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早晨是以和亚古博夫的争吵开始的。安娜·谢苗诺芙娜通风后关上小窗刚一走出去，马卡尔采夫就把灰色文件夹藏进了保险柜。他决定，现在定下谈话的口气并通过政府专线电话给他决定打电话的地方打过去。但这时女秘书给他接通了区委书记卡瓦列洛夫的电话。
“伊戈尔·伊万内奇，我已经吩咐下去买十份报纸了，可是不见文章……”
“天晓得怎么回事！你等等……”
草草浏览了一下自己的报纸后，马卡尔采夫通过通话器与亚古博夫接通了。他现在会让他搞清，谁是报纸的主编。
“我昨天安排到报纸上的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哪儿去了？”
“对不起，伊戈尔·伊万内奇。我不知道这是您安排的，所以就吩咐撤了下来。我觉得，当时有更重要的材料……是您本人需要发它吗？”
“什么叫‘本人’？”副手的洞察力让马卡尔采夫感到讨厌了。“显然，我安排它见报的原因是有的。而且我们说好吧，斯捷潘·特洛菲梅奇：主编的决定是所有两百四十三名员工必须执行的，其中也包括您……”
“当然了！只是我当时认为，我在报社也有表决权……”
“您是有。但是既然中央还没有取消一长制，劳驾吩咐下去，今天就把卡瓦列洛夫的文章安排到新一期上去！”
“一定执行！对了，今天您本人值班。”
马卡尔采夫关闭了通话器并对卡瓦列洛夫说道：
“抱歉，是误解……”
“我可听到亚古博夫的声音了！”
“小小的擅自做主。”
“是吗？我在想，不是他自己……”
“没事！你明天早晨看报！”
放下话筒后，主编生气地皱了皱眉头。他忧郁地想，编辑部里累赘的比例年年增加。应该辞退两百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们负责收党费，出墙报以及审看新影片，但是不为版面直接做任何事情，倒是该给那些辛苦地承担全部工作的人增加工资。
你看亚古博夫，很遗憾，也是个无用的负担，而且还有性格！他上面是谁？但是不管他是谁的人，捣鬼我是不会允许的。现在我不会把事闹大。但是慢慢地我会让他知道自量，他还不会说个不字！糟糕的是，一天开头就脱离了正轨，一开始就扫兴，原因是被刺伤了的自尊心。马卡尔采夫压抑住了心中的怒火：因为下属的错误而不愉快是愚蠢的。况且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亲自纠正了它。他摁下了按钮。
“安娜·谢苗诺芙娜，车在哪里？”
“廖沙还没有从克格勃回来。”
洛科特科娃桌子的玻璃板下放着一张正方形的纸，上面写着：“А. С. 科吉茨基同志收，库兹涅茨克桥，24号，克格勃。”每天早晨她都从一沓报纸中拿出一份新一期的《劳动真理报》，塞进信封，在上面写下这个地址，并且等廖沙送来马卡尔采夫后，把信封发走。当然，像任何其他机关一样，这个机关本可以订阅《劳动真理报》的，那样邮差早晨就会把报纸送到。但这是习惯了的事。要不要让廖沙送去灰色文件夹？但是他马上改变了注意。因为已经决定打电话了。
他把手放在了政府通讯线路电话的话筒上，但是文具上一沓洗好的照片引开了他的注意力。卡卡巴泽早晨给安涅奇卡送来的，她把照片放在了显眼的地方。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用手掌把照片归拢到桌子的中间，并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洗了二十张供选择的相片。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他把照片扫了进去免得碍事。顾不上它们了。
这样，谈话的过程如下：尽管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但是我不能对这个对我来说次要的问题置之不理。一份有一定内容的手稿被暗中放进了我的办公室。如果您愿意，请责成查清楚。说到底，就是为此才付给你们的棒小伙们工资的。不，我不会扔掉它。我有更重要的国家事务。
旁边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红色的有代号的电话簿。马卡尔采夫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并摘下了政府通讯线路的电话话筒。但是又把它放回了支架上。打过电话后他们会立刻赶来。那还用说：来电话的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会讨厌地和他谈话，会硬充侦探，会打断工作半天。然后他们会开始追查来源。为此出现在编辑部的将有财务稽查员、处理劳动者来信的监督委员会、钳工和地板打蜡工。会开始排查他本人录用进入编制的所有人。会请求临时利用他们的人员担任记者。电话会被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入监听。而编辑部里胡说八道什么的都会有！而且如果在员工的桌子里什么也找不到（可要知道会找到的！），他们反正会努力证明他们没有白干，会向上面报告，不断提到他的名字。得啦，给他们打电话——免了吧！说自己报纸的坏话，无论其中发生了什么，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别的不敢说，他的正派是无可指责的！
