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那时候醒来。我总是在那个瞬间醒来——在面试官问我脱掉外套是否会舒服点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是因为知道我外套里面什么都没穿，所以故意戏弄我，还是出于真的关心才问我这个问题，毕竟是个大热天。不过我猜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我从来没时间去搞明白。梦总是在这时候戛然而止。我醒来，卧室里闷热极了，而我头脑完全清醒，还想撒尿。这时通常是凌晨四点钟左右，我无法重新入睡，只好起床看书。有时候情况完全相反：我辗转反侧到凌晨还是睡不着，就直接放弃了。不得不休息时，我会看书、写作，直到筋疲力尽，然后成功睡上三四个小时。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失眠让我读完了很多书。我用两个半晚上就读完了《荒凉山庄》。”
芭芭拉医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失眠绝对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
“好的。那个梦呢？”
“那个梦说明你的想象力没有问题。”
“弗洛伊德会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表达焦虑的梦。”
芭芭拉医生微笑着摇了摇头，幅度不大但很坚决。像往常一样，她没兴趣玩解析梦境的游戏。她很乐意听我倾诉——听任何我想和她说的话——但她不会纵容我过界。
“我们什么都可以聊，没有任何限制，”她曾经这么对我说，就在我们第一次心理咨询面谈后没多久，“我们可以聊所有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但这是对话，不是独白。所以有时候我们聊你想聊的，有时候我们也要聊我想聊的。有来有往的对话才是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是芭芭拉医生不想聊的话题之一。她告诉我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但凡有点常识，都只会把弗洛伊德看作历史上的奇人，仅此而已。浪费时间（她的时间）和金钱（我父亲的金钱）去探讨弗洛伊德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今天我比较固执。“你根本都没读过他的书，”我指出，“你不能否定你从来没尝试过的事情。”
“当然可以！”芭芭拉医生反驳道，“占星，脉轮，数字占卜。我对这些的认识足够让我判断它们毫无现实根据，正如我知道弗洛伊德和这个房间里进行着的心理咨询面谈无关。”
“我想你没有抓住重点，”我说，“我不在意弗洛伊德是否正确。他有趣，而且文笔好，对我来说这就足够好了。我宁愿读写得好的废话，也不愿读写得糟糕的事实。难道你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吗？”
芭芭拉医生脸上依旧挂着浅浅的微笑。“好吧，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做的梦有什么含义呢？”
“很明显，”我答道，“非常明显。我担心自己迟早要长大，找一份我瞧不起的正经、稳定的工作——像我姐姐那样。最近我过得没那么糟，但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原地踏步。没有贝克的薪水，我们会过得没有安全感，而我讨厌……依赖别人的感觉。可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赚钱而去做我讨厌的工作，我会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我甚至不确定是否有自己能胜任的固定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姐姐的裤装西服里面没穿衣服。”
芭芭拉医生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又点了点头。“好的。如果你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解析你的梦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是没有意义。只是多了一个更有趣的角度看问题。”
“这是一个更晦涩难懂的角度。如果你感到焦虑，我们应该直接聊你的焦虑。我们没必要把梦境等等扯进来，把问题搞复杂。为什么要在你可以直面问题的时候绕圈子？”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还是有所指的暗示。也许两者都是。不管怎么说，芭芭拉医生都是对的。没有理由把弗洛伊德牵扯进来，把事情搞复杂。
我的第二个治疗师是弗洛伊德的持牌信徒（名副其实的“持牌”，他的卡片上写着：布莱斯医生，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精神病医师）。我是在《伦敦书评》杂志的封底上看到他的广告的。他是个完完全全的灾难。他盛气凌人、傲慢自大，而且远没有他自以为的机智。他让我想起了上大学第一年约会过的医科学生，一个自命不凡的白痴，只读过《柳叶刀》，还真的以为乔治·艾略特是男的。那段恋爱只持续了三个星期，而我在面谈开始后不到一个小时便走出了布莱斯医生的办公室。
至于我的第一个治疗师，也没好到哪里去。她是一名国民医疗保健系统的心理医生，四十岁出头，每周有三天在地方诊所开诊。她办公室的色调是暗淡的蓝色，墙上到处都是她的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画作，充分展示了他们在画画方面的不擅长。整整五周了，我发现她毫无用处。接着，在第六周的时候，她开始详细讲解并极力主张我在进行心理咨询的同时“也”该用药。考虑到我服药后的副作用，她说不一定要服用锂盐，但也许可以尝试副作用少一点的情绪稳定剂类新药。我曾经服用过锂盐，服用后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圆了——又胖，又矮，又笨。当她劝说我用药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和我的全科医生串通一气，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和之前种种的经历相比，芭芭拉医生真是天赐的礼物。她既不傲慢自大，也不优柔寡断，而且从来不隐瞒她的治疗计划。她在药物治疗方面可能会同意我那无能的治疗师的观点——她曾经说过情绪稳定剂也许会帮到我，因为它能准确发挥该有的功效：稳定我的情绪。但这不是重点。如果我觉得服药带来的副作用比原本的病更难受，她会尊重我拒绝服药的权利。或许有一天，药物副作用和病痛的天平会改变，但那也是由我来评估的事情。
