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登记表资料
《劳动真理报》秘书处属特派记者1935年1月7日生于莫斯科市。
俄罗斯族。
党籍：1956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号：6753844。以前非苏共党员并且未曾退党。党内处分：严重警告并记入登记卡。
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证号：No.p-364771。
未曾受法院审判。未出过国，海外无亲属。未被剥夺过选举权。
没有得到政府奖励。
义务兵役人员，预备役少尉。军人证号：No.HK 4117826。
家庭状况：已婚。妻子А. Д. 伊弗列娃，1939年生，儿子瓦吉姆，六岁。
身份证号码：VII KH No.1521462。发证机关：莫斯科市十月区第96民警分局。发证日期：1965年11月27日。
常住户口登记地址：莫斯科，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大街，4号，31号房间。电话：230-01-92。
伊弗列夫的行为与过失
“妈，你怎么看，要是你的同学说得不对，该怎么办？”
“应该纠正他，孩子。”
“可他发笑。然后重复说同样的东西！”
“他重复说什么呀？”
“嗯，明白吗，是可怕的事情，关于斯大林的，总之……”
“真是可怕！不会是霍赫里亚科夫吧？当然了，根据法律应该报告，否则你也有罪。但是报告也让人害怕。这样的时代……会强迫讲出口供……可是就要考试了！”
“怎么办呢，妈？”
“要不，在集体中改造他？你们在团委会里谈一谈……从什么人那里听到后重复的……”
“重复这样的话？！”
斯大林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死了，
极端困难的时刻来临了，
钢铁般的面容呆住了：
其他人什么时候会死去？
“住嘴！”母亲的脸变得苍白。“你还要以团员的信誉向我保证，永远不说，明白了吗？！一辈子也不重复！我连你父亲也不会转告的。”
1953年春天，老师们的宠儿和希望十年级快毕业了。优等生、团委支书、篮球队队长、最熟悉国际形势的学生，校长让他在课间长休时在校广播站念报纸。家庭条件好，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一句话，金质毕业奖章有保证了。只在一件事上有犹豫：上大学的历史系还是哲学系？维切斯拉夫掐住了霍赫里亚科夫的脖子。
“听着，是那首诗的事。你还给谁念过它吗？”
“怎么了？”
“你最好闭上嘴。总之，斯大林的去世对全人类是悲剧，可你呢？”
“连说说都不行？知道吗，去你的吧！”
“你想让人家在团委上提出这个问题？”
“随你想在哪儿提。是你要为奖章而巴结人。”
维切斯拉夫在团委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出于原则性。母亲是对的：这可能对他自己不利。何况其他事情占据了团委支书伊弗列夫的注意力。在五一游行时，去买冰淇淋的十年级学生突然聚在了一位民警的周围，然后有人喊了一句：
“苏联民警万岁！”
他们小心地把岗警向上抛去。他手抓着枪套飞了起来，然后同样轻盈地落了下来。
“你们干什么，同学们，我在站岗！”
学校校长科列斯托夫斯基看到了这一切。他跑了过来，让学生们回到队列中，而节日过后上课时把伊弗列夫叫来，并吩咐在团委提出把参加“向上抛”的学生开除出共青团的问题，这意味着无缘考大学以及征召入伍。在被开除的人中间有最好的同学。霍赫里亚科夫当然也陷了进去，科列斯托夫斯基称他是蓄意的主谋，伊弗列夫得到了把他从共青团开除的指示。
“就这样，妈，金质奖章到手了！”
“我决定了：你上哲学系，孩子。政治——这是最可靠的。你要当理论家，我也就放心了。”
斯拉瓦习惯了服从母亲的权威。很难不服从她。父亲也总是听她的，以此给儿子做榜样。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稍微有些发胖。她精心地隐瞒了，她曾经是个狂热虔诚的祈祷者。她的家庭是贵族血统，而她穿着粗布衣服步行到谢尔吉耶夫的泉上教堂去取圣水。那时她十七岁，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年半，这时她决定完全投身到修道院去。她在修道院里没有住多长时间。在附近军队的协助下修道院被洗劫了。修女们被强奸了，修道院长被枪毙了。
