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的俄国。私自出版，1969年。
（灰色文件夹手稿中引起伊·伊·马卡尔采夫特别注意的片段）
私自出版者的序言
我们建议渴望读懂本书的人回顾过去。读完德·库斯汀男爵的书后，尼古拉皇帝把它扔到了地板上并喊道：
“是我的过失！我为什么和这个坏蛋谈话了？”
而事实上他和库斯汀谈话时，在极力地美化自己和俄罗斯。
这位到过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的法国旅行者的札记曾多次以欧洲所有语言出版。在我们的祖国它被立即禁止了，并且在随后的一百三十年里终未能完整出版，尽管曾两次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910年出版了由В. 涅恰耶夫所做的本书的简要复述，书名为《尼古拉的俄罗斯》，书中仔细地删去了批评内容并加上了对沙皇宫廷的阿谀奉承。1930年全苏政治苦役犯及移民流放犯（很快被重新监禁）协会出版社以同样的名字出版了本书，发行量为四千册，译者为Я. 格森和Л. 多姆戈尔，他们把作者称为阿道夫。遗憾的是，删除了“不总是与正题有关的历史插笔”和哲学思考，而在批评的地方在“俄罗斯”一词前把形容词“沙皇的”加入了正文。注解说服书刊检查机关，该书已经变成了十足的“历史文件”。这些辩解没有挽救出版社免于被取缔。这样，3处把接力棒交给了国家联合政治管理局：无缘看到库斯汀男爵的作品，赫尔岑称之为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无疑是最出色和最聪慧的书。
考虑到条件和能力，我们对德·库斯汀男爵《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par LeMarquis de Custine）一书的翻译工作进行得缓慢，但是我们急于传播第一个草稿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比在我国被禁的М. 德吉拉斯、R. 康奎斯特、J. 奥威尔、А. И. 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更深刻，因为它审视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层次，我们最近半个世纪一直在呼吸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气息，它审视的是我国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库斯汀的部分思想成了应验的预言，另一部分证明，在我们的祖国，从约翰·巴克莱（1582—1621）时期起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他曾写道：“这（莫斯科维亚人）是天生当奴隶并残暴对待自由的任何表现的民族；如果受到压迫，他们温顺，并且不拒绝桎梏。”
然而我们不会强加自己的观点，以免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同流合污。我们让库斯汀本人发言。
这里马卡尔采夫打了个哈欠。他看得很肤浅，没有特别深入理解文本，从一段跳到另一段并习惯性地把抽出的句子分成“可以”和“不行”。他对“不行”有着特别的敏感。到序言结尾时马卡尔采夫皱起了眉头：这个小老头能说什么呢，他坐着马车走过的是早已不存在的俄罗斯！
“存在！”响起了声音。“遗憾的是，甚至变得更糟了。”
“谁在这里？”马卡尔采夫问道，由于害怕，他的喉咙也憋得透不过气来。
他转过头去：面前站着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穿着奇怪。他身穿敞开的蓝色燕尾服以及裤脚到膝盖的裤子，浅蓝色细条纹的西装背心，黑色的长袜以及带扣子和靴刺的带后跟的靴子。脖子上浅蓝色的大蝴蝶结点缀着带有很多花边和钻石袖扣的雪白衬衣。侧面垂着一把佩剑。马卡尔采夫吸进了使人昏迷的浓烈香水的气味。
“请原谅我没有受邀请就闯进您这里来。”德·库斯汀男爵说道。“但是您作为一个聪明的男人并且在政府任职让我很感兴趣。因此我决定和您一起阅读我的书。”
“可您是外国人！”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愤慨道。“我明天就应该汇报，您到过我的住宅，否则的话……”
“啊，您别担心，马卡尔采夫先生，”库斯汀安慰他说，“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痛苦的经验让我得到了教训，这次我是通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潜入了贵国。那里既没有边境密探，也没有海关骗子。如果您允许，我坐下来，您看吧。不要害怕，您看吧……我对您的反应感兴趣，仅此而已。”库斯汀在椅子中坐了下来，用双手做出类似于让马卡尔采夫平静下来的诱导动作，眯起了眼睑，似乎打起了盹。而马卡尔采夫听话地开始继续读手稿。
