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我，伊戈尔·伊万内奇？”
卡申把微笑的善良的圆脸伸到了微微敞开的门里。
“坐下吧，瓦利亚。”
主编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趁卡申坐下时，马卡尔采夫仔细地看着他，似乎是第一次认识一样，他在考虑，怎么进行谈话最好。瓦连京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裤子和从古巴带回来的而且已经有点穿坏了的美国方格夹克。他身上永远是同一件带红色领扣的芬兰尼龙衬衣，但是很干净。他每天晚上洗它并在浴室挂在衣架上晾干。打着死结的领带在后面的衣领下扣在小钩上。领结稍微偏到了一边，于是瓦连京坐下后把它正了正，注意地等待主编会问什么。他的脸朴实而坦诚，让人愿意完全地直言不讳。这样的人简直不会耍花招，即便是他想这么做。
“打字室的情况怎么样？”马卡尔采夫问道，他没想出好办法来。
“您指的是关于字体的命令？”卡申把头发捋平，清了清嗓子，准备汇报。“真是麻烦事！等我检查完所有文件后，出了一身汗。全部完成了。不然我不等就送走了，但是需要您的签字……就在这里……”
瓦连京打开了活页文件夹，把一沓纸放在了主编面前。
“怎么这么多？”
“每台打字机单独一份。我想是为了做鉴定。好有个制度……”
“留下吧，我晚点签字……是这样……”他审视地看着瓦连京。“你没忘了我们的协议吧？”
马卡尔采夫相信，卡申在编辑部收集信息，他早就请他不太紧地监视员工们的行为：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表现如何，谁过多地喝酒。要知道我们引人注目，是机关报，所以我们内部要一切有秩序。这是任务，但是只有你和我知道。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原则上坚决否定这种方法，但这是外交手腕。除了主编希望之外，编辑部主任反正有义务做这件事。何况马卡尔采夫至少可以把握动态，以便有什么意外时及时介入，防止过火。不能直接要求卡申把在那边报告的内容向他主编通报。但是请人事干部熟悉员工的个人情况，即协助加强劳动纪律，这只不过是一个好领导的职责。要知道，卡申原则上也希望与主编保持相互理解。
“您指的是氛围方面的？”他更确切地问道。“这么说，是这样。在工作时间有个别的喝酒现象发生。我找来过，警告过。没有您的同意我没采取措施。确实，他们不声不响地喝，而借口总是找得到：不是生日，就是别的什么事。当然，尤其是各车间的年轻人——排字工人，排版工人。但这些人有自己的领导，每次出事我都事先通知他们。可在编辑部也有……现在说说不道德行为，怎么说好呢……献殷勤，当然了！可就是议论！”
“议论？”
“总是存在，伊戈尔·伊万内奇。现在好像安静些了。或者都已经说出来了……说实话，我掌握的消息是，流传着一些与索尔仁尼琴有关的材料。《癌病房》，好像是，还说出一些小的短篇。还有诉讼程序的速记记录……这种东西在搜查时没收到很多。但我们这里我没看到……都在讲笑话，但是关于女人的更多，您对这不感兴趣……”
“不，这从何谈起？”
“要不我就讲了，可是我没有讲笑话的天赋。但是正好有一个关于领袖的新政治笑话……一个老朋友到共产主义教育部找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长着这么一头浓密的长发，他姓萨加伊达克，他给全部的人讲了个故事。他说，美国人准备在什么日子前把自己的‘阿波罗’号发射到月球上……”
“什么日子呢？”
“在领袖在母体中成胎一百周年前。”
“难道是九个月吗？”
“是的！我亲自核实过日历了！”
“是啊……”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我和你在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水平上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你怎么看？”
回答没有随之而来，但无论如何这是正确的一步：让编辑部主任不仅成为行政机关的代理人，还要成为堵疏漏的共同参与者，让他感到不仅为听笑话，还要为讲笑话负责任。马卡尔采夫似乎在这个责任上让卡申与自己平等了。
“这么说，编辑部里没人看用打字机打出的书籍？”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没人。不然我一定会知道的！这是现在最……我想说，对机关来说。”
“瓦利亚，你明白这点很好。已经答应我报刊节授奖了，所以需要提前决定，把奖给谁。候选人是要不折不扣的。你准备好名单。”
“保证完成，伊戈尔·伊万内奇。”
“至于你本人的奖项，就不用担心了。”
“哪里的话，伊戈尔·伊万内奇！”
“我把你和负责人员一起列入名单。对了，”马卡尔采夫换了话题并再次巧妙地带着第二个用意说，“我的新副手业务胜任得怎么样？他和员工们找到共同语言了吗？如果需要，应该帮助，提醒。我们报社有自己的传统，让他习惯一下，免得出乱子……”
重要的是让一些事情经过卡申传到亚古博夫那里，似乎是绕过主编。
“亚古博夫是我们的人，”瓦连京安慰马卡尔采夫道，“他处事可靠。他在熟悉情况。看了半天的个人档案。他说，应该知道和谁在打交道……”
如今大家都说“我们的人”，并且都注入自己的含义。
“这是正确的。”马卡尔采夫大声说道。“应该了解每个人的职责和能力。我没问题了！”
瓦连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点了点头，不出声地出去了，尽量不拖着那条腿走。马卡尔采夫等着门关上后，从保险柜里取出了灰色的文件夹并翻开了手稿前几页中的一页，他决定把卡申收集的编辑部打字机字体与德·库斯汀男爵的文本进行核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自己想出了办法：找出每一台打字机的毛病——残缺的或者是蹦跳起来的字母，并把这个字母照着同一份手稿校对。卡申仔细填写的表格提示了最好用哪些字母校对。
主编逐页查看了所有纸页，在上面的小框子里要求敲出固定的字母组合，但是他没有挑出适合的字体。这么说，手稿不是在他的打字室重打的。这已经让他轻松些了。把文件夹藏进保险柜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标有“企业（机关）领导人签字”的地方签署了这些纸张并叫来了安娜·谢苗诺芙娜，让她把它们拿给卡申。马卡尔采夫明白了，他不该放下心来。既然卡申不知道手稿的事（他未必会隐瞒），那么投放手稿的可能不是克格勃莫斯科总局，而是中心总局，这要糟糕得多。编辑部里肯定还有几个独立向机构提供情报并执行自己任务的人，但是无论马卡尔采夫如何试图查清究竟是谁，他都不能够确切知道。
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带有亮闪闪钟摆的大落地钟敲响了正午。再过一会儿，这个鬼文件夹放在他这里的时间就有一昼夜了，可他到底没有想出来采取什么措施。而那边会认为，他把它给别人看了，或者是害怕了，要么是慌了手脚。如果他们问起来，需要哪怕准备好一个拿得出来的回答。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该信任谁呢？并且要立即做这件事，趁着还不晚。主编拿定了主意，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只能从一个人那里得到，并且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己的编辑部里，从拉伯波尔特那里。
要不要亲自去部里找他？把他叫到走廊里谈一谈。但是这样的接触会引起不良的注意。这里最好的是一般的业务谈话。随后马卡尔采夫已经多次想到，他的办公室会不会在被窃听。然而，未必会这么随随便便地窃听忠于党的自己人的。暂时这不可能重演的。主编犹豫了一阵，是通过安娜·谢苗诺芙娜找来拉伯波尔特还是通过通话器接通，之后他拿起了外线电话的听筒。
“雅科夫·马尔科维奇，”他带着没能掩饰住的尴尬（不高明，当然了！）说道，“你能不能上来到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