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仁波切和我静静地吃完一顿没有惊喜的早餐后，我们决定去村里散个步，作为漫长的一天驾驶前的准备。
夏格林瀑布镇是个精巧的小地方，服装店的橱窗里有可爱的连衣裙，保养精致的少妇早晨在咖啡店里闲坐，賓士、沃尔沃或宝马停在路边，亮出一块“野生动物保护”的牌照。有一间美邦银行的办公室。一家本地剧团在宣传他们下一部作品。交织字母印花的奢侈品牌店。
这是一种特定的地方，一块典型的美国拼图，社会经济阶梯上一个特定的梯级。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熟悉，当然，它是布朗士区的俄亥俄表亲。我好奇父母在来探亲时怎么想我的生活：草坪被别人修得整整齐齐，昂贵且可能过大的房子，有高价商店的市中心，衣着讲究的邻居在清理他们家纯种贵宾犬的排泄物。我猜，生在这种舒适的生活里要比爬上来容易。而且很容易根据表面来判断一个人，汽车的牌子，他们居住片区的商店类型。
有条河流经夏格林瀑布镇，瀑布就在离咖啡店不远的桥下。桥的对面，小镇修了一条木头阶梯，之字形通到下方陡峭的河岸，最后来到一处平台，人可以近距离观看瀑布。仁波切和我走下去，站着观看棕色的河流，它倾泻而下落在石头上，水花溅入空中，湍急打旋的水流带着某种强力的必然性，某种向下的拉力，或许甚至有某种更伟大的计划。
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爬回来站在桥上，瀑布的轰鸣就在眼前，我身后是夏格林瀑布镇不成气候的交通嗡鸣声。“早餐时，你没有问我你的问题。”他说。
“我也没有回答你昨晚提出的问题。”
“不是在测验。”他说。
“我知道。但我猜，在智力上是个挑战。”
他收缩一下脸上引人瞩目的肌肉，没有看我。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镇“很上档次”，也不关心，他根本不会被这种东西烦心，就像前一晚在阿尔贝里尼，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女招待的胸部一样。或许他只是在美国待得不够久，还读不懂密码，不理解賓士比雪佛兰多了什么，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走进美邦银行的办公室大门，什么样的人不会，不会根据一个女人的婚戒、钱包价格、车牌照或保险杠贴纸，或者她选择阅读的报纸来判断这个人。一旦你对这种东西有意识，不管它们向你发出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信号，你还怎么能把它们从思维中抹除，不带标签与褒贬地看到世界的原样呢？
“我想做两件事，”我说，声音压过瀑布水花的喧闹，“我想尝试回答你昨晚问我的问题，还想提一个好像与它相关的问题。”
“好，”他说，“行啊。”
“关于一个人为什么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猜部分原因是，这一定跟想被人喜爱有关，被周围的人肯定。我们都渴望社会的认可，不是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那样行事会让生活容易一些。而且或许还有一种天生的良知在起作用——至少在好人的心里。甚至坏人也有好的时候，或许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是非观，敦促他们向善向真、非暴力，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真奇怪，人性竟然这么宽广——从希特勒到甘地——但我想，某种程度上，你在自然里也能找到那种宽广，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在同种动物的大小和外形上。甚至有的狗看起来都比其他狗友善得多。”
“是的，是的。”仁波切说，但他没在看我，也似乎对我说的话不怎么感兴趣。我仔细想过后，才构想出这个我觉得逻辑清晰的回答，但我严密的理论似乎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就像在背一张化学元素表，或者在描述桥梁的法则。
“我猜我追求的东西，在我昨晚问题里提到的那些，是非常私人的。我有极好的生活，很棒的生活。我努力工作来达到那种成功，吉妮也是，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幸运。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有。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吉妮的父母在她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妈妈是个酒鬼，对她恶言相向，对我也不太好。我得过一种可怕的怪病，持续了六七年——失眠症，整天奇怪地疼，不能吃太多东西。没有医生能查明病因。但和世界上几乎每个人相比，我们都非常、非常幸运了，我们知道，也感激不尽，我们努力当好父母、社区的好公民。或许你认为我对我妹妹不够好，但我们一直邀请她过来，在经济上帮助她。我试图对她的怪习惯和疯癫保持耐心……总之，重点是，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按照应有生活的方式生活了，当我听到你的演讲，听起来就像你在质疑它，在说我们必须做到更好。一来，这很冒犯，尤其在宗教领域，至少在这个社会里，它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二来，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似乎已经接近完美的东西呢？”