看到俄国宫廷显贵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某种极端的竭力奉承和顺从。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种奴隶。有这样的印象，在沙皇继承人的随从中主宰着谄媚逢迎的习气，奴隶式的思维，同时又不失老爷式的傲慢。这种妄自菲薄与傲慢的混合让我觉得过于没有吸引力，而且对我已经准备要访问的国家不利。
第二天我的马车和全部行李到了“尼古拉一世”号上，俄国的轮船，“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俄国达官贵人，系出留利克后代的公爵K直呼其名地找到了我，阐明了他对自己祖国的人们和制度的本质的看法。
笼罩在我们这里的无情统治产生时，全欧洲的其他地方已经消灭了农奴制。从蒙古入侵时期开始，曾是世界上最自由民族的斯拉夫人成了先是自己的征服者，而后是自己的大公的奴隶。农奴制如此损害人的言论，以至于后者变成了圈套。在俄国，政府靠谎言生存，因为无论是暴君，还是奴隶，都惧怕真理。我们的君主在某个时候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了暴政的力量。他们通过自身的奴隶地位很好地研究了统治的力量，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发泄仇恨并报复无辜的人。当您到了这个亚洲民族中间时，要考虑每一个举动……
宗教偏执是俄国政治的主要推动力。在欧洲，只有中世纪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俄国发生在当代。俄国全面落后了西方四百年。
外国人被滞留在甲板上一个多小时，没有帆布篷，正好位于太阳地儿。然后我们要出庭，法院在乘客休息室开庭。
“您到底希望在俄罗斯做什么？”
“了解这个国家。”
“但这不是旅行的理由！”
“然而我没有其他理由。”
“您在彼得堡打算和谁见面？”
“和所有允许我和他们认识的人。”
“您想在俄罗斯逗留多长时间？”
“不知道。”
“可是大概呢？”
“几个月。”
“也许，您负有什么外交任务？”
“没有。”
“也许，是秘密的？”
“没有。”
“有什么学术目的吗？”
“没有。”
“您是否受贵国政府派遣来研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不是。”
“您有没有什么贸易任务？”
“没有。”
“这么说，您旅行纯粹是出于求知欲？”
“是的。”
“可为什么您为此偏偏来到了俄罗斯？”
“不知道……”
“您有给什么人的推荐信吗？”
事先已经有人警告我最好不要过分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俄国警察局的密探有着特殊的嗅觉，并且他们根据每个旅客的不同身份严格地研究他们的护照。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意大利商人被无情地搜查。他要打开自己的钱包，把他所有的衣服里里外外仔细翻了一边，连内衣都关照到了。他们开始在我的东西，特别是书中翻来翻去。我所有的书几乎都被拿走了。
俄国是一个讲究全无用处的手续的国度。
这时马卡尔采夫把视线从手稿上移开并叹了口气。
“嗯，怎么样？”德·库斯汀男爵马上问道。
他优雅地坐在椅子中，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观察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
“当然了，你们法国人很多事情不理解。”马卡尔采夫立刻开始向他解释。“我们俄罗斯人为什么应该适应你们的传统？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条件！不过还是不能排除，我们走极端，我们不善于尊敬地对待外国人。不过对我们你们接待得很好。”
库斯汀的黑色眼睛中闪过了类似赞许的神情，但他突然问道：
“那对自己人呢？”
“什么？”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没有明白。
“我想说：不需要对自己人尊敬吗？”
马卡尔采夫不知怎样回答，他嘟哝了一句好像是“嗯，您要知道……”的话后继续看了下去。他没有发现，他对阅读的冷淡如何被好奇所取代，并且他在争辩时如何毫不困难地从19世纪跃到20世纪。不过，当然是男爵在帮助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知不觉地习惯了他的在场并且现在自愿地阅读，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他可以放在一边的——内容已经清楚了！——可他在看。心脏不痛，头也不痛，没有睡意。他饶有兴趣地读着，而他内心存在已久的怀疑态度只是强化了这种兴趣。
“且慢，”马卡尔采夫突然打断了自己，他踌躇起来，看了库斯汀一眼，“您没有蒙骗我吧？”
“什么骗？”男爵问道。
“我是说：这只不过是骗局！谁会相信您，您是在一百年前写的这个？！”
“是一百三十年。”库斯汀纠正道。
“就算是一百三十年，随您的便！可这是明显的反苏宣传！”
“可是对不起，马卡尔采夫先生！我写下这个是在斯大林的一百年前！这可是历史事实……”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于是他默默地专心看起手稿来。
