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门可以自由出入，不需要通行证。但进入印刷大楼的通道沃赫洛维茨要求出示证件。而在编辑部入口处，一位年长的女值班守卫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在电梯附近的旧书桌后面打盹。叫醒她的是偶然的来访者、作者、申诉人，他们是问去某个部门怎么走，给她留下写有员工姓氏的信封。女值班守卫员擅自把进来的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前者她打发去编辑部各部，打发后者去社会接待室咨询。
在马卡尔采夫办公室的碰头会一点五十分结束，于是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感到急需吃点东西。他在桌子底下放着一个电炉，用它烧水壶。拉伯波尔特往杯子里放了一撮茶叶并倒上了开水，然后把茶水倒到另一只杯子里，好让茶卤留在第一个里面。他咬下来一小块奶酪，仔细地用假牙嚼烂（坏血病吃掉了雅科夫·马尔科维奇那些在集中营里没被打掉的牙齿），把一块糖吮吸了一阵，然后就着茶吃了下去，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他高声喊道。
门慢慢地开了个缝，来访者把细窄的刮光了的头伸了进来。
“您这是什么令人讨厌的习惯——敲门？”拉伯波尔特嘟囔了一句。“您怎么着——是到卧室来找我？这是机关，工作时间。有什么事？”
来访者愧疚地站在门口，腋下夹着一个空公文包。
“您是共产主义教育部编辑塔甫洛夫同志吗？我没弄错吧？”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继续咀嚼奶酪和糖，吃下去后，他大声呵叱道：
“坐到椅子上！”
“您看，”进来的人说道，他听话地坐了下来，并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
“暂时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想提交一篇文章，主题极为重要，我甚至可以说，极富有现实意义。”
“谁——您？”
“我是沙腾。叶甫盖尼·叶甫盖尼耶维奇·沙腾。不是黑头发的，是深褐色头发的！这样您更容易记住……”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也许您听说过，我发明了一种电子乐器，当您靠近时，它就会响起来。我有发明证书……您看……”
拉伯波尔特没有看放在他面前的带着国徽的证明。
“您想象一下，”来访者想入非非地说道，“人们可以在我的乐器周围跳芭蕾舞，而它会随着他们的动作发出声响。我的乐器叫‘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
“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很独特！”
“当然了！是全新的艺术……尽管暂时没有人需要这个……”
“所以您认为，《劳动真理报》需要跳芭蕾？”
“不！我写的是别的内容。我去了工业部，但是他们打发我来找您。我来说一说……”
喝完了茶，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把放着奶酪皮的纸卷起来扔到了篓子里。胃不再因饥饿而疼痛了，心情也好转了。
“我自己看，不用说，”拉伯波尔特舔完了嘴唇，“我震伤的耳朵听力不好。”
“不，还是请允许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实质。我是个孤独的人，没有孩子。儿子牺牲在了前线，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两年前我安葬了妻子，而今年我母亲去世了。您不会相信的，她九十四岁了。我觉着，完全一个人留下来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在床头上面做了个壁龛。在里面装了盏日光灯，好看上去漂亮，放进去两个骨灰盒：装着母亲和妻子的骨灰。现在她们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您认为这样更方便？”拉伯波尔特留心地看着谈话对方的眼睛。
“当然了！如果您，但愿不要，有谁去世了，您把骨灰盒放进房间就会相信了！当我心情伤感时，我就走近‘跳舞的深褐色头发男子’，用手做诱导动作，音乐就会响起来。妈妈和妻子和我一起听音乐。或许，我在前线被打死的儿子也会飞到我们身边。我指的是他的灵魂。”
“您最好还是去……附近的中学，去找年轻的技术人员吧。教会他们设计您的乐器！”
“我去过了！结果呢？您以为孩子们理解我的音乐吗？不！他们都嘲笑！可妈妈和妻子理解！最近我完善了系统：壁龛中的灯光在有音乐时才会亮起来。并且音乐声越强，盛着妻子和妈妈骨灰的盒子就被照得越亮……也许，您同意看一看？的确，我住在公寓里，有六位邻居，但是不远。”
“现在不行！……这么说，您的文章写的是妻子和母亲的骨灰对音乐的感受？”
他已经打算好把来访者打发到文学与艺术部去。
“不完全是，亲爱的塔甫洛夫同志！这就过于暧昧了。您看，我想在报纸上提出全部墓地存在的不合理性的问题。它们占地很多，劳动者在丧葬上的花费很高。最好不埋葬！”