芭芭拉医生目光敏锐、伶牙俐齿，比我母亲小几岁。她有着一头钢灰色的头发，办公室坐落在富人区南肯辛顿区，装潢充满优雅的书卷气。墙上没贴孩子们的画作：芭芭拉医生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不想要孩子，这一点也让我十分尊敬。她的书桌由贵气的桃花心木制成，上面摆着一株龙血树和一个牛顿摆装置——小球来回碰撞的趣味性被后面墙上贴着的镶框的博士学位证书抵消了不少。然而，芭芭拉医生很少坐在书桌前。她更喜欢在两张皮质扶手椅上和病人交谈。两张椅子相对而立，背景是众多橡木书柜中的一个。
总而言之，芭芭拉医生办公室的装潢在增加好感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喜欢那个环境。就诊的整个过程都是令人舒服的：扶手椅，不急不忙地穿过富足的伦敦市中心，马路对面尼禄咖啡店的不加糖和奶的黑咖啡。两周一次的约见持续了七个月，我甚至对不得不依赖父亲来支付诊费这件事都不再感到痛苦。因为，说实话，这是他欠我的钱。这笔钱不像过去他因为内疚甩给我的钞票那样令我难受；这更像是小额索赔法庭里一位仁慈、睿智的法官判给我的补偿金。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补偿，我知道弗洛伊德也会同意我的想法的。
“我读了你写的文章，”芭芭拉医生告诉我，“那篇访谈。”这周只刊出专访，西蒙那篇下周日才能见报。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非常引人入胜。当然，文笔也很好。不过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这些。”
“谢谢你。”
“你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的，我邻居的尸体。”
“你想和我聊聊这事吗？”
我没有多想。“实际上，芭芭拉，我不想。我宁愿你下周日去看我的文章。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你的选择。但是……”芭芭拉医生十指紧扣，舌头顶着嘴巴的左上角。每次她思考下一句要说什么的时候，就会做出这个动作，“但我还是想你告诉我一些事，有关这两篇文章的。”
“尽管问吧。”
芭芭拉医生喝了口咖啡。“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宁愿让我通过文章去了解发生什么事，而不是亲口告诉我。这好像绕了个圈子。”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这不是在绕圈子，”我说，“这是为了让我的表述更清晰。我写的准确表达了我想说的内容。完美的表达。任何我现在告诉你的内容都没有我写的准确、真实。”
“好吧，我想我能接受你的论点。但这也让我有了第二个问题。我完全赞成坦诚——在这个房间里，坦诚是不可或缺的——但你选择了一个非常公开的平台去谈一些非常私人的话题。”
“关于我父亲的？”
“你的父亲，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媒体是最好的宣泄出口吗？”
“我父亲不会看我写的东西。至于我的想法和感受，嗯，我其实并没有计划要写我自己。只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成了采访谈论的对象。”
“你可以选择公开哪些内容。”
“的确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件释放自我的事情。能讲出不掺水分的事实，这让我感觉很好。假如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写这篇访谈，文章就没有事实根据了。我认为写假话没有意义。”
“诚实地写作和不带自我审查地写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自我审查。”
我耸耸肩。“正如我说过的，不带自我审查地写作给人自由、释放自己的感觉。再说，我不觉得米兰达·弗罗斯特有自我审查，或者说审查得不多。所以这篇访谈的写作形式还是讲得通的。”
“那么后续的配文呢？继续把你的个人生活公开让大众仔细观察有意义吗？”
“你听起来就像是贝克。只不过他说的是我把自己的生活戏剧化。”
“你对他的评论有何感想？”
“我觉得他有点不公平。我不是在戏剧化生活。我是在写发生在生活里的戏剧化的事情。两者有区别。”
“只是细微的区别，有人会这么认为。”
“区别很大！我的意思是，米兰达·弗罗斯特的专访基本上是采访的笔录，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客观新闻。”
“那后续的配文呢？”
“嗯，不——那是一篇个人陈述。因此它不得不是主观的：这样读起来才有趣。但是主观并不意味着我在戏剧化。我的意思是，对，遣词造句和文章结构上也许有戏剧性的元素，但那只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同身受。我想传达真实的情感。”
芭芭拉医生沉默了几秒钟，掂量着我的论点。
很显然我没有完全清楚地表达出我的意思，于是我又试了一把：“这么说吧：我们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时都会用上一两个戏剧化表达的技巧。比方说你上班迟到了——你错过了公交，车堵在路上了，或者是其他原因。如果不强调一些细节，你是很难将迟到的经过说清楚的：你的沮丧，不停看表的动作，站在你前面只顾着玩手机结果没意识到交通灯已经红变绿的蠢货。你想把事情发生时的感受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这很正常，并不是戏剧化。这只是在描绘你所处的境况中本来就有的戏剧性情节。”