仁波切沉默。
我也沉默。至少有整整一分钟。我没料到会给出这么长的回答，会问出这么长的问题，还有，随着他的沉默拉长，开始显得他在挑衅我。
“你见过人死吗？”他最后问道。
“我的父母最近死了。一个叔叔，三个阿姨，两个高中的朋友，一个大学的朋友。还有打理我们家草坪（曾打理）的那个人。”
他转头看我：“你看着他们死的？”
“死的那一刻，没有看到。不过我感到同样强烈的失落，尤其是我父母的死。”
“我看过很多人死。”他说。
“在战俘营里？”
他摇摇头。“那里只有两次。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欧洲有个静修中心，主要的修行就是照顾那些垂死的人。”
“那我倒不知道。那是很细致的工作。”
“有些人死得平静，有些人没那么平静。为什么会那样？”
“赶巧呗。不同的性格类型，不同程度的疼痛。有些人平静地开车，平静地吃饭，对孩子也心平气和。其他人不是。”
“是的，是的，但这是死亡。这是失去一切——身体、家庭、房子、工作、汽车、食物，所有的愉悦，所有一切。他们怎么能在那个时刻保持平静？”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花大量时间来细想这个，”我说，语气故作轻松，“我们是商业民族，一个活跃、勤勉的民族。我们相信生活是为了享受。我们知道自己会死，但细想那种事似乎太消极了，我代表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说这话。”
“啊。那代表你自己呢？”
“一样。”
“啊。”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啊’就让人感觉到被评判。”
他笑了，把手放在我的背上，轻拍了三次。“我的朋友，”他说，“我的好朋友……勤勉是什么意思？”
“忙。努力工作。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努力工作，完成事情。发明机器，创造企业，写书，修路，发送火箭到外太空，等等。你连那个都要怀疑吗？你是说那都是坏事吗？”
“好！”他大声惊叹。“非常好！火箭进入太空！到月亮那么远！超过月亮了，是吧？”
“是，当然。”
他大笑后又轻笑，然后突然停下，说：“然后你就死了！”又咯咯地笑了一会儿。我当时有个想法一闪而过，他其实不太正常。
“对。我想过那个。你死以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他说。
“但你活过很多世了，死过很多次了。你不就是相信那个吗？”
“当然，”他说，“我们活过很多世，对我来说显而易见。”
“那……之后发生什么？”
“不记得了。”他说着，哄然大笑，那笑声和下方喧闹的水花声混在一起。
“现在你在玩游戏了。”
“没玩游戏。告诉我，要是你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要是你不相信做个好人跟你死后会发生什么有关系的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好？”
“我想，让我感觉好的事，我就去做。如果让我感觉不好，我就不去做。”
“正是这样！”他说，就好像我刚解开了霍奇猜想或者什么令人困惑的数学难题，“驱使你度过人生的是追求愉悦，对吧？还有远离痛苦？”
“当然。我常常那么想。不足为奇。”
“但我可以展示给你一种愉悦，让所有其他的愉悦显得过于短暂。就像某个人抽烟，一丁点儿的愉悦，噗噗几下就扔掉了。”
“一切都很短暂。”
“是，是。除了这个。”
“你怎么知道呢？你刚刚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你怎么敢说呢？”
“因为有人跟我解释过。我的父亲，其他伟大的老师。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的样子，他们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他们死亡的方式。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你们怎么说——本质？——在他们的本质里，他们在某些时候行事的方式，你能感觉到他们知道。”
“所以我应该为了同样的原因相信你？”
“当然是，我的朋友，”他说，“当然。”
那就展示给我看，我几乎脱口而出。给我看那种东西，当其他愉悦都凋谢时，当蜡烛燃尽时，一种可以依靠的愉悦。但我说不出口。首先，哪个受过教育的人会真的相信这种邀约？听起来太像电台脱口秀节目里的广告了——投资黄金，关节炎药膏，一天在家工作几个小时、一个月付你8000美金的工作。其次，我在那时不能向他敞开心扉，不能向任何人那样敞开心扉。我用他的沉默来惩罚他，只是端详我们脚下奔腾的水流，它在狂怒中变得污浊：强劲，坚定，甚至美丽，但在沿着既定河道前行时带上了一大堆的污垢。
但之后我无法保持沉默，无法那样冷酷对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或许那就是原因。再过几天，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于是我说：“我想我信仰天堂。”
“我也是，”他说，“我感受过那个天堂，在这里，在死前。和你感受这个流水声一样真实。我可以展示给你看。”
“不用毒品吗？”我说，仁波切听懂了，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然后用他有力的双臂搂着我，用力地拥抱我，笑得像个孩子，像个疯子，就在夏格林瀑布的桥上，咖啡店的女人望向窗外的我们。我想象她们喝着脱咖啡因的卡布奇诺，优越感十足地假笑，看到什么异乎寻常的事马上心照不宣。我以前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