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二点三十分时，主编宽敞的办公室开始挤满各部的编辑、编委会委员、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们或一个人或两个人走进来。刚见面的人打招呼，小声地交谈几句，分别坐在自己喜欢的位子上。马卡尔采夫浏览着明天一期的计划，在边上标出必须改正的要点。他的情绪提高了，张皇失措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完后他把计划放到了一边，愉快地看着工作人员们，等待大家都到齐。
副主编亚古博夫出现了。他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把修改过的给中央的报纸综合计划放到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面前，然后坐在了离主编不远的地方。瘦高个、长着一脸粉刺的插图部编辑伊库年科拿着一堆照片跑了进来，他把照片扔在了自己椅子附近的地板上。编辑部主任卡申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掂着钥匙串。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喘息着最后一个闯了进来，他迟到了一小会儿，上衣的前下摆飘了起来，双手交叉起来放在后面。他样子阴沉地盯住了一个角落，似乎在等待例行的斥责。在他之后，确信所有应该在办公室的人都已经坐在那里并且不需要再给什么人打电话后，安娜·谢苗诺芙娜拿着记事本和笔悄悄走了进来。她紧紧关上了门斗的两扇门并坐在了主编身边摆着电话机的低矮的小桌子后面。各部的编辑们等着马卡尔采夫打着打火机，点上烟抽起来。这是谈话开始的信号。碰头会上只允许主编一人吸烟。
“都到齐了？”
说话声停止了。瘦高得像根竹竿的副责任秘书叶吉科夫站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拿起红色的吸水笔作为指示棒，然后指向了四张版样纸中的第一张，这些版样纸漂亮地画上了细线并钉在墙上专用板尖尖的钉子上。
“星期四，2月27日这一期，”叶吉科夫清了清嗓子，“第一版——大字通栏标题，在《劳动真理报》的图案之上，我们用木活字体排版：‘伟大……的思想永远胜利！’下面……”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仔细听。所说的一切都司空见惯，一成不变。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自发地改变。报纸所登的内容只根据指示改变。因此这给了对行动正确性的信心。个别的疏漏、缺点，甚至错误是可能的，但永远有所依靠。因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害怕在碰头会上说些不该说的话，特别是为什么需要（或者不需要）刊登某些东西。不仅如此，主编认为，真实的事件可以帮助报纸正确地回避尖锐的角度。马卡尔采夫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说真相。他把真相分成大范围的、小范围的和绝对的。
出访美国三周回来后，主编说自己生病了，一周没有来上班。他在考虑把真相按栏目分类。而一切深思熟虑后，他出现了，在编辑部永远是乐观和权威的，在中央——稳重而办事认真。
为编辑部普通员工集体举行了介绍美国之行和会晤的座谈会。马卡尔采夫在每个片段前都会说：“美国是个病态的社会。严重的病态，同志们。它被各种矛盾所腐蚀。你们自己来判断……”然后举出犯罪和贫困的黑暗例子。“尽管商店里有商品，但是远非所有的居民都有购买力。”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他早已经不写了，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同样充满了大范围的真相，但是没有最后一句引语中的前半句。
小范围真相的层级要多得多。编委会委员和各部的编辑听到了他更为具体的汇报。（“汽车、公路——这他们在全世界确实是最好的，我们离这个差得远。”“毒品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祸根。”“很遗憾，他们的党员很少，尤其是年轻的。”）编辑部一小群受信任的人听到了对上句话的补充：“听说，他们的党员中有51%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总之呢，他们不害怕说任何事情，绝对不害怕任何事情。公开地，在地铁里骂本国的总统。报纸制造着政治。”马卡尔采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多面孔的：对外国共产党人的、对记者同仁的、对党员同事的、对中央指导员的、对中央书记处的、对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的、对妻子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会搞混，把什么样的小范围真相透露给谁，不透露给谁，多少大声说出来，多少避而不谈。这成了他职业的一部分——不全部说完，明白，什么时候说的跟你知道的完全不同，几乎完全不同，不完全相同或者已经几乎完全相同，但还是不彻底。作为奖励，可以告诉下属稍微多一点，而作为惩罚——不告诉他。小范围的真相是外币。
绝对的真相马卡尔采夫认为是给自己本人的知识，是不可告诉任何人的思想。它们涉及到私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妻子不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儿子的不服管教。但这是次要的绝对真相。更为重要的真相归结为对真相的思考，需要重新审视时这些真相偶尔会在他的意识中得到解答。这是一些马卡尔采夫在以前的生活中曾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价值。