这些话我早就排练好了，为了应对贝克读到配文时的反应——我也让他等到下周日文章刊出后再读。不过根据这次试验的情况来看，我想这番解释还需要微调——芭芭拉医生听完后依旧满腹狐疑。
“我要读完文章后再作判断。”她说。
外面天色开始变黑。五十分钟前，当我走进芭芭拉医生的办公室时，晴空中只有一朵飘得高高的云。但现在天色已经昏暗到芭芭拉医生必须把两盏落地灯都打开。在她去开灯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地想着今天的交谈没有预期的好。的确，我习惯了芭芭拉医生在大部分话题上质疑我的想法，但今天有些不对劲。我一直在为自己辩护，还觉得有点被误解，就好像我说的话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样。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决定告诉芭芭拉医生我的性欲好像回来了。我想给她一些毋庸置疑的好消息，一些不管发生了什么——和贝克的争论、焦虑的梦、西蒙的尸体——我整体上还是感觉变好了的证据。但即使听了这个好消息，芭芭拉医生依然对此有所保留。
“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她告诉我。
“这是一件好事，”我向她保证道，“我的意思是，我竟然又想做爱了。我享受性——真的在享受——过去几个月里头一次有这样的感受。过去两周我高潮了三次。我想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我的情绪在变好。”
芭芭拉医生坐回她的椅子上，微微皱眉，但没有脸红。几个月前我就发现让芭芭拉医生脸红是件不可能的事。她当然知道，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最先消失的就是性欲。我圣诞节之前就告诉她了，这个规律和潮汐一样可以预测。她的回应是我应该把注意力从生理愉悦转移到做爱可以带来的亲密情感上。这个说法差点没让我脸红，但肯定让我觉得难为情了，以致芭芭拉医生不得不怀疑我可能“害怕亲密关系”（说起来有点矛盾，她同时认为我过于依赖恋爱关系，因为自从十五岁起我就在不停地谈恋爱，空窗期从没超过两周）。不过，我觉得唯一需要商榷的是芭芭拉医生的用词。我不觉得医生应该用类似“做爱”这样的词汇。老实说，我不觉得“做爱”这个词有适用之处，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那时候这个词的含义不同，也不是这么腻人的委婉语。
相反，我认为我对性高潮认真地记录才是芭芭拉医生皱眉的原因，说明我如此看重性爱带来的生理愉悦——虽然事实上，你难以读懂芭芭拉医生的皱眉。她做出这个表情也有可能是对我情绪上的突然高涨表示担忧。她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难以接受。被约束的感觉令人沮丧。我所有的情绪——包括积极的情绪——都被视作潜在的病症。
“面谈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芭芭拉医生问道。
在这关键时刻我有点生气，但同时我依然想在面谈结束之前赢回芭芭拉医生的赞许。于是我开始告诉她有关安非他命的事——过去两周内我几次想要服用兴奋剂，但都忍住了。这勉强称得上是一个成就，虽然我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不可能得到多大的称赞。芭芭拉医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微蹙的眉头变为紧锁，之前的暧昧不明一丝不留。回想起来，我期待在讨论服用药物时能看到芭芭拉医生其他的表情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奢望。我俩在这个话题上从来不会达成一致，甚至连术语用法都有争议。我称之为消遣和释放压力的途径；她称之为会引起并发症的临时自我药疗。
听我讲完后，她板着脸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这是一个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关注的问题。”
所以现在已经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了：性爱、药物和失眠症。我们两个人只有四只眼睛，很快就要关注不过来了。
“我想你没有抓住重点，”我冷静地等了几秒钟，然后告诉芭芭拉医生，“即使我当时精疲力竭，压力大到无法思考，我依然决定不服用兴奋剂。换作几个月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吸一口。但这一次，我考虑到时间尚早和总体情况，决定从长远来看不服用药物对自己比较好。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最后一个问句，试图让芭芭拉医生放松那因为忧虑而噘起的嘴唇。不过，这个问句并不是一个笑话，我是真的想让她看到情况有好转，好让她给点同意我观点的暗示，即使只是同意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她没有。
“艾比，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正如我一再告诉你的那样，除非你完全戒掉药物，安非他命也好，摇头丸也好，通通戒掉，否则我是不会高兴的。每服用一次药物，你的健康状况都会倒退一大步。”
“我没有服用啊。”我特意指出，因为感觉自己说的重点被忽略了。
“很好，所以为什么不再进一步，直接戒掉它？拿走那些诱惑。”
“我和你说过的，安非他命能让我情绪稳定，有时候它是唯一的办法。再说，服用安非他命对我来说总比酗酒好，这是我的经验所得。”我指指右手掌心的伤疤，白色的、完美的圆盘形状，和一颗镇痛药布洛芬片的大小差不多。“安非他命和迷幻药从来不会让我有伤害自己的冲动。”
芭芭拉医生敷衍地点点头，表示认可这一点。但我觉得她还是无法认可我说的重点。
我带着一丝失望离开了芭芭拉医生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