不久后塔吉扬娜·萨维里耶芙娜成了同样狂热并信奉革命的共青团员。她积极宣传恋爱自由，宣言中记载的那种以及在未来将有的那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伊弗列夫娶她的时候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她长得很漂亮，曾准备离开他，但是回心转意了。伊弗列夫的父亲是工程师，在某信箱号下的研究原子能的设计局工作，并且他从来没有说过在从事什么。他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家，工作，看《真理报》。斯拉瓦和父亲无话可谈。
应该留下维切斯拉夫念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已经搞出来了，但是，伊弗列夫一家人自己生活的准则没有改变。像母亲一样，伊弗列夫认为，吃商店中出现的外国食品危险：他们可能中毒。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几个远房亲戚此时从监禁地回来了。塔吉扬娜·萨维里耶芙娜保证说，上面知道该关押谁，可见，他们是有罪的。父亲同意她的说法，但是儿子突然开始争辩。
此前不久斯拉瓦遇见了霍赫里亚科夫。他们去了啤酒馆，各要了一杯啤酒。霍赫里亚科夫成功地隐瞒了被共青团开除的事情并考上了师范学院。他在英语专业学习，收听外国广播并把这事告诉了同年级同学，为此他被学院开除了。他漂了半年左右，之后在图书馆找到了工作。
“很快我就要借出你的著作了，革命的哲学家！可你好像已经不那么一本正经了……”
现在伊弗列夫看待他的方式变了。他们开始见面。和霍赫里亚科夫一起有意思。在一次见面中伊弗列夫说道：
“霍赫里亚科夫，原谅我学校时干的蠢事。我明白了。对不起！”
“原谅我做不到，”霍赫里亚科夫生硬地说，似乎事先准备好了回答，“再说你要原谅有什么用？可要是你明白了，就是好样的。以前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向来不能够变得聪明。”
霍赫里亚科夫从外国杂志中选出有趣的文章，翻译出来并把它们给编辑部挨家送去，在图书馆微薄的糊口工资外再稍微挣点。他把伊弗列夫领到了拉伯波尔特那里。哲学系学生伊弗列夫被录用为《劳动真理报》的文学编辑。周围在晃动，游荡，伊弗列夫不能明白是什么。螺丝的螺纹渐渐磨损了，一圈接着一圈，直到螺丝帽脱落下来。促使螺丝帽脱落的还有特派记者的出差。苏军建军节前夕派他前去采访北方舰队的演习。
“斯拉维克，你怎么了？”出差回来后他向打字员茵娜·斯维特洛杰尔斯卡娅口授材料时，她第一个问道。“你的鬓角白了……”
“我采访的是军事演习……”
“可是采访的是演习，又不是战争！……”
送特派记者伊弗列夫到演习现场的驱逐舰收到了通报，假想敌处在射程之内。
“火箭弹准备——开火！”
但是炮声没有随之响起来。炮弹卡住了。除了用大锤把它们敲打出来，没有别的办法。
“有谁自愿去？”舰长问道。
没有愿意去的人。
他自己拿起了凿子和大锤。一瞬间全体船员趴在了甲板上。伊弗列夫也和所有人一起趴下了。
“你们怕什么，白痴？”舰长转过身来。“要是爆炸了，反正不会有人活下来！”
他开始小心地轻轻敲击，把卡在滑轨中的火箭弹敲打出来。
一切顺利解决了。到底也没有参加演习的驱逐舰返回了基地。在这里查清楚了，带的是装另一种口径火箭弹的箱子。
“是谁装的？审判！”
“怎么会这样！”与舰长谈话时伊弗列夫表示了惊讶。“要是发生真正的战争呢？……”
“您是个天真的人！可你去蔬菜店，那里有烂了的白菜吗？”
“嗯，有的……”
“为什么蔬菜基地可以乱七八糟，而军事基地不行呢？人可都是一样的！”
