让我感觉良好。当我们在餐厅门口下车的时候，我的情绪甚至越发低落了。我立马看出自己讨厌这个地方。餐厅采用时髦的玻璃外墙，里面摆满极简派家具和抽象派艺术品。我扫了一眼离入口最近的那桌客人，确认了这餐厅里一个圆形的碟子都没有。餐具都是四边形的——大部分是正方形和长方形，但我发誓在某处我还瞥到了一个菱形的。
父亲和玛丽·马丁在酒吧区等我们。不用说，她看起来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穿着黑色的系颈露肩礼服，紧贴着臀部的曲线，合身得就像她的第二层肌肤。她的妆容看起来出自专业化妆师之手，侧分的鬈发犹如瀑布般垂落在一肩，每个波浪都经过精心设计。她看起来完美无瑕，容光焕发得像用喷枪修饰过，好像直接从广告海报里走出来的一样。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她的胸没我的大，可能只是小一点，但这取决于她在文胸里塞了多厚的胸垫。但绝对没有B罩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对我很重要，但的确是这样。
我和父亲来了个僵硬、笨拙的拥抱，虽然过去十二年我们一直在努力抱得更好——你可以想象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摄影机前做做样子的拥抱，然后回到后台讨论财政紧缩政策来应对欧债危机。我和父亲的拥抱就是这种拥抱，除了我无法和默克尔相提并论以外。
玛丽插进来想给我一个法式脸颊吻，但我以为她乐意并且准备好接受我粗鲁的英式握手。她盯着我伸出的左手看了几秒钟，脸上浮现被逗乐的微笑，接着回以一个无可挑剔的屈膝礼。这当然让我无路可走。我点头承认她赢了，然后用上我所有的风度，收回了我的手。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正过于热情地拍打着贝克的手臂，这让贝克错过了或者假装错过了我和父亲的情人之间那场尴尬的角力。也许我应该给玛丽·马丁的手臂也来几下友好的拍打。那会是对愚蠢的屈膝礼的更好的回应。但我已经错过时机了。她正在亲吻贝克的双颊，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花招。虽然酒吧区过于昏暗的蓝紫色和蓝绿色的灯光让我看不清贝克的表情，但我想他有点脸红，不过我认为可以原谅。至少我过后能问他那个女人闻起来怎么样。
在我们被带到用餐的桌子之前，我点了杯双份伏特加兑可乐。
我们的桌子看起来就在房间正中央，这让我觉得自己四周没有遮挡，容易被攻击。而且，玛丽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使得我们这桌成了房间的焦点。一些人明显在想她是谁，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面熟。另外的人就只是注视着她，用注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屋顶的眼神，惊叹世上竟有这样光彩夺目的存在。但她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获得的关注。她正和斟酒服务员说着法语，听起来有点像在调情，不过法语听起来就是这般浪漫。我猜她肯定已经习惯受人瞩目了，可能还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事放在父亲身上就完全不同了。我知道他不可能察觉不到旁人的目光。那些注视就像十几根手指同时按摩、刺激着他那颗自负的心。不过，他肯定也会觉得有点不自在。相当一部分旁观者正尝试搞明白我们这桌上奇怪的氛围从何而来，虽然他们肯定找不到答案。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是父亲带着三个年龄相仿的孩子聚餐——除了不会有女儿会像玛丽和我这样盛装打扮去讨好父亲这点以外。当然，我们两个看起来也不像是同一个妈生的。
我瞪着浮夸的菜单看，而父亲则尝试和我寒暄。过得怎么样？我们最近在做什么？断断续续地闲聊了不到五分钟之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工作和金钱上，两个他从来不会忘的主题。
“如果你过得吃力，阿比盖尔，我总是可以给你找到写作的活儿，只要你开口。我们公司一直在招作家。”
“我们的生活过得去。”
“是的，我肯定你应付得了。但你的日子可以过得比勉强度日好得多。你知道的，你替广告公司写文案的收入会是你给报纸写稿的两倍。至少两倍。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议。”
贝克点点头。他只是稍微点了点头，客客气气，没有流露太多感情，但仍然惹恼了我。
“我考虑过，”我说，“但我没兴趣。”
父亲扳了扳指关节，然后喝了一小口酒。“我只是觉得可惜，仅此而已。你写作很有一套——这是个有销路的技能。能找到合适的措辞、合适的短语去抓住大家的眼球，这是宝贵的天赋。你不应该浪费掉。”
“我怎么浪费了？就因为我写了自己真正感兴趣、关心的事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当然可以写你感兴趣、关心的事情，然后把写广告文案当作副业，多一个收入的来源，这有什么问题？”