这里完全没有他习惯读到、说到、听到的东西。而那些有害的、被一劳永逸地谴责了的、妨碍我们前进的，那些他善于高明地回避并筛出的，不善于听到的东西，冒了出来。马卡尔采夫读得越来越愤慨，因此越来越积极。他倒回去读，急不可待地往前看。推理的逻辑联系他不感兴趣。他相信，他能够抽出主要的东西，比作者得以对它的阐述更快。
而库斯汀男爵本人此时安静地坐在椅子中，观察着自己的读者。
任何一个抵达俄国边境的外国人提前被看做是罪犯。在这里一定要经沙皇的允许或命令才可以移动，可以呼吸。一切都阴暗，压抑，并且死一般的沉默能杀死任何生命。似乎，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地球的这一部分。
无论如何精心地遮掩，贫乏毕竟会产生令人沮丧的无聊。听命令是不能消遣的。现实生活中上演着一幕幕悲剧——剧场中是清一色的不会让任何人惧怕的轻松喜剧。无聊的娱乐是唯一的，非禁止的。在这里，“和平”、“幸福”这样的词像“天堂”这个词一样模糊。酣睡不醒的懒惰，令人忧虑的无所事事——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有人都尽量向外国人掩盖俄国生活的任何丑陋方面。没人真诚地满足他合法的好奇心，所有人都情愿准备用假材料欺骗他。所有居住在俄国的人似乎都发了誓，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保持沉默。
在某个部长倒台之日，他的朋友们一定要成为哑巴和瞎子。一个人一旦失宠，他立刻被当做是被埋葬了的人。
俄国人对一切都有名称，但是在现实中却什么也没有。俄国是一个讲究门面的国度。您读一读标签——他们有文明、社会、文学、剧院、艺术、科学，可实际上甚至没有医生：只要一生病，您就可以把自己当死人了！
俄国宫廷像个剧院，其中演员只忙于总排练。没有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角色，并且戏剧上演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剧院经理对自己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演员和经理徒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准备、修改并完善无尽的社会喜剧。在俄国，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使命直到竭尽全力。
“剧院经理是谁呢？”马卡尔采夫不由自主地出声问道。
“难道您没有明白？”库斯汀反问道并笑了起来。
“你们批评家们出主意容易。”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滑稽戏。”库斯汀忧郁地说道，他没有明白这个词。“而且总之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只是作家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我所理解的真相，仅此而已。”
马卡尔采夫生气了并因此更加专注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本深奥的书，因为里面没有毫无价值的指责。这里受到责难的不是他个人，马卡尔采夫，一个代表，因此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负有责任。
“可其实我，要是您想知道的话，”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总是尽量缓和，做得文明些，做到更公正些，更人道些，就是说做一个真正的成员。”
“我看到了，先生。”库斯汀把眼睛稍微眯起来。“所以我才来找您。”
“如果我有更大的权力，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
“可是我没有责备您。”库斯汀叹了口气。“您接着看吧……”
俄国没有出色的人，因为没有独立的性格，少数才能卓越的人物除外，他们的数量太少，不足以对周围人产生影响。一个最卑微的人，如果他能够博得国君的喜欢，明天就可以成为权势人物。超越盲目和奴仆性的服从的每个行为对君主来说都是不愉快的和可疑的。这些例外的事例令人想起某些人的追求，对权力的追求，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梦想权力的臣民已经是暴动者。
到俄国来吧，您可以亲眼见证欧洲的精神和知识与亚洲的天才可怕混合的结果。这种混合让人感到更加可怕的是，它能够无限地延续下去，因为虚荣心和恐惧——这两种在其他国家经常危害人们的激情，迫使他们说过多的话，在这里产生的只是死一般的沉默。
一条宽广的大街逐渐变得越来越渺无人迹，不美观并且凄凉，它通到城市的最边缘并渐渐地消失在亚洲野蛮的波涛中，这波涛从四面八方淹没彼得堡并通过几条驿道分别向四面八方涌去，驿道的修筑在这个未开化的国家刚刚开始。城市周围是一团极其混乱的简陋小屋，一群用途不明的形状不规则的小房屋，无名的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料——本性无序而肮脏的居民一百年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令人厌恶的垃圾。