在伊弗列夫的特写《保卫我们的边疆》中一切都是按要求写的：驱逐舰彻底击败了假想敌后胜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海岸。强大的苏维埃火箭准备随时战胜任何敌人。斯拉瓦去了一趟克鲁泡特金大街的军事新闻审查机关并盖上了“许可刊登”的戳子。碰头会上大家表扬了文章。可特派记者伊弗列夫很长时间不能忘记驱逐舰的铁制甲板，他曾双手捂住头趴在上面。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开始嘲笑起斯拉瓦的困惑来。他给了伊弗列夫索尔仁尼琴的书。拉伯波尔特让他那被霍赫里亚科夫动摇了一下的状态达到了标准。斯拉瓦从母亲曾精心让他保持的对往事的催眠状态中清醒了过来，摆脱了哲学系的影响。他满腔激情地说服朋友们，索尔仁尼琴才是真正的文学，所有其他的都毫无用处。得知1968年1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将满五十岁时，维切斯拉夫往梁赞发了一封电报：“祝贺您，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和骄傲。伊弗列夫。”他把这事告诉了拉伯波尔特。后者夸奖了他一番，但是有些无精打采。“我给克里姆·伏罗希洛夫写好了信，可后来想了想，就没有签名。”他有腔有调地说道。
“我签名了！”伊弗列夫反驳道。
“不该签的，朋友……”
三星期之后伊弗列夫收到了通知书，到捷尔任斯基大街16号莫斯科及莫斯科州国家安全总局去。这是座古老的独家住宅，墙上和天花板上有塑造装饰。领他进去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团员年纪的可爱的年轻人，他笑容可掬。问了斯拉瓦一些履历情况后，他询问道：
“您知道索尔仁尼琴？”
“知道……”
“早就认识了？”
“我不认识。”
“那见过面吗？”
“没有，没见过面。”
“那您说出你们都认识的人来。”
“我和他没有共同的熟人。”
“假话！人们不会给不认识的人发贺电的。”
“他是著名的苏联作家，所以……”
“您看过什么作品？”
“我看过……”维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马上在心里悄悄去掉了他看过的手稿作品，“看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院子》……”
“《癌病房》呢？”
“没看过……”
“但您是知道的，索尔仁尼琴正在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敌人的活动。这么说来，您支持他？”
“也许，我表达得不清楚，”伊弗列夫说道，他努力暗中把手攥成拳头，以免发抖。“《新世界》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以为，能刊登的东西，就可以读，并且这可能让人喜欢或者不喜欢。”
“您不想明白，”侦查员继续说道，“问题不在于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在于，您作为记者，作为思想战线的工作者，支持的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称赞的作家。您想过没有，敌人颂扬的是谁和为什么？我们有资料证明，您和他认识……”
“我说过了：个人不认识，从没有见过。”
“那肖像呢，是他送给您的？”
“什么肖像？”
“挂在您房间里的那幅。”
这张肖像是萨沙·卡卡巴泽从一张小照片上翻拍下来的，还作为礼物送给伊弗列夫和拉伯波尔特各一张。
“您怎么不说话了？说话呀！”
“这张肖像是我买的……在高尔基剧院胡同门洞的旧书店附近买的。”
“从谁那里买的？……描述一下外表。”
“这样一个小个子的小伙子，留着胡子，像大学生……”
“就算是吧……可您还是可以说出更多东西的。”
准许他离开了，预先通知说：还会再叫他来的。他被吓坏了。他没把谈话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决定不让妻子担心。但是第二天把他叫到了主编那里。他暗中心怦怦直跳地走进了马卡尔采夫的办公室。
“坐吧！”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立刻放下了工作。“喂，你都干了什么？说一说！”
伊弗列夫耸了耸肩，说了一遍。