他时而希望用另一些范畴进行思考，但他禁止自己这样做。他说服自己说，他不是哲学家，而是实践家，是党的工作人员，重新审视信仰已经晚了。你承担起来了，现在就不要摆脱了。况且已经取得了这么多，失去是愚蠢的。让这样的绝对真相见它的鬼去吧，也许明天它会是另一种样子了。也许，它总之在世上不存在？就算存在的话，那它也每次都如此紧密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连他，马卡尔采夫都不能区别开来。还是让一切如故吧……
“第一版的内容完了？”他让喜欢说话的叶吉科夫停了下来。“这么说，在工业方面，除了在音乐下运转的传送带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哪里，彼得·菲奥德雷奇，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在哪里？”
工业与运输部编辑阿列克谢耶夫惭愧地叹了口气并准备回答，但是他闭上了浮肿的眼睛，等着领导说完。
“为什么我们不引导让人民都参加的创举？”主编继续说道。“新的我们就不说了。可我们多少次决定过了，应该一期期地把创举引导下去，不能忘记？！”
“是我们的责任，伊戈尔·伊万内奇。”
“你们的忏悔没让我感到轻松。说的可是报纸的威信！可你们刚刚开始——马上就是完全的失败：看到的只有你们的先进工作者。读者会怎么想？他们已经不是先进工作者了……”
“马卡尔采夫教导说，报纸的心脏应时快时慢地跳动。”叶吉科夫郑重地说道，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除了主编外。
“指的是要有有意思的材料，‘有分量的东西’……创举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在哪儿？活着吗？”
“出嫁了，”阿列克谢耶夫闷闷不乐地说道，他的脸红了，似乎这是他的责任，“把姓氏换成了丈夫的……”
“竟然这样……”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仅仅说出了半句。“怎么就马虎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阿列克谢耶夫靠自己的几篇文章把装配工加丽娜·阿列芙耶娃发动了起来。她和她的女工友保证额外生产出没有废品的电子仪表。想出了这一创举的阿列克谢耶夫不清楚实践中怎么做到这一点，但是上面喜欢上了这个创举。为五年计划的物质基础做出了应有贡献的加丽娜·阿列芙耶娃被拍了很多照片，登在该报上。在《劳动真理报》的文章后，选举阿列芙耶娃当了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她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其他报纸的版面上。已经在报道发扬电灯厂创举的数以千计的女年轻爱国工人了。可以说，阿列克谢耶夫是骑着阿列芙耶娃从普通员工跨入了编辑办公室。可突然间——阿列芙耶娃没有了，却有个什么基里洛娃！
“或许，把姓氏改回去？”副主编亚古博夫问道。“还不都一样？”
“我们劝过她，”阿列克谢耶夫摆了下手，“怎么也不肯！她说，我爱丈夫！”
“她怎么着——没有虚荣心？”
“这样吧，”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找到了办法，“放弃创举不好，但是现在叫她基里洛娃——人们不会理解。暂时用过去时写她的情况吧，在这期里干脆叫她加丽娜。”
“这怎么写？”老油条阿列克谢耶夫惊讶道。
“就这样！你们写：‘阿列芙耶娃所开始的创举’、‘阿列芙耶娃的班组’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我们主要的是——不是往深处闯，是向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已经在全国推广的创举，是这样吗？”
“是倒是这样，”彼得·菲奥德洛维奇哼唧起来，“但是毕竟……”
“我们靠创举修补经济。”雅科夫·马尔科维奇嘟哝了一句，但是声音小得谁也没听清。
碰头会上不允许开任何玩笑。用的是纯政治的语汇。考虑到碰头会上一定会有告密者在场，最好暂时别说风凉话，保持呆板的表情。
“决定了，”马卡尔采夫断然说道，“我们也不要磨洋工了。说吧，叶吉科夫，第二版是什么内容？”
副秘书转动着仙鹤般细长的脖子说出了题目，在每个标题之后稍作停顿，以备马卡尔采夫想要弄清楚或者表示反对意见。当叶吉科夫说出了文章《指针摇摆》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
“谁发来的材料？内容是什么？”
“商业部。售货员给买主少称分量。”叶吉科夫一下子回答了两个问题。“作者是人民监督员。”
“在什么商店少称分量的，指出来了吗？”
“我记不准了。”
“那商店经理的姓名有吗？核实一下。如果没有——加进去。不然读者不会知道，谁对缺斤少两负责任，并且可能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责任。顺便说一句，当我们批评时，需要永远注意具体过错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还有一点，叶吉科夫：不要把两篇批评性文章安排在一起——关于房管处工作不佳的和对顾客短斤少两的。这可能产生令人忧郁不快的印象。第二版结束了？说说第三版。”
“外闻。”叶吉科夫说道。
为了简便起见，报社把世界各大通讯社提供并经塔斯社为苏联读者筛选出来的全部外国新闻叫做外闻。此外，像《劳动真理报》这样的大报在大国也拥有自己的特派记者。
“这版的中间是通过电话接收的我们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国际小品文：《在用大棒威胁》。西德的军国主义化在继续：联邦德国发行了带有希特勒飞机图案的邮票。”