俄国人从外面引进了科学和艺术。他们不乏天生的智慧，但是他们的智慧是模仿性的。所有的东正教堂彼此相像。绘画一贯是拜占庭风格，即不自然，呆板，因此单调。我不喜欢俄国的艺术。大量平庸的油画尤其有损埃尔米塔日的收藏品。在为埃尔米塔日美术馆收集作品时，追求的是鼎鼎的大名，但是大师们的真迹不多，仿制品要多得多。
这个国家的氛围本身敌视艺术。一切在其他国家完全自然地产生并发展的东西，在这里只有在温室里才能成功。
我觉得，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鄙视是俄国民族性格的主导特点。他们迅速而藐视的目光掠过人类天才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在世上高于一切，因为他们鄙视一切。他们的赞扬听起来像是侮辱。俄国人不但不努力理解，反而宁愿嘲笑。暴发户的嘲讽可以成为整个民族的必然归宿。鞑靼人影响比被推翻了的桎梏长久。难道你们赶走他们是为了模仿他们吗？如果你们辱骂一切你们不明白的东西的话，你们前进不了多少。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停了下来。他摘下了眼镜并用两个指头压了压眼睑，好让眼睛得到休息。似乎在椅子中打盹的库斯汀默默地看了看他。
马卡尔采夫没有冲着他但大声地说道：“这是现在还是在1839年写的，难道有什么区别吗？通过仔细观察这可以看出来！”
“您这么认为？”男爵满意地说道。
“是的，见鬼！如果对您开诚布公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丑恶行为我们都有！这一切早就该改变了！我们害怕什么？为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想听？”
“的确，为什么？”库斯汀问道，并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看到任何好笑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冷淡地反应道并继续阅读。
人民在默默的酗酒中浇灭自己的忧愁，上等阶层则是在喧嚣的狂欢作乐中。这个民族缺少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灵品质——爱的能力。旅行者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区分两个彼此争斗的民族：其中的一个民族是实际上如此的俄罗斯，另一个是希望把她展示给欧洲的那个样子的俄罗斯。享有最佳声誉的是那些比其他旅行者更容易受欺骗的旅行者。无论什么地方我都能感觉到被掩饰的虚伪的残忍，它比鞑靼桎梏时期的还要糟糕：当代的俄国远比希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更接近于这种桎梏。到处都说着18世纪启蒙哲学的语言，而我到处看到最不可思议的压迫。他们对我说道：“当然，我们希望不依靠专横，那样我们会更富裕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是在和亚洲民族打交道。”而同时说话人在想：“当然，要是可以避免必须谈论的自由主义和慈善事业就好了，我们会更幸福和强大，但是，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和欧洲打交道。”
这里一切都归结为一种唯一的情感——恐惧。
这个称为民族的人群是什么呢？不要徒然地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奴隶。在俄国，一个人既不懂得文化生活的高尚享受，也不懂得野蛮人完全而粗犷的自由，也不懂得蛮夷的独立和不负责任。自从我生活在俄国起就没有离开我的沉重情感加剧的原因是，一切都告诉我这个被压迫民族有着天生的禀赋。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它该会有多大的作为！这个念头让我感到狂怒。
如果浏览一下清一色的标题——会觉得一切好极了。但是要当心看章节名称下面的内容。请翻开一本书，您会信服，里面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章都已标出，但是还需要写完它们。有多少森林是找不到一捆干树枝的沼泽地。在边远地区有多少找不出一个士兵来的团！有多少城市和道路存在于设计图中！而且整个民族实质上不是别的，正是一张在被外交假象欺骗了的欧洲贴满了的海报。
政治迷信是这个社会的本质。从政治角度看完全不负责任的君主为一切负责。此前我认为，真理就像空气，像太阳，人需要它。在俄国的旅行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在这里，撒谎意味着保护，说真话意味着动摇基础。
“您要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是俄国人或者适应了新环境的外国人挂在嘴边的叮嘱。
