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档案资料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鉴定书（一式三份）
1939年8月29日生，俄罗斯族，非党员，中等专门学历。第38音乐学校钢琴及视唱练耳课教师。家庭住址：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大街，4号，31号房间。丈夫伊弗列夫·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特派记者，工作单位《劳动真理报》。儿子伊弗列夫·瓦吉姆，1963年生，上幼儿园。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出嫁前的姓为科瑟赫）自1962年起在第38音乐学校工作。此前，音乐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莫戈伊图伊站担任教师三年。
在第38音乐学校工作期间，伊弗列娃·安·唐同志表现出自己是内行的专家，有能力完成交给她的工作。对待领导的任务勤勉严谨。因工作出色曾两次获得传令嘉奖。在教师集体中享有威信。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作为宣传员从事社会工作，准时参加政治学习，政治上合乎要求，日常生活中有自制力，道德上坚定，此前未出嫁，其他婚姻时未生过孩子。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没有出过国。以前未曾提出过出国的请求。
校委会、党委及工会基层委员会推荐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随全苏共青团中央青年组织委员会系统赴保加利亚旅游，为期二十天。
党委1969年3月15日决议，第6号会议记录
第38音乐学校校长H. 秋秋琳娜
党委书记B. 奥霍特尼琴科
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A. 布罗德尔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通过了在区委的面谈。委员会一位委员问她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父称时她回答道：“我母亲是单身，只是为了登记我她才想出了父亲的名字。”
苏共十月区委会出境委员会副主席M. 菲尔杰宾
苏共十月区委会推荐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参加旅游团队到保加利亚旅游。
苏共十月区委会书记Б. 西纽科夫
出境档案中其他内附文件：履历表、自述履历、六张照片、通过完整的疾病系统防治和接种以及收到精神病防治所证明伊弗列娃·安·唐同志无记录在册的证明后出具的健康证。
说明：苏联身份证随旅行付费收据上交。火车票不发到手里。出国护照由火车上的团队领导人在越过国境时发放。外汇在入住旅游地宾馆后发放。
伊弗列娃·安·唐同志已得到苏联旅游者在国外行为规则方面的指导。
出发前夕伊弗列娃·安·唐在团队中被另一个去旅游的人选代替。
托尼娅·伊弗列娃的幸福与不幸
1938年，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处要求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紧急召回其驻莫斯科记者，因为后者企图采访出狱的人士。不久后来了一位更年轻的驻地记者填补他的空缺，他叫唐纳德·奥克斯比，剑桥大学毕业生，俄语讲得费劲。
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向唐纳德说明了，外国人需要对苏联生活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也全都听明白了。奥克斯比认真地把发回自己报社的材料送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接受检查并顺从地删除了所禁止的一切内容。
奥克斯比对共产党员的博爱观点十分有好感。有一次他需要给关于苏联工人生活的文章配照片，于是他去了塔斯社的新闻照片部。他挑出了几张照片，上面是脏兮兮的拖拉机手和挖土工人正面带笑容。人们向奥克斯比解释说：由于照片是供国外用的，需要再次把它们修描一遍。修照片的姑娘对奥克斯比说，既然急着要，她下班后留下来并全部做好。需要过三小时后来找她。她叫克秀莎。《每日电讯报》的驻地记者唐纳德·奥克斯比在莫斯科逛了三个小时，并且重复着修片员奇怪的名字，免得忘记：
“克休——舒——阿，”他发出了音，“克休舒阿……这很简单！”
在三个小时中重复一个名字没有带来任何好事。当唐纳德回到新闻照片处时，克秀莎还没来得及清除掉照片上所有面颊上的脏痕迹并在所有工人工作服的位置描出西服和领带来。奥克斯比先生在克秀莎上面俯下身来，好看看她是如何熟练地做这个的，但是没能让视线离开她透明的小耳朵以及这只耳朵旁红褐色的鬈发。鬈发随着奥克斯比的呼吸摆动，于是他完全停止了呼吸，担心妨碍修片员责任重大的工作。