那么，不打电话……哦，可要是手稿是作为诱饵特意放进来的并且他们自己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的呢？要是他们对他员工的了解比他更多该怎么办呢？区分局的别斯帕克巴耶夫明天会顺便来见他：“对了，您没找到一个灰色的文件夹吗？根据我们的消息，当时一个有反苏维埃倾向的读者企图闯进来见您……”或者他干脆会打电话，询问一下……
一切都太愚蠢了！他用拳头打了一下里面放着文件夹的保险柜的小门。打击的声音低沉。保险柜没有摇晃，没有震得响起来，没有任何反应。可是要知道他们的确可能打电话来！回答什么呢？当然，语气应该是平静的，有自信——这是首要的。
电话响了起来。真是这样。
“加里克！……对不起，我早起就打断你……”
这是妻子的声音。她要求派辆车。如果现在他不需要，让廖沙送她一趟去探望生了病的女友。
“行，当然了，”他松了一口气，“我派车去……”
他叫来了女秘书。
“安娜·谢苗诺芙娜，您让廖沙到我家里去。不要再给我接通任何人，中央除外，不要放任何人进来见我，我自己叫来的人除外。我要准备全会。”
“新一期报纸的问题呢？”
“我晚上一起解决。”
他看着她的眼睛。不会是委托她放的吧？太简单了。也许，是让廖沙？这个合适，但是职位也太低。晚上许可坐在我办公室里的是清样通读人，坐在通话器前。但是是在我完全离开之前偷偷放进来的，就是说，是给我的！因此，也许他们已经发现我把它拿回家了？糟糕透了！脑子想的都是什么荒唐事！
剩下马卡尔采夫了一个人，他揉搓着脸颊紧张地思考着：向谁征询意见？
亚古博夫是没有经过共同工作考验的人，而在今天的事之后，是个讨厌的人。他说不定会努力利用这个消息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是现在，那就是以后，因此他不行。波利修克？他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可凭着共青团员的激情他能出什么主意呢？这里应该找到简单的一着。简单的，但准确的，就像球落进球袋一样。否则就是不信任。而有什么比不信任更可怕的呢！
但是完全不一定非要在编辑部征询意见。思想开始沿着更宽的螺旋线旋转起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福米切夫。他听完后，抽支烟，也许会说出正事。但是福米切夫不在。就是说总之他存在，但是首先要克服疏远的情绪，可这需要时间。还有谁呢？
不久前中学同学们找到了马卡尔采夫，于是他拿出当年的劲头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在莫斯科宾馆组织的聚会。一个班的三分之一多聚集到了一起，其他人消失在了监狱和战争中。他们大喝了一通，开始在已过中年的同学面前炫耀，说谁都干成了什么。他们成了活动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有的是上校，有的是厂长，许多人有汽车。一个人甚至当上了阴间的领导，他安排了列宁格勒负责人员的葬礼。但是，当然没有人比马卡尔采夫跳得更高。因此他说话比所有人都谦虚。走遍了所有大陆，见识了异国风情。这不大家都劝说他写本小书，可是没时间。同学们羡慕起来。他们不知道，皇冠有多沉重。那时吃完了晚饭，于是有人轻轻地唱了起来：
朋友们不断地离去，离去，离去
一些人不知去了何处，另一些人出人头地。
于是大家微笑着不时看看他。可找到唱这歌的地方了。他们能怎么样？可是马卡尔采夫掌握着意识形态。同班同学中只有瓦洛加·别兹鲁科夫一事无成，他穿着件旧上衣，一言不发地坐着。可是要知道他们在一张课桌后坐了六年！别兹鲁科夫曾显示出非凡的博学，和马卡尔采夫同时在大学上学，因修正主义两次坐过牢，被判处过枪决，从劳改营出来后在工厂当过车工，现在过着叔本华式的生活：内在的幸福，外在的幸福是对浅薄虚荣心的迎合。马卡尔采夫曾邀请别兹鲁科夫到莫斯科去，答应帮忙。对方断然拒绝了……过叔本华式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喝醉了的同学们说好了要定期聚会，但随后就忘记了此事。他们能有什么建议？
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有大量的同志。他和所有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为他们做过事，他们也为他做过事。但是在关系中永远遵循伦理准则：职务更低的人首先打电话。职务更高的人回答说“我考虑一下”，职务更低的人回答“保证完成”。只要你还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转而谈个人问题是不得体的。你决定了要征询意见，说明你的情况不妙。
他毫无缘由地遗憾起来，他没有一位女友，一个聪明的女人，真正的、温顺的、忠实的、可以同情自己的女人。季娜伊达觉得他的焦急不值一提，她是个理性的人。他没有秘密情人。当愿望沸腾并刺激行动时，他没有时间或者害怕声张出去。可现在有点晚了。思想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但是没有白白旋转一圈。现在他得出了结论：最好的办法是小心地摸清编辑部里都知道些什么。他看了看保险柜，似乎想确信，文件夹在可靠的地方。安娜·谢苗诺芙娜那里的蜂鸣器响了起来，她很快站起来并走进了主编办公室。
“卡申在班上吗？叫他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