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哑巴民族。俄国人一辈子遭到殴打的次数不比鞠躬少。作为专门教养人民的方法，两者在这里得到同等的使用。他们害怕得把恐惧掩盖在压迫者喜爱而对被压迫者方便的平静的面具下。当周围都在微笑时，君主喜欢。由于悬在所有人头上的恐怖，奴隶式的服从成为不可动摇的行为准则。受害者与刽子手同样地坚信盲目服从的必要性。
“太夸大其词了！”俄国人会激动地大喊。“借小事如此地夸夸其谈！”
我知道你们把什么叫做小事，我责备你们的就是这个！你们对这种惨祸的习以为常说明你们对它冷漠的态度，但绝不说明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你们对当着你们的面用来捆绑人的绳索的关注不比对你们的狗的脖套的关注更多。抑制你们的热望，只要你们放弃在你们国家随处主宰、歪曲一切、毒化一切的谎言，你们为人类的幸福做得就足够多了。
光天化日之下，在众多过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不经审理判决毒打一个人——这好像很自然。在文明国家，整个团体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代理人专横的欺压；在这里，官员的专横要防备的是被欺侮者正义的抗议。
一个没有公正裁判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律师的。构成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呢？没有这个阶层，人民会变成被经过良好训练的警犬看管着的乌合之众。
无论这个半野蛮部落有多么自命不凡，俄国人的习性仍然十分残忍并且长时期内仍将是残忍的。因此在欧洲式优雅的表面风度之下，这些文明暴发户中的大多数保留了熊皮——他们在里面给它套上了毛。但是只要稍微挠一挠他们，您就会看到，兽毛会暴露出来并直立起来。俄国人与其说是想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不如说是他们努力要显得是这样的人。在根本上他们仍然是蛮夷。不幸的是，这些蛮夷熟悉火器。这是个组建成团和营的民族，是个军事制度，它运用于整个社会，甚至运用于与军事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等级。
从这种社会组织中发源出如此狂热的妒忌，如此紧张的功名心，以至于俄罗斯民族现在除了征服世界外一无所能。我的思想不断地返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不能用任何其他目的来解释一个国家以及社会的个别成员所贡献的无法计量的祭品。显然，民族为了胜利牺牲了自由。
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霸权的梦想是否注定只是一个梦想，它还能长期地充实半野蛮民族的想象力，还是有朝一日它能够得到实现？我只说一点：自从我在俄罗斯起，我认为欧洲的未来是一团漆黑。
人们向我保证，俄国的命运是征服东方并随后解体成几部分。俄国人没有科学精神。他们没有创造力，智力方面天生是懒惰和流于表面的。如果他们着手什么事情，那只是出于恐惧。一个不能教会他准备征服的那些民族任何东西的民族是短暂的最强者。一个生来没有领略到自由的国家，一个所有严重政治危机都是由外国影响引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有前途。
我站在巨人的附近，而且我不相信，天意创造了他只是为了战胜亚洲的野蛮。我觉着，他注定要用来自东方的新的入侵来惩罚堕落的欧洲文明。永远的亚洲桎梏威胁着我们，它对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漫无节制和恶习注定使我们遭此惩罚的话。
这个可爱国家的特点是，在没有政府人员直接帮助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没有不便，甚至是没有危险地在国内旅行的。您会决定宁愿不看很多地方，也不无休止地请准许可——这是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您会始终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您能够保持的只是与各种领导的正式接触，并且提供给您的只有一种自由——在合法当局面前表达自己赞叹的自由。这样一来，礼貌变成了监视您的方式。这里所有人从事窥探是出于对艺术的喜爱，更多的时候不指望酬金。
我做笔记并精心地把它们藏起来。或许，林子中有埋伏在等着我：会向我扑来，夺走我一刻也不离身的公文包，并像对一条狗一样杀死我。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在俄国看呢，我决不打算在这里过冬。我收集起我写下的所有札记，把整个包严严地封住并交给可靠的人（这样的人不那么容易找得到）保存。如果您听不到我的消息了，您该知道，我是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彼得堡的滨河街属于欧洲最漂亮的建筑物。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这一工程中。不要紧！但是我们会拥有欧洲首都以及伟大民族的荣誉。在为修建这一建筑物付出的灭绝人性的残忍感到悲伤的同时，我还是对它的美丽感到赞叹。