“完全不？”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问道。“那怎么办呢？”
“亲属应保留骨灰。那样，除了火葬场外，国家不需要有任何操心事。无论是墓地，还是墓穴，还是骨灰堂。我已经说服我的邻居了。他和妻子在家中的餐具橱里分出了一个架子并且已经买了盒子。”
“给谁？”
“给自己，当然了。塔甫洛夫同志！我知道，您总是在报纸上提出有价值的创举。它们得到全国的响应。我和您开始一个新的创举‘支持不在墓地占用位置’，难道不行吗？”
“《劳动真理报》带着占一个版面的大字通栏标题《请把死者保存在家里》出版？您怎么，需要我的骨灰？”
“绝不是！为什么是死者？只是骨灰……您看看：在我国范围内，我大概算了一下，将节省二十五亿卢布。而主要的是，从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角度看，实现的就是您所写的东西——忠于英雄父辈们的遗嘱。”
“可要知道那是英雄的遗嘱！”
“对不起，塔甫洛夫同志，这里我承认自己不同意您的看法。在我们这里，任何人都能成为英雄！”
“把文章给我吧！”拉伯波尔特尖声说道。
他一行行飞快地浏览着，感到作者如何细心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如果建议把文章最后加工一下，他还会再来的。如果夸奖一番并收下，而过后拖延，他会一直纠缠到自己变成骨灰为止。不，这里需要快刀斩乱麻。于是，他把文章放到一边，说道：
“这样吧，沙腾！其他原则性差一些的人会跟您绕弯子的，我就开诚布公地说了。我们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切都是狗屎。您所写的东西也是。但这不是我们刊登的那种狗屎！”
“对不起？”
“不行！您要想开始创举，我个人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您得在其他方面动手。我们只写英勇的现在与光明的未来。不要任何死者！”
受了委屈的作者从桌上拿起了文章，把它塞进了公文包，然后没有告别就走了。来访者让塔甫洛夫不能休息一下。桌子周围已经坐着三个圆脸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两个人穿着黑色的西服，打着领带，第三个穿着红色条纹的灰色西服，也打着领带。拉伯波尔特蜷缩了一阵。
“有什么事吗，年轻人？”
“贵报，”那个穿着灰色西服的小伙子开门见山地说道，“应该报道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这样做？”
“你们本人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共青团中央的……”
“同行们，可是你们有自己的报纸呀？它也需要年轻的作者！”
“我们已经吸收我们的报纸参加了，”穿灰色西服的年轻人说道，“如果需要，我们会施加一点压力。”
“不需要施压，我不是臭虫。到底是什么问题？”
“您当然知道，登山运动是勇敢者的运动。”
“那还用说！我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攀登是在没有崇高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更正确地说，只是抱着征服高峰的目标。”
“正确！”拉伯波尔特同意道。“所以你们？……”
“我们组织纪念领袖诞辰一百周年的攀登。以运动健将斯杰帕诺夫为首的共青团员小组将把领袖的半身塑像搬上共产主义峰并放置在那里。是永久的。我是小组的政治指导员。我们希望贵报能定期地向读者报道这一空前远征的筹备情况。”
“半身像很沉吗？”
“斯杰帕诺夫，你来说！”政治指导员命令道。
“24.74公斤……”
“那您，指导员，也要搬你们的半身像？”
“不，根据计划，我将从营地协调登顶。”
“明白了！谁来搬呢？”
“斯杰帕诺夫！”
“那其他人呢？”
“我们是攀登的负责组织的人员，”政治指导员解释说，“我们负责活动的宣传。要知道这是最高难度的远征！嗯，至于政治意义……”
“我都明白了！”拉伯波尔特鼻子里发出了喘息声。“我欢迎你们的创举，年轻人！只是，孩子们，我们这样说定吧。我已经完全站在你们这边了。可万一你们搬不上去半身像呢？你们干嘛要陷进去？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们搬上去后，我们立刻报道……我以苏联报纸工作者的名义保证！”
不等到三人想出反驳的办法，他站起来并开始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摇晃。
“祝你们成功！共青团想出了件好事！真了不起：24.74公斤，啊？……”
拍打着登山者们的肩膀，他把他们推到了门外。
“听说了吗，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工业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跑过去时问道。“马卡尔采夫心肌梗塞发作了！”
“你开玩笑！”