当照片准备好后，奥克斯比自告奋勇要开车把“克休舒阿小姐”送到家。她吓坏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步行走了。那一天，奥克斯比先生比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加起来散的步都多。《每日电讯报》驻地记者与新闻照片处的女修片员开始每晚约会。而两个月过后，在动身去伦敦前几天，唐纳德向克谢尼娅求了婚。她又吓坏了，但是同意了。
递交了结婚申请后，奥克斯比去了伦敦，准备到剑桥自己父母那里获得祝福。克谢尼娅数着日子。唐纳德早就该回来了，可是他不在。一个月后克谢尼娅·科瑟赫因与外国人有关系而被塔斯社新闻照片处辞退。她因为丈夫杳无音讯而不知所措。女友们建议她不要住在家里——要知道肯定会逮捕她的。又过了一个月，《每日电讯报》的新记者通过一个在新闻照片处工作的女友找到了克谢尼娅·科瑟赫。他说，因为在苏维埃国家的不道德行为，没有给奥克斯比先生发放入境签证。他恳切请求“克休舒阿小姐”到伦敦去找他。他的父母同意婚姻并且作为结婚礼物决定送给他们在苏格兰的农场。克秀莎满脸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但是不知为何哪里也没有去，而六个半月后她自己来到了格劳埃尔曼第7妇产医院的急诊室。
克谢尼娅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安托尼娜。在她的出生证上，父亲姓一栏是空格线。克秀莎害怕找工作，那样会更快地逮捕她的。她打扫住宅，擦窗户，战争时去了外贝加尔地区并在集体农庄干农活。战后克谢尼娅回到了家里，为的是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教育。所有人都说，小姑娘对音乐很有天赋，您看，她的手指弯曲得多灵活。当托尼娅拿到了身份证时，已经是55年了，小姑娘成了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
父亲的来信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寄到了。信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莫斯科投递的。奥克斯比先生写道，他等了自己的恋人六年，而后来，由于没有任何消息和希望，他结婚了，并且现在他有两个女儿：凯洛尔（为了纪念母亲）和休吉（为了纪念克休舒阿）。很像，对吗？而他寄信是心存侥幸，没有特别指望能找得到收信人。克谢尼娅对女儿隐瞒了信的事并且没有给奥克斯比先生回信，尽管也不怨恨他，而对他的关心感到的更多是感激。
托尼娅长成了听话的孩子。如果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母亲（她变得特别容易激动）立刻开始哭，女儿受不了这个，所以顺从地同意做她根本不想做的事。作为少先队员的她在家里也戴着红领巾，曾当过大队部部长，团员时进入了全苏共青团委员会。她什么事都跟得上：上课，社会工作，音乐。租来的钢琴要花钱，所以不能白放着。
她长得不难看。苗条，修长的腿（要是好好穿戴就好了），线条优美的脖子（如果让它露出来就好了），波纹状的头发（如果梳理得适合的话），脸庞美丽大方（如果注意别让下巴因摩擦粗糙的校服而长满疖子就好了）。在学校，一切都给她解释明白了，反复说明了，规定好了，该如何认识某种现象，或者是事物，或者是制度。只是没有解释，该如何认识她出世就是女人这一点。
她音乐学校毕业时也是这样，然后一个人去了西伯利亚。干完了分配时规定的三年后，安托尼娜·唐纳德芙娜回来了，并见到了自己的中学女同学们。在莫斯科，生活变得轻松了些，出现了外国服装。女友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化妆，过着莫名其妙的生活。她们差不多是硬拉她去了一个晚会。她坐在角落里，不会跳舞。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家里她痛哭了一整夜，尽量不吵醒母亲，用枕头堵住嘴，毕竟她们在几家合住的住房里只有一个房间，而母亲上班早。克谢尼娅在印刷厂当修版员。
第二天安托尼娜得到了启示并来到了现代舞收费学校。那时这样的院校刚刚开办。此前可以跳华尔兹、“溜冰舞”，以及作为例外的探戈舞。在文化宫，一个长着骠骑兵式小胡子和弯曲的腿的女领导人吩咐所有向收款处预交了一个月钱的人排成两列横队：小伙子们顺着墙站在右边，姑娘们在左边。横队队首的小伙子和姑娘走过队列并收集收据。女领导人清点了收据和学员人数。数量对上了，于是她庄重地宣布：
“请注意！男舞伴，请走到女士跟前。齐步走！现在用你们的左手拿起女士的右手，把你们的右手放在女士的腰间……很好！”尽管音乐教师安托尼娜已经快二十岁了，还没有人把右手或左手放到过她的腰间。她紧张得甚至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男舞伴。身体的轻轻接触只是让她绷紧了全身并向后离他更远了。
“按我说的姿势站好！”女舞蹈教师喊道。“我走一遍挨个检查。”
托尼娅站着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害羞。一切都无聊，太无聊了，要是别人讲起来，她都不会相信的。
“姑娘，您别悄悄往后退！我在对您说，是您。您叫什么？”
“我？”托尼娅清醒了过来。“科瑟赫。”
“科瑟赫，不要斜视。”女教师开了句玩笑。
“请记住：往后退与紧贴在舞伴身上一样难看。记住了吗？”
“我没往后退。”安托尼娜胆怯地反驳道，她感到满脸变得通红。
“不要争执，我看得更清楚！”