“总算有了！”马卡尔采夫感叹地说道。
“究竟是什么？”库斯汀男爵打听道。
“您总算找到夸奖的东西了！要知道我生在彼得堡并且爱这座城市。”
“我很愉快能让您高兴，”男爵冷笑道，“但恐怕这不会长久。我可以补充：很遗憾。”
在俄国存在的只有距离。在每一个区间我的车夫们经过小教堂时都要在胸前画二十来次十字。这些有经验的，敬神的滑头一贯会偷走我们点东西。每次我们都找不出少了的东西：要么是个皮口袋，要么是皮带，要么是箱子的套子，要么还有蜡烛、钉子或者螺丝钉。一句话，车夫永远不会空着手回家。
政治信仰在这里要比宗教信仰更稳固和强烈。当禁言封条从人们的嘴上被扯下来的那一天到来时，惊讶的世界会觉得，第二次巴比伦式的混乱到来了。俄国总有一天会由于宗教分歧发生社会革命，并且这个革命的更加可怕之处是，它是为了宗教而发生的。双方所表现出的凶残告诉我们，结局将是什么样的。也许，它不会很快到来：受这些方法统治的人民的激情在爆发前会汹涌。危险每时在靠近，但是危机姗姗来迟，灾难显得没有尽头。
不幸的国家，在这里，每个外国人都让被压迫的人群觉得是救星，因为对于失去了真理、公开性和自由的人民来说，他是所有这些享受的化身。这个可怕的社会充满反差：许多人之间谈话的自由程度就像他们生活在法国一样。暗藏的自由宽慰着他们公开的奴隶地位，这是他们祖国的耻辱和不幸。
为看克里姆林宫值得去莫斯科一游！它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界限。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统治时期，亚洲最后一次扑向了欧洲；离开时，其脚掌踢到了地面，由此就出现了克里姆林宫。住在克里姆林宫意味着不是居住，而是防御。伊凡雷帝是暴君的典范。克里姆林宫对暴君是宫廷的典范。它简直就是幽灵的住所。对死者的崇拜是民间消遣的借口。出自奴役地位的荣誉，这就是这一撒旦式建筑纪念物所表达的寓意。
在莫斯科有两座城市比邻共存：刽子手的城市与前者的牺牲品的城市。由于没有更好的城市，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商业和工业城市。它以其工厂的增加而自豪。
可以说，这里的社会始于舞弊行为。为了控制人们，一次采取欺骗之后，很难在光滑的途中停下来。新的运动就是新的谎言。国家机器也继续运转。
在这里，一切事情中都是完全的形式划一占优势，它把与秩序思想不可分割的墨守成规冻结起来，因此您开始痛恨实际上应得到的喜欢的东西。俄国，这个孩提民族，她不是别的，而是一所巨大的中学。里面一切进行得像在军事学校一样，仅有的区别是，学生直到死也不会毕业。
我认为，总的来说俄国人不喜欢宽宏大量。他们工作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剥夺他们诸如个人利益、对惩罚的恐惧以及虚荣这样的动机，您就使他们失去行动的任何能力。在艺术王国他们同样是在宫殿服务的奴隶。
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您。他们所有人都轻率，只顾眼前并且今天忘记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并死去，不注意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
统治方式的统一以及教育的统一的影响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俄国显示出如此的力量。这里所有人都穿制服。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只有血统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在俄国，把堕落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只有用独裁统治的极端性可以解释笼罩在这里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没有合法自由的地方，永远有违法现象的自由。排斥法制的同时，您引起违法行为，而拒绝公正的同时，您在为犯罪打开大门。发生的是与海关同样的事情，后者只是协助输入有害的著作，因为没人愿意为无害的书籍而冒险。在其他国家，甚至强盗也信守诺言，他们也有自己的荣誉准则。恶占上风的时候恰恰是它暗藏的时候，而被揭露的恶已经被消灭了一半。
受人奴役的平等在这里是规则，不平等是例外，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例外成为规则。在帝国居民被分成的阶层之间笼罩着仇恨，所以我徒劳地寻找对他们大谈特谈的被吹捧的平等。