“他从中央出来时摔倒了。但是爬着返了回去。毅志真坚强！就是这样，活得好好的，也不知道在哪儿会突然碰上……”
关于主编的消息以电波的速度传遍了编辑部。员工从各部里拥到走廊中打听详情。每个人都有了消息、推测、对未来的担心。不过，恰恰是消息不足。有人已经听到了什么，通过多次的转述得知了细节。
“负责任要以健康为代价，”阿列克谢耶夫富有哲理地说道，“国家是不会白给钱的。”
“这和责任有什么关系？恐怕，是因为《香杰克勒的女王》狠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受不了了。”摄影记者萨沙·卡卡巴泽说道。“还记得电话吗？我们发表了批评性评论，可瘦削的同志喜欢上了这部电影……难道主编能预料到这个？”
“到底喜欢上什么了？”
“里面女主人公的乳房大，符合他的口味。”
“符合他过去的口味。”秘书处的特约通讯员伊弗列夫冷冷地补充道。
“小声点，斯拉维克，”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制止了他并回头看了一下，“喜欢的不是乳房，而是导演是西班牙的共产党员。”
“可我觉着，”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说道，“马卡尔采夫自己有责任。他总是缓和：两面讨好。车厢间的缓冲器经常坏——它们承受的负荷大……”
拉伯波尔特在听着。他向来不喜欢对着如此众多的耳目说话。他打量着站着的人们。谁会偷偷放进文件夹呢？谁把一个好人弄到了心肌梗塞发作？
“你说，是他自己的错？”拉伯波尔特靠近了叶吉科夫。“那你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心肠软？”
“我没有指责他！”叶吉科夫退缩了。“什么心肠软啊？可笑！”
“你感到可笑，”女打字员斯威特罗泽尔斯卡雅插嘴道，“你心肠不软，永远也不会软。可马卡尔采夫是个好男人！没有成功不是他的责任。”
“什么没有成功？”叶吉科夫追问道。
“没什么！你们记得食堂的事吗？”
“当然记得！”卡卡巴泽说道。“我自己参加了共青团委的突击检查。”
有一次马卡尔采夫在碰头会上问道，为什么阿列克谢耶夫不在。“他中毒了，”人们回答他说，“他在编辑部食堂吃了什么东西。”白天马卡尔采夫亲自下到了食堂。他拿着托盘排了会儿队，在小桌子后面坐了下来，闻了闻汤，把它推到了一边，用叉子戳了戳肉饼。他差点吐了出来，可要知道他为了事业必须爱护自己。他叫来了卡申。
“真是天晓得！为什么那么难吃？”
“看来是在偷窃。”卡申猜测道。
“为什么我们不说话？还是记者呢！我们自己这里都搞不好，还要求别人什么呢？”
“您是主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您可以试试。”
“我连试也不会！我就是说做就做！”
主编给反盗窃国家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局长打了电话。当天，《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出口处出现了一位穿着朴素，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礼貌地问每一个拎着沉重的手提包从楼梯走下来的妇女：
“对不起，您在食堂工作吗？”
她没有否认，于是他请她到旁边的房间去。那里有两个民警和人民监督代表守在秤旁边。他们从包里拿出偷盗的食品，称重量并开具证明。第二天，食堂的全体员工，从女洗碗工到经理，全部被撤换，之后编辑部人员两次或三次地去吃午饭，一切是那样的干净和可口。一天过后，汤变得不那么好吃了，两天过后，第二道菜也是。一周过后一切变得照旧。马卡尔采夫去的是中央的食堂，因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的事是鸡毛蒜皮，”伊弗列夫说道，“喔喔叫完了，哪怕天不亮也没关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责任。”安涅奇卡生气了。
“当然了！”拉伯波尔特安慰他说。“为什么要怪罪一个人说他有美好的热情呢？其他人连热情也没有。”
“争论什么呢，同志们？”
卡申出现在了走廊中。
“是这样，瓦连京·阿法纳西耶维奇，”叶吉科夫说道，“我们在想，没有领导该怎么工作。”
“领导也在为此操心。”卡申环视了一下所有人。“我给医院打过电话。两个月内指望不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了，也许是三个月。至于临时代替的人，那么中央已经同意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了。”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房间的门一直半开着，里面的电话响了起来。
“塔甫洛夫同志，我是区委的卡瓦列洛夫。已经向我报告说，你们的主编出了点麻烦……但是是您负责我的文章……现在怎么样了？”
“这不取决于我。马卡尔采夫答应什么了？”
“他答应了！可他不在。谁代替主编了？亚古博夫？……哼……”
听到短促的忙音后，拉伯波尔特耸了耸肩并小心地把听筒放到了电话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