眼泪夺眶而出。托尼娅挣脱了舞伴的手跑开了。在门后她靠在柱子上尽情地哭了。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向能够轻易地控制自己——愿望，不愿意，感情，行为。她总是感到惊讶，其他人怎么会受到完全没有根据的瞬间的软弱的影响。可这时……这时她感到，又有一只手放在她的腰间。她闪开了身子，但是手还搁在上面。
“您别难过！她不过是个傻瓜……”
托尼娅睁开了泪眼，勉强认出了自己的舞伴。他跟在她后面离开了大厅。原来，他也是第一次来学跳舞。于是从是什么促使他到舞蹈学校来的咬文嚼字的谈论中安托尼娜明白了：是同一个原因。伊弗列夫当时二十七岁。他原来跟她是同样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辩解什么。她也是。她讪笑着回忆起了自己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时的兴趣，跟她与伊弗列夫之间产生的重要的东西相比，它们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他的父母到克里米亚疗养去了。托尼娅开始留在斯拉瓦家里。她的母亲吓坏了，她认为，女儿的命运会重蹈她的覆辙。但是他很快出现在了她们家中并问道，如果他和托尼娅结婚，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是否会反对。轰动一时的新闻：安托尼娜·科瑟赫嫁给了记者，并且总的来说，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不是什么糊涂虫，这个消息传遍了托尼娅的女友们那里。
托尼娅幸福的烦恼事来了。一段时间后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对女儿坦白说，她早就和一个人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希望和他住到一起。他是画家，画肖像的。克谢尼娅·扎哈洛芙娜以前对这么做感到难为情。
离开母亲时，安托尼娜整理自己的东西并找到了母亲藏起来的唐纳德·奥克斯比的旧信函。她把它随身拿走了。她开始向往见到（只是见到）父亲，但是她明白，这是不现实的。想要通信是不行的：丈夫在报社工作。况且就算她找到了父亲，他会害怕她硬缠着要当他的女儿，要知道他甚至没听说过她。要是能简单去英国旅行一趟就好了。尽管在旅行中是不会允许脱离团队的，但是哪怕看到父亲的祖国也好啊！
当儿子出生后，托尼娅的这些念头退到了次要地位。他们是三个人了，孩子占去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和所有的关心。安托尼娜幸福并且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尽管她感到，斯拉瓦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她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所有人渐渐都会变得不一样的。在斯拉维克给索尔仁尼琴发电报的事过后不久，音乐学校的女校长把托尼娜从课堂上叫了出来。一个年轻人坐在校长的桌子后开始详细询问工作、家庭、丈夫的情况。
“对不起，可您到底是谁？”
“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我们希望您能劝导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安托尼娜把嘴唇闭得更紧了些，免得暴露出紧张。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他有一些可疑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教育，警告。请帮助我们，这也符合您的利益……”
“他是独立自主的。”
“那就更有必要了！他何必从事那些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事呢？顺便问一句，他在家里写东西吗？”
“不。”
“那他看什么手稿吗？”
“不看。”
“我看，您不太健谈……遗憾！要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您保全家庭的……”
“我不需要帮助。”
“那样的话我想警告：不能提起我们的谈话。”
“您想让我对丈夫隐瞒什么事？”
“您是苏联人吗？”
“是。并且我对丈夫没有秘密。”
“什么？您会后悔的。”
“您在威胁我？”
“我在警告。”
托尼娅没有告诉维切斯拉夫这次谈话的事，不是因为她害怕了，而是免得让他不安。
当推荐安托尼娜去一趟保加利亚后，她同意了。工会拨给了音乐学校一张淡季月份的旅游证，并且一时没找到愿意去而且有钱的人。托尼娅想到，她不在身边让伊弗列夫寂寞一阵，对他有好处。他过分习惯了她总是在家等着他，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好了并且总之一切都正常。况且要知道她也是独立自主的！再说了，需要去一趟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这点不会允许去资本主义国家的。而意识里一直有去英国见到父亲的向往。可是到保加利亚的旅游吹了。
由于不明的原因，“幸福”一词在俄语中只有单数，可是“不幸”一词却有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