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莫斯科很少下雨，所以沾在脸和手上的细小水珠迫使拉伯波尔特从牙缝里挤出不公正的结论来。何况街道上的照明几乎完全熄灭了：为的是节省电力。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绊在了柏油马路的裂缝上，踩进了灌满了水的坑里，所以说出的结论有时变成了普通的骂人话。
他走在街上寻找公用电话亭。表针快指向夜里一点了。第一个电话亭中的电线晃荡着，但是话筒被扯掉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跺着脚又走过了半个街区。礼帽湿透了，皮鞋马上就要受潮了，那时背就会酸痛起来。第二个公用电话的话筒在位置上，但是当硬币落进去后，响起了忙音。电话没有把硬币退出来。这部电话旁边的第三部公用电话没有显示出任何生机。不公正的结论停止了，剩下的只有骂人话了。塔甫洛夫接着走下去，但是现在他碰不到任何电话了，连损坏的都没有。
他在灯光下的视力本来就不好，而现在简直是瞎碰着走。参照物是楼顶上巨大的发光题词：“我们将取得……劳动的胜利！”“胜利”一词中缺头两个字母。没有可以分享这个发现的人，而保留在记忆中没有意义，因为在需要的时候，生活总是会及时地添上某种更加机智的东西。并且在不需要的时候，也同样是。而总之，把头向上仰起来看屋顶不舒服。记者是鼹鼠，拉伯波尔特想起了扎卡莫尔内的捏造。他们不能对着光看，可能会目眩。他们坐在报纸的洞穴中一直到夜里，胡乱地写着可恶的东西，夜里洋洋自得地爬出来，而早晨酣睡，并且在梦中不会回想起昨天做的事情。
终于找到了公用电话。两戈比的硬币没有了，只好把十戈比的硬币投进去。第三次硬币卡住了，号码也拨通了。
“西吉夫？你没睡吧？”
“谁呀？”对方回答道。“听得不太清楚！请再打一遍。”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一瞬间把话筒翻了过来，开始冲着耳机喊起来。
“西吉夫！喂，西吉夫！别挂电话！真他妈的，公用电话不好使！”
他再次迅速把话筒翻了过来并贴到了耳朵上。
“拉比克？是你吗，亲爱的？从哪儿打的？”
“我都说了，从公用电话亭，”他已经学会了快速地把话筒从嘴边移动到耳朵旁。“需要见个面，安东内奇！有件小事。”
“见面？最好没有任何小事，但是万不得已时也可以有事。你来吧！”
“现在？”拉伯波尔特瞥了一眼手表。“可我什么时候睡觉呢？”
“我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睡觉。”
“这要看是谁了……”
“什么？你来吧，我说！我们喝一杯茶！”
“我去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叫了一声并愤怒地把话筒扔向电话间的角落，如果电话间的墙壁不是用坦克装甲的切边做成的话，他会把它穿透的。
他重新紧挨着人行道的边缘慢慢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出租车闪过。他不喜欢步行。他说，伙计们，我走路、坐车、航行已经够了，太多了。嗯，可是按我的履历表的要求要旅游，你们自己明白。我不得不还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勉勉强强地能够移动。在巨大的水洼间移动时他叫住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