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奥托·林林（拜托，不要讲马戏团的笑话），我有个奇怪的故事要讲。第一眼看上去，它或许只是我的一趟公路之旅，在我超棒的妻子的建议下，从我们在纽约市郊的家到我青少年时期的领地——北达科他州的斯塔克县。而实际上，它是一次内在游历的记录，要谈论那种远行，你的口气很难不流于傻气或惹人生厌的平静，要么就像某个自以为被伟大神灵单独挑出来，充当终极真理喉舌的人。如果你了解我，就知道我绝不是上述那几类人。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相貌平平，身高一般，政治上走中间道路，在美国中产阶级里处于偏上的位置。朋友们觉得我风趣，有时有点自作聪明，是一个正派、体贴的四十来岁男人，按照“虔诚”那个词的惯常意义，我从来没有特别虔诚过。我在这里讲的故事会让他们大跌眼镜，但我又能怎样呢？我答应过自己，只要讲出这趟公路之旅的事实就好，让听者自行根据信服程度来接纳或嘲弄。
所以，本着全面披露的精神，让我这么说吧：在开车去北达科他州之前，就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关于事物的更深层意义，我不时被一种啃噬人心的费解所折磨。我运转正常，俗话是这么说的。妻儿和我过着舒适的生活，真的是超级满意的生活：漂亮房子，两部车，下馆子吃饭，爱，和平，互相扶持。然而，不时地，我头脑的密室里会吹进来一阵不安的风，就好像有一扇窗忘记关了，暴风雨钻了进来，我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关于如何做人的笔记都被刮下了台面。
等我回到纽约，那阵风已经平息下来。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我没有开始修炼悬浮升空术。我没有剃度，开始激进的饮食冒险。我没有辞职，把家人搬到西西里岛乡下一座修复的修道院里，也没有离开吉妮和孩子们，跟办公室里22岁的编辑助理同居。不过，内在里，在那些密室，在思想和情绪的隐秘之处，有些东西感觉彻底不同了。所以，尽管我是个注重隐私的人，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又是在吉妮的建议下——把我在美国公路上每一天发生的事写下来。就算别无他用，我想，这个故事或许还能在某人的生命里投下几声欢笑，现如今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先把话说在前头：我是个心智正常的普通美国男人。年方44岁。在曼哈顿一家专营美食图书的备受尊重的出版公司斯坦利伯恩担任资深编辑。大半辈子和同一个女人携手婚姻。我们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娜塔莎16岁半，安东尼14岁，有一只跟人很亲的混种狗，名叫贾斯伯，在纽约的一个高价郊区有栋房子。吉妮也工作，用极少时间兼职做博物馆的自由摄影师，几乎全职当一名体贴的母亲。毋庸置疑，这不是完美的生活。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失望，疾病和伤痛，况且，家里有两个青少年，我们有时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家庭骚乱，在我听来，就像一只装满荷尔蒙的水壶煮沸了，在炉子上尖啸。但这是吉妮和我白手起家打造出来的生活，一开始没有多少钱，也没多少人帮忙，我们对此很自豪，也心怀感激。
在我上路前的六个月，一把酸楚的新调料被撒进那一锅美好生活的炖汤里，被撒进晚宴的漩涡、关于家庭作业的争论和8月里为期两周的海滨租屋度假中。我的双亲，72岁的罗纳德和70岁的玛蒂尔达，在北达科他州一条名叫“国道22”的双车道高速公路上因遭遇车祸而丧生。两人心理机能完善，健康状况极佳，今天他们还是电话线另一头熟悉的声音，隔天就无法接通了。没了。一片寂静。不可触及。有着雄浑独特个性的硬朗农人，被一个坐在倾翻的蓝色皮卡车里跟我同龄的醉汉化成了灰烬与记忆。
我们都去了北达科他州参加追悼会。（住在新泽西州的妹妹西西莉亚是搭火车去的，她继承了母亲对航空旅行的恐惧。）该流的眼泪也流了。也聊起了旧日时光，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有对那个人的愤怒——撞死他们的那个人——很快他就要入狱。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没有料到的，是在我父母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环绕我的庞大空虚感。
不止于丧亲。那是一种拉锯式的不满，在来来回回地切割我自以为是的神经束。有时甚至在最明媚的情绪里，我都能意识到它。把眼睛从美好生活上挪开哪怕一秒，就看到它在那里：与其说是抑郁，倒不如说，是对你所作所为的不祥的小小怀疑；不是困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么问太生硬，但的确是循着这条思路。所有这些努力与神伤，所有这些喜悦与苦难，所有这些忙忙碌碌，所有这些东西——一千个头条，十万次谈话，电子邮件，开会，纳税申报，保证书，账单，隐私声明，伟哥广告，捐款号召，选举周期，每天报道的战争，拿着空酒瓶去垃圾场，补牙和体检，箍牙和朗诵会，吉妮的情绪，我的情绪，孩子们的情绪，足球排位赛，水管工的付费单，连续剧角色，更换机油，守丧，婚礼，给花坛浇水——所有这些，我开始自问，到底都通往哪里？通往国道上一辆撞毁的别克吗？然后呢？上天堂吗？
好吧，我是旧观念的拥趸，相信一个人如果活得正派，以后就能升上天国。我不反对。但是有时候，在搭乘通勤火车回家，经过哈莱姆区的公寓楼时，或者娜塔莎和安东尼沉迷于IMing聊天的时间太久，我叫他们放下手机，好好完成一场家常便饭的疯狂现代仪式时，或者只是手里拿着一杯黑皮诺，站在朋友50岁的生日派对上时，我都能感觉到这股突如其来的疼痛，顺着我的皮肤划开，我就像患了某种存在主义的流感。只有一刻，只在一瞬，它就能刺破我生活的闪亮外壳，就像一把剑从接缝处刺穿铠甲。
即使在父母过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这种感觉。但在那一天之后——2月7日，北达科他州一个严寒的周二——就好像有一层幕帘被拉开，日常生活的杂事和愉悦都被衬在疑惑的背景下比照。目的，计划，更深层的意义，我能信任谁来告诉我？治疗师？本地部长？还是比我多活十年、见过更多世面的网球搭档？我发现自己不只在夜里睡觉前琢磨，去上班的路上，站在火车站台上，看电视时，跟孩子讲话时，甚至，有时候，就在吉妮和我刚刚做完爱时，也在琢磨。
所以，我估计，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让我完全做好了这场非凡冒险的准备。如果我胆敢用上帝视角来观察，那么在我看来，生活总是如此运作：你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诚挚的方式问某个问题，答案就会浮现。但是，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那个答案会根据它自己神秘又神圣的时机来到，而且通常不以真面目示人。它的到来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不愿要它，或者一开始就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