为了正确地估计俄国政治形势中的困难，应该记住，人民的报复将更加可怕，因为他们无知并且特别有耐性。无所顾忌且不知廉耻的政府更多的是其外表可怕，而不是实际上坚固。在人民中是令人忧郁的不安感，而在军队里是不可思议的暴行，在政府中是恐怖，它甚至蔓延到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恐怖手段的人身上，在教会是卑躬屈膝与沙文主义，在贵族中是虚伪和伪善，在下等阶层中是无知与极端的贫困。并且西伯利亚是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准备的。
这个刚刚从亚洲深处走出来的巨人，竟凭着如此衰弱的身体力图把其全部重量压在欧洲政治的平衡上并控制西方国家的会议，无视欧洲外交最近三十年来的成就。我们的外交是真诚的，但是这里只看重其他国家的诚意。
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离奇，全俄专制君主常常指出，他绝对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无限的权威，并且带着他自己害怕对自己承认的惊讶看到，他的权力是有限度的。给他放置这个限度的是官僚，这是一股处处显得可怕的力量，因为它的滥用权力叫做对秩序的爱戴，但在俄国尤其可怕。
俄国人的样子是如此的忧愁和沮丧，以至于他们无论对自己的，还是对别人的死，大概都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人的生命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生存的周围有如此的限制，以至于每个人，我觉着，都怀着内心的梦想离开，离开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个梦想注定不能实现。不发给贵族们护照，农民没有钱，于是所有人留在原地，他们怀着耐心和绝望的勇气坐在自己的角落里。
这里问题不涉及政治自由，而是涉及个人的独立，涉及迁移的可能性，甚至涉及自发地表达自然的人类情感。安静，要么是鞭子——这是每个人非此即彼的抉择。
这算什么国家！农村里灰色的，仿佛扎入土里的破旧小房子，还有每隔三十至四十英里便出现的死气沉沉的、好像被居民遗弃的城市，同样被按在地上，同样是灰色凄凉的，这里的大街像兵营，建成它们只是为了演习。您看，第一百次了，这就是俄国，它真实的样子。
您感到诧异，冬天和死亡不停地飘荡在这个国家的上空。北方的太阳和气候赋予周围的一切坟墓般的色调。几个月过后旅行者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他是否真的被活活埋葬了，他似乎觉得如此；于是他想撕碎裹着他的白布，头也不回地逃离这成片的，看不到尽头的墓地。
“这是什么队伍？”我问信使。
“哥萨克，”他答道，“押解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
人们戴着镣铐。我们乘车靠被流放的人群以及押送他们的人员越近，信使对我的观察就越留心。他一再地让我相信，这些流放犯是普通的刑事犯，并且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政治犯。
一切都被奉为未来的祭物。在这座坟墓般的堡垒中，死人好像比活人更自由。在沉默的拱门下呼吸困难。所有东西上都有一层沮丧和某种对明天没有信心的痕迹。宽容既得不到社会舆论，也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它是一个人赐予的恩惠，这个人明天可能剥夺他今天给予的东西。
如果罪犯不够，会制造他们出来。专横的牺牲品没有坟墓。苦役犯的孩子本人就是苦役犯。整个俄国就是那座监狱并且更加可怕，因为它巨大，要达到并越过它的边界太难了。
“国家罪犯……”如果这些受难人现在从地底下出来的话，他们会像复仇的幽灵那样站起来并让暴君本人目瞪口呆，而统治的大厦会被动摇根基。一切都可以用漂亮的词藻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辩解。但是，无论说什么，一个需要靠这种手段维持的制度是一个十足的不道德的制度。任何一个不竭尽全力抗议这个使此类事实成为可能的制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参与者和同谋者。
如果成功地利用俄国人们的力量组织起真正的反抗的话，屠杀会像军队的体罚一样有规律。村庄会变成兵营，并且有组织的杀人会全副武装地走出农舍，排成整齐满员的队列开始进攻；一句话，俄国人会从斯摩棱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进行屠杀。
“哎，老兄，”马卡尔采夫微微一笑，“可这里您简直是幼稚！”
“我很想知道，在什么方面？”男爵问道。
“您不明白我们意识的坚固和不可动摇性。尽管二十大的震动是强烈的，但这是上面的力量，而不是从集中营出来被恢复名誉的人们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从一边建议容易，说毫无价值的嘲弄话容易。您自己试试领导我们巨大的国家！”
“绝对不行！”库斯汀害怕了。“我只是推测会是这样的，可现在我说：我看到的东西让我感到精神压抑。您接着看吧，先生！”