“傻瓜！”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甚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小孩子！索尔仁尼琴需要你的祝贺？可你把我们大家都祝贺了，没说的！我不愿意，可看来不得不开除了。你去吧，我要征求意见。去吧，我说，别让我看见你！……”
“难道不应该预料到这个吗，斯拉瓦？”拉伯波尔特看到伊弗列夫后说道。“他们自然是想消灭索尔仁尼琴了。只不过不是马上。先是要中伤他，刺痛他，诋毁他，直到他成为孤家寡人。那时会公开地迫害他，说他一个人反对全体人。您陷进去了！”
“可是要知道……”
“别吵，别吵，不要固执。您发了电报，认为这是勇敢。可索尔仁尼琴收到它了吗？就算是，收到了，不用您说他也知道，他是个人物。全世界都在不冒任何风险地支持他。他要您的祝贺有什么用？这只会迫使他认为，对他的监视会更多，既然他这样受欢迎。可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没有收到您的电报。它被钉在了机关的锥子上。对吗？”
“就算是。又怎么样呢？”
“您想象一下，我是被责成负责这件事的克格勃上校。我把电报分堆儿摆开。四十封是作家发的。明白了！作协里有他的同伙，我们要注意，不要刊登他们的作品并且不让他们发言。往文学家之家加派告密者。两百封电报来自知识分子。把他们撤职，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大学生发来了两百封。这些后生我们要公开开除，好让广大学生把这一切记在心里。”
“我明白了！”
“等等，老人家，我还没说完呢。我，克格勃上校，在想，这个索尔仁尼琴总之怎么会这么受欢迎呢？这么说，祝贺的人在看非法出版物。要深入调查这件事情！不行的话，就关起来……结果是，斯拉维克，您用您的电报帮助编出了一份嫌疑人名单，好更加容易地监视他们。所以，电报是挑拨离间，而您是挑拨者……”
“看您说的！”
“伊弗列夫，至于牵连到朋友我就不说了：同样会开始监视他们的。如果您是这样的英雄，采取其他方式行动吧。”
“什么方式呢？”
“跑到国外去或者悄悄地写非法出版物，就是别把同志们牵扯进去！”
“大家都这样：都不说话，可过后却问，为什么周围都是卑鄙行为？……有时我觉得，索尔仁尼琴不存在。是人们的幻觉、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对抗机器呢？”
伊弗列夫停了下来并看着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好吧，斯拉维克，我不争辩了。”他说完后把脸转向了窗口，装出一副接着谈下去他就没有兴趣的样子。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要是像您这样议论，我们永远不会有进展！”
塔甫洛夫转过脸来，仔细地看了看伊弗列夫。
“进展？您想用您的电报推动什么？我建议您承认错误并竭尽全力批判索尔仁尼琴。得救后要记住：这是信号。不要第二次再陷进去了！如果您不能沉默，您就说，但是要在小圈子里。而做出行动嘛，兄弟，这是某种残余影响。我觉着，您对政治的研究过分好了并且对革命性理解得过分直接了。”
马卡尔采夫就伊弗列夫的事情和卡瓦列洛夫见了面。去找他不符合级别，在中央观看新电影时他们在中立场合见了面。马卡尔采夫曾经帮助过卡瓦列洛夫，当时后者是汽车厂的党委书记。现在发福的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对马卡尔采夫的请求采取了警惕的态度。
“他还年轻！”马卡尔采夫说服道。“是个好共产党员，尽职的工作人员。唉，鬼迷了心窍！是个人才。我们需要有才能的人。”
区委书记听着没有说话，但是冷笑了一声：
“人才！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明白我们希望他们干什么的人才。”
“他明白，相信我！伊弗列夫为报纸做许多工作。说到底，现在谁决定：我们还是机关？”
“我们一起决定。”卡瓦列洛夫立即明确道。“这不是儿戏，是捷克斯洛伐克现象的复发。他们那里自由放任了一阵子，你看搞成了什么样子。”
“顺便说一句，”马卡尔采夫说道，“伊弗列夫写过关于你的工厂的好报道。”
“正好，让他去工厂，开车床！”