“不多。”马卡尔采夫说道。“他写得不经常，而且肤浅。接着说吧。”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出的关于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的小范围真相是只给现在出席碰头会的那些人听的。《劳动真理报》驻国外的大部分特派记者一般来说一次也没有来过编辑部，并且什么东西也不写。不过，有时信使在信封里带来他们签名的文章。记者站部门主任知道的只是几个驻外特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驻波恩的奥夫恰连科夫属于他们之列，而且的确寄来材料。但是编辑部的惯例是不批评驻外特派记者的工作。只有马卡尔采夫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他的这类真相的程度是这样的：
对报纸的读者，驻波恩的特派记者揭露西德帝国主义（大范围的真相）。对编委会和各部主任（正如马卡尔采夫所指出的），奥夫恰连科夫写得肤浅，应该更深刻些。对奥夫恰连科夫在克格勃的上司：“《劳动真理报》的特派记者写得不好而且少，这是否让西方感到可疑？请给他下指示不要忘了报纸。比如说，我们很需要一篇揭露西方政客伎俩的文章。”（小范围的真相）。对中央：“报纸在驻外特派记者身上的花费有点大，他们消耗掉了拨给编辑部的全部外汇。能否略微增加拨款额？”对自己的同行朋友：“你老婆要去联邦德国？我给我们的特派记者奥夫恰连科夫打个电话，他会接她的，领着她参观，免得她和跟她的旅游团一伙人奔波。”对妻子：“这个奥夫恰连科夫是个懒汉。他从德国报纸上抄的东西在我这里的国际部可以翻译。我付给他一份工资，机关的第二份工资自动给他存到存折上，可他什么也不干，寄生虫！”
而对自己，马卡尔采夫对自己特派记者的职责有大体的认识：向国外的进步党和一些组织提供资金，秘密宣传并以关于我国国内事件的报道引导报刊和外交官，与“鼹鼠”（我们在各国进步党、其他党和报纸及出版社编辑部中的间谍）联络，与政治活动专家联系，还有中心的特别任务。全部这个绝对真相是国家大政的需要，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明白，因此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就让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伤脑筋吧。
这时，叶吉科夫汇报了体育、文学，其他事项，然后就不做声了。
“有什么建议？”马卡尔采夫问道。“有什么问题？”
他提醒了在一版上只安排一张照片的指示，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报纸的版面进行宣传。叶吉科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卡尔采夫又提了几个概括性的意见，特别是，越来越认真地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辰一百周年的筹备情况现在有多重要，同时，不能重复，要找到新的调子。
“我们来考虑一下，同志们！办这样一个栏目行不行：‘距一百周年还有多少多少天’？报道的集中程度将稳步地、有所指地并逐渐地增强。我说完了！”
第一个离开的是拉伯波尔特，他一言不发，像囚犯那样把双手交叉放在后面。在他后面，其他人边走边交谈着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洛科特科娃最后一个站了起来。
“安娜·谢苗诺芙娜，”马卡尔采夫问道，“我还有什么日常事务？不然我很快要去中央了……”
她拿来了文件夹，里面有等待签字的文件：两份出差证明，给区委的体育部主任斯科布佐夫赴瑞典报道世界冰球锦标赛的鉴定书。斯科布佐夫政治上符合要求，思想坚定，道德有抵抗力并且喝酒不比别人多。何况斯科布佐夫已经去过国外了。马卡尔采夫签了字。亚古博夫拿来了文章的条样，他想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
“以后再说，”主编把条样放在了一边，“我要去中央。”
廖沙跑去预热发动机了，然后马卡尔采夫坐车离开了。他在中央食堂里吃了午饭，来得及和需要的人谈一谈，然后带着报纸的计划去了报刊部。心脏没有痛。无论是在碰头会期间，还是之后，他一次也没想起灰色文件夹。而现在，在医院里，他产生了怀疑，都怪这个该死的文件夹。如果不是它，还能是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马卡尔采夫微微动了动双唇，尽管病房里没有人。“如果对于你们来说我不好，谁更好呢？”
他立刻想了起来，他需要有积极的情绪。可是没有。挤满了病房的医生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考。他们紧挨着站在了床的周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开始回答会诊的问题，勉强转动着舌头，但是思想没有离开文件夹。以前他从没有这样多疑过。他做得是对的，把这个该死的手稿塞进了信封。似乎是小事，但却是唯一得救的办法，尤其是现在，当他躺在这里，而它放在那里时。
但不知是他不能忘记德·库斯汀男爵，还是库斯汀没有忘记他，对看过的东西的思考深深印入了脑海，并周期性地加在马卡尔采夫本人的经验以及他周围的生活事实之上。因此这让他精神感到压抑。他让自己相信，什么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感觉到，在读过《1839年的俄国》这本书后，他已经不能只像以前那样思考了。冰层中的裂缝开了，已融化的水面变宽了。自相矛盾激怒了他，他没有准备好跳进冰窟窿里，他的恐惧没有过去。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环视了一眼房间，因为他觉得有人出现了。他猜测，谁可能出现，但立刻想到，警卫是不会让闲人进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
的确，德·库斯汀男爵没有出现。可马卡尔采夫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