俄国当代的政治形势可以用几句话定义：这是一个政府说话随心所欲的国家，因为只有政府有说话的权利。例如，政府说，“这是给你们的法律——服从吧”，但是有关方面的默契使它的一些条款变得毫无意义，这些条款一旦运用会是天大的不公。这样一来，臣民的灵活机智纠正着政府不能容忍的残忍错误。
通常的俄国式狡诈：法律颁布了，于是服从它……在空文上。有这点政府就够了。根据这欺诈的典型您可以判断，这里对诚实的评价如何之低，并且如何不能相信关于义务和爱国情感的过分华丽的词藻。要在俄国生活，隐藏自己的思想是不够的，需要善于假装。首先，有好处，其次是必须。
在俄国，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不比对誓言神圣性的尊重更多。这里，一块石头的真实性与口头或书面诺言的可信性同样不可能确定。在伪造时代运转的本领方面，俄国人没有对手。就像没有过去的暴发户一样，他们用虚幻的装饰代替本质上能唤起长久存在思想的东西。检阅、列队行进和演习的癖好在俄国是一种通病。
国家的安定总体上没有遭到破坏，没有严重的动荡，并且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有。我已经说过，国家的辽阔以及政府掌握了的隐瞒的政策有利于平静。此外再加上军队的盲目服从：士兵的“可靠”主要基于农民大众的绝对无知上。然而，这种无知同样是许多侵蚀帝国的祸根的原因。您可以想象，为有罪的人准备下了什么样的惩治！然而，不可能把整个俄国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如果可以把人们整村地流放，那么不能把整个整个的省放逐。
俄国人满足于装着乐观报告的鼓鼓的文件夹，并很少担心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财富逐渐变得贫乏。他们的森林无边无际地……在各部的司局中。难道这不够吗？可以预见，有朝一日他们将不得不用办公室里积累下来的一堆堆文件生炉子。这个财富，谢天谢地，日复一日地在增加。看到森林以何等的速度在消失，你迫不得已地问自己一个令人惊慌的问题：后代们将靠什么取暖？
当公开性的太阳最终升起在俄国上空时，它会照射出如此多的不公正行为，如此多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然而，它不会强烈地颤抖，因为地球上真相的必然归宿就是这样。当人民需要知道真相时，他们不知道它，而当真相终于传到他们那里时，已经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因为被推翻制度的专横唤起的是对自己冷漠的态度。我与巨大数量的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受到如此不堪忍受的压迫并与其余的世界隔离，这个念头让我日夜不得安宁。
我永远不会忘记渡过涅曼河时我体验到的感情。我可以随便说什么，随便写什么！
“我自由了！”我自言自语的感叹道。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从俄国脱身后体验到这种感情，我有很多前辈。试问，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喜悦？我钦佩俄国政府对人们社会意识的支配，尽管我并不明白，这种支配的基础是什么。但事实就是事实：俄国政府强迫沉默的不仅是自己的臣民——这丝毫不令人惊讶，还有免受其严酷纪律影响的外国人。
需要生活在这片没有安宁的沙漠中，在这个叫做俄罗斯的不得休息的监狱中，才能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全部自由，无论那里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如果您的子女想要抱怨法国，我请您，利用我的处方，请对他们说：你们去俄国吧！这样的旅行对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是有益的。每一个切身了解了俄国的人将会高兴生活在随便什么国家。知道下面一点是永远有益的，世上存在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幸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本性来说人没有自由是不可能幸福的。
“喂，现在您怎么想？”库斯汀男爵狡猾地眯起眼问道。“您是否觉得……”
“您喝伏特加吗？”马卡尔采夫打断了他。
“不喝！”客人害怕了。“我更喜欢勃艮第红酒。但是我，很遗憾，总之该，就像你们常说的，悄悄溜掉。我明白了您对我书的看法。要是不喜欢，您就不会看到早晨了。”
此时马卡尔采夫哼哧着从沙发中站了起来，朝冰箱走去，并拿出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放在桌子上的茶杯的三分之一。他因为气味皱了下眉头，然后一口气喝干了。当他放下茶杯并决心回答库斯汀的问题时，发现椅子是空的。男爵就像现身时一样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概是经过臭氧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