“爸爸，我不想写我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垃圾文字，去推销我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垃圾产品。”
父亲一脸无法理解的表情，都可以做成表情符号了。
“我只是想你过得舒服点、开心点。”他总结道。
多赚点，就会更开心点。在父亲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实现的条件。但我不想为此争论了。我大口喝下第二份剩下的伏特加，告诉他我要去抽根烟。
“如果我不在场的时候你要点餐，”我戳了戳菜单，“帮我点份炖羊脊肉配胡萝卜酱汁。”
鬼才知道胡萝卜酱汁是什么。
我打错算盘了——错得离谱，错得愚蠢。我本以为可以在等待上菜的时间里策略性地安排至少三到四次抽烟的机会，好让我在这顿折磨人的饭局中喘口气。我同意来吃这顿饭的时候就是指望着这些抽烟时间：这是少有的我把“室内不许吸烟”当作祝福而不是诅咒的场合之一。不管我在餐厅里多么心烦意乱，我依然有少量的时间可以在平静的绿洲中放松自己，重新振作。
但是，玛丽·马丁是个模特，还是法国人，当然也有吸烟的习惯。我无法相信自己是有多愚钝才没想到这一点。当我看到她走出餐厅，来到街上和我一起抽烟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她拿出一盒“吉卜赛女郎”香烟，浓烈得和双份特浓咖啡一样提神。尽管勉强，我还是递上了我的打火机。她摆出“谢谢你”的微笑，我回了个“不用客气”的耸肩。我俩都没有说话，沉默了一阵。这时，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皮夹克的男人从我们中间经过，走了大约六步后，他回头看玛丽，一不留神就撞到了垃圾箱。
我用香烟示意：“我猜你肯定经常遇到刚才发生的事吧。”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让男人神魂颠倒地撞到垃圾箱、路灯柱，或者走出马路。类似的事。”
她谦虚地点点头。“有时候会遇到。”
“这是美貌会带来的危险之一。”
“我努力忽视这些事。”她深深吸了一口烟，云雾从她鼻孔里缓缓飘出，“别人总是关注我的外表，以貌取人，你知道，我其实并不好受。”
我哼了一声。“那你可能选错职业了。”
“是的，可能吧。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模特了。十六岁。在那个年纪来说，模特是个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是模特和足球运动员都是吃‘青春饭’的。过了三十岁，你的职业生涯也就到头了。如果你能撑到三十五岁，那就是非常幸运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认真得像是在研究餐厅里的抽象派画作一样。“我读了你的文章，”她告诉我，“两篇都读了。”
“哦。”
我不该感到惊讶。我的文章在网上能看到。她也许在谷歌搜索引擎里把自己的名字，或者其他信息，设成了关键字，以便第一时间收到相关资讯。
“你觉得文章怎么样？”我问道。
“它们……很有趣。我很喜欢叶芝的诗。诗很美，让我觉得温暖，同时又感到悲伤。”很好。所以她能欣赏叶芝。她很显然能读懂叶芝（虽然她把诗人名字念成了“艺芝”，和奶头还有另外一名诗人济慈的姓氏押韵），可这都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喜欢叶芝，我怀疑你和我父亲能否合得来。”我告诉她，“他不是个感性的人。”
玛丽又吸了口烟，没说话。沉默漫长得就像无声的指责，长得让我想打破它。
“他对叶芝的诗怎么看？”我问，“我父亲怎么看？”
玛丽摇摇头。“他没读过。”
“什么，他拒绝读吗？”
“我没给他看。我觉得逼他看我喜欢的东西不好。”
太棒了。父亲的三十岁小女友在教我如何待人友善。我不知道此时应该尖叫、大笑还是大哭，不过第二种反应似乎没那么令人不快。
“你笑起来很漂亮。”玛丽对我说。
“嗯。不过没有漂亮到让人撞到垃圾箱。”
“是没那么漂亮，”她承认，“就是好看。”不知怎的，她的声音居然透出奇怪的羡慕。
我觉得她肯定是在装装样子，一种心理战术。
“和你聊得很开心。”她对我说，然后把手里的“吉卜赛女郎”名牌香烟丢到地上，用她两英寸的高跟鞋踩灭了烟头，回到餐厅里。
我又点了一根低劣的万宝路。我在西蒙那里尝到了它们的味道。
我决定享受五分钟独处的平静。
当我回到餐桌前，贝克、父亲和玛丽看起来有说有笑。我想如果我不回来，气氛一定会很好。所有人都可以继续享受愉快的时光。
“哟，你和爸爸看起来相处得很好。”我在等出租车回家的时候对贝克说。我完全没有要掩饰声音里的谴责之意。
“哦，天哪，艾比！”
“怎么了？我们中有一个能吃得开心也是件好事。”
“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你真的希望我出现在你的家庭聚餐上，然后全程对你的家人摆臭脸吗？”
他让这种假设听起来如此不合情理。
“我只是想要一点支持，这个要求很过分吗？我不是一定要你恶狠狠地对我父亲，但你也别对他每一次愚蠢的发言都点头表示认同。你这样让我很没有面子。”
“我让你没有面子？是你让我没有面子吧——我掏出钱包的时候，你让我把它拿开，说我‘可笑’。你要知道，主动要求分摊费用很正常，也是一个礼貌的举动。”