“如果我们不毁了他，他会是可靠的工作人员，会用得上。我们给他党内处分吧，以儆效尤，但是不要不留余地。我们怎么，不如机关了解自己的干部？如果需要，我和中央谈一谈……”
卡瓦列洛夫没有回答。出现了僵局。
“好吧，”他最后说道，把视线移到了一边，“出于对你的尊敬，马卡尔采夫……可你要自己给机关打电话。”
马卡尔采夫好像觉得，卡瓦列洛夫又流露出一丝冷笑。不过，当然只是错觉：区位书记用得着报纸主编的地方还多着呢！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回到了《劳动真理报》后，他又叫来了伊弗列夫。后者愁眉苦脸地走了进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是这样，”马卡尔采夫说道，“你就当你天生有福吧。集体维护了你。这两天我们开个会。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我明白！”
“现在你当然明白了！可说到工作，这里就得靠行动了……你准备写一篇关于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性的像样的文章。作者是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写得要有热情，白白教你学哲学了吗？”
伊弗列夫幸福地下楼来找拉伯波尔特。
“祝贺您！”拉伯波尔特振奋起来。“开会，这是为了走形式。说实话，我没想到您这么轻易地过了关。我当年……”
“时代在变，雅科夫·马尔科维奇！”
“也许吧……”
这发生在1969年新年前夕。而在1月初，在会议之前，侦查员又给伊弗列夫打来电话并客气地请他再次到捷尔任斯基大街来。出入证预定好了。
“这么说，您思考后明白了，索尔仁尼琴不过是对软弱的人的诱惑？”他问道。“这就对了。您自己想想，您何必要搞砸自己的履历呢？我们也没有怀疑过，电报是个意外。但既然您犯了错误，您作为党员就得证明，您认识到错误了。您是记者，会写东西，这对您来说不困难……”
“我应该做什么呢？”
“事情不复杂，并且您自己会确信，索尔仁尼琴是个小人，为德国美元完全出卖了自己……”
“是马克。”伊弗列夫纠正道。
“是的。”侦查员笑了笑。“要知道您写短篇小说。”
“写得不好……我自己觉得它们不合格……”
“这没关系。请您带上小说并到梁赞去找索尔仁尼琴。”
“我？！”
“您怎么害怕了？我们负担路费。您就说，您是刚起步的作家，求教来了……要是需要，也可以抨击一些现象。”
“然后呢？”
“没什么！结识一下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就像您在电报中所说的。回来以后，您给我打个电话。”
伊弗列夫没有说话，把头低了下去。不时小心地偷偷看侦查员一眼。他什么都料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他点了下头，免得惹恼侦查员，而自己慌乱地想道，现在不能拒绝。
“您同意吗？”
“对不起，我没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和索尔仁尼琴认识？”
“就把这当成交给您的任务吧……我们让您参加青年作家会议。”
“您看，我有一个缺点：有时候，我会说出多余的话，说不该说的话。”
“这没关系。”
“我会说走嘴的……”
“不能说出来是我们让您去的！”
“问题是我会无意中……您知道吗，我不能承担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行！”
“好吧！由此可见，您所有的悔过只是假象。而党的会议还没有召开呢……”
一滴汗珠从额头流到了鼻梁上并顺着脸颊流了下去。
“您对我的意思理解得不太妥当，”维切斯拉夫说，“要不我就同意了，可我会坏事的。”
“嗯，这样吧。您签一份保证，泄露我们谈话的内容您将受到刑法第184条的处罚。暂时您可以走了！……”
正像万能的马卡尔采夫许诺的那样，会议宣布给伊弗列夫严重警告处分并记入登记卡，同时警告，一旦再次违反纪律他将被开除出党。至于他拒绝完成的那项任务，暂时他们还没有惊动他。也许，他们挑选了更加合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