“天哪，别做这样的人！这样就是很可笑。我们怎么可能有钱分摊这么贵的一顿饭？而且，爸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来买单。你知道他的收入是我俩加起来的四五倍吗？”
“别夸张，他税后挣的没那么多。”
我笑了，发自内心地大笑。“真的，贝克，你太天真了。爸爸不交税。交税是为数不多的他会在道义上强烈反对的事情。相反，他会付钱给会计帮他逃税。他离岸账户里的钱比我俩当中的任何一个未来几年赚的都要多。”
贝克的脸沉了下来。“好吧。下次我根本就不会来。你可以自己坐那儿当个可怜虫。”
当然，糟糕的是，我知道自己现在往贝克身上撒气是多么可笑，多么不公平。我表现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贱女人。然而不知为何，我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内心最差劲的一面被我父亲激发出来。
我知道我应该向贝克道歉。我知道我应该告诉他，我感激他能陪我出席家庭聚会，他能在场对我来说很重要，尽管我表现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南辕北辙。可是我觉得一旦我向他道歉或者道谢，我就会崩溃大哭，然后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深入探讨我的情绪问题。我此刻没有心情来进行这样的对话。我喝了太多伏特加，酒精让我头脑混沌、心情沮丧。再加上想到马上要坐出租车回家，让我感觉更糟了。我们的公寓并不是吵架的好地方，也承受不了沉重的冷战。它就像一个高压锅，你气得跺脚也无处可逃，找不到地方冷静下来。
我需要在外面呆会儿。更具体地说，我需要进入一种特别的清醒状态，需要感受到绝对的宁静。只有迷幻药能让我进入这种状态。这是我能想到的解决眼前僵局的最好方法。这是我俩和解的捷径，无需言语，无需妥协，无需处理所有那些原始、危险的情感。
然而贝克十分反对我嗑药——尽管他肯定和我一样也对争吵感到厌倦。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对我说，“现在不行。”
“这是个很棒的主意。我们需要放松，忘记过去一周的烦恼。我无法面对现在就要回家这个事实，尤其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回家。”
“我们还是要回家，”贝克说，“我们还是要先回家拿那样东西。”
“不用，我的包里就有。”我告诉他。我们用“那样东西”指代迷幻药，因为我们还站在街上聊天，身边不时有人经过。其实我不认为别人会在意我们在聊什么，再加上“那样东西”也并不是难以破解的恩尼格码。
“你包里就有？”贝克稍稍犹豫了一下，重复我的话。
“嗯，你知道的……和爸爸吃饭，我需要抱着最好的希望，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觉得吃完饭后我们会需要那样东西。”
贝克看起来仍然将信将疑。
“听着，”我说，“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怎么样？来点不含酒精的饮料——我意识到自己酒已经喝得够多了。”
最后一句其实不言而喻，但我还是说了出来，希望能平息贝克的怒气。这句话几乎就相当于我的道歉了。
“就喝一杯？”贝克问。
“是的，就喝一杯。如果喝完你还是想回家，我们就回家。”虽然我不觉得只喝一杯就能尽兴，“无所谓，我只是觉得喝一杯对我们有好处。”
贝克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我的提议。我仿佛能听到时间的齿轮在转动。比起气鼓鼓地回家，喝一杯显然是更有吸引力的提议，但我还是需要小心翼翼地找到软硬兼施的平衡点。我把手搭在贝克的手臂上，摆出温柔的、试探性的微笑。这微笑带有些许的命令性，但又同时表示不介意对方的任何决定。
“喝一杯，好吗？我只是需要放松一下。今晚对我来说很煎熬。”
街角终于出现了一辆没有载客的出租车。贝克看了看那辆空车，放下了他的手，由它呼啸而过。
“只喝一杯。”他说。
我们找到了一家播放经典迷幻舞曲到天亮的夜总会，一直待到早上六点关门了才回家。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公寓，各自又嗑了片药，然后在地板上一边听着金发女郎乐队的精选辑，一边做爱。这次性爱是慵懒的，酥软得让人融化。
做爱做到一半，我想起玛丽·马丁，咯咯笑了起来。
“怎么了？”贝克问。
“玛丽·马丁觉得我笑起来很漂亮。”
“你的确很漂亮。”
“比她还漂亮？”
“是的。比她漂亮得多。”
“谢谢。”
“这是实话。”
“我可不觉得大部分男人会认同这点。”
“不会，我肯定他们不会认同。但没有关系，你的美面向小众市场——那些喜欢肤色深点、古怪点的女人的男人。”
“很好。我就想做个小众美人。”
“你就是，你的美再小众不过了。”贝克的手穿过我的头发。黛比·哈里正在唱《周日女孩》。
“和黛比·哈里比呢？1977年的黛比·哈里。我比她还漂亮么？”
“当然。她和你没法比。”
我能感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把腿紧紧缠在贝克的腰上，把脸靠在他的肩上。
“我爱你，”我说，“我他妈的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