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资本主义国家填写的证明（即“履历证明”）中的材料
所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主编。
1912年7月24日生于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
是否曾改变姓、名字、父称？改变的时间及原因：根据现行法律，名字由汉斯改为伊戈尔（莫斯科市户籍登记局1941年4月26日第80714号证明）。改变原因：纠正父母的错误。
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职员。
1933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0008242。未受过党内处分。
高等教育学历，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
专业：记者，编辑，党务工作者。
外语知识：通过翻译工作。
是否到过国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比利时，日本，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智利，阿根廷，联邦德国，冰岛，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出差，在一系列国家是作为党与政府代表团成员）。
军衔：预备役上校，政工人员，特别登记人员。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记者协会书记，苏日友协副主席，《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组成员。
政府奖励：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各种奖章。
家庭状况：已婚，有一子，十八岁。
身份证号码：VI CM No.621394。发证机关：莫斯科第63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2年10月7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林荫路，18号楼，84号房间。住宅电话：258-71-44.
证明的补充资料：身高177厘米，眼睛为褐色，头发颜色为灰色。
证明的附件：自述履历，由区党委书记签字证明的鉴定，卫生部第四总局第一专门门诊部出具的健康状况证明，六张照片。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腾飞与坠落
马卡尔采夫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他有权期望得到更多。在他履历的每一个阶段，当他展翅要飞到更靠近顶端的树枝上时，翅膀就会碰着什么东西。因此，腾飞不像设想的那么高。并且每一次都有折断翅膀的危险。
圣彼得堡中学（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德语教师伊万·伊万诺维奇给儿子起名叫汉斯，以此表达自己对德国文化的尊敬。他还不如教会他德语呢。要是小马卡尔采夫晚生两年，那时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就不会给他起名叫汉斯了，也就会使他以后的振翅高飞变得轻松一些了。汉斯·伊万诺维奇的父母死于国内战争时期，亲戚们收留了十岁的孩子。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原来是中等阶层的叔叔和姨姨们把他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尽可能给他增加些营养。
童子军大队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兴奋地穿上粗亚麻布缝制的带有浅蓝色领巾的蓝色制服，每做完一件善事后他都在领巾上打一个结。大家就像一个人——这是集体生活特殊的乐趣所在。后来出现了少年通讯员，少年共青团员，而童子军大队被禁止了。他怀着自豪加入了共青团。在共青团支部，大家喜爱加里克·马卡尔采夫性格直爽开朗、精力充沛，所以总是选他当领导者。
在30年代，当取奇怪的外国人名的时尚兴起时，汉斯·马卡尔采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疑惑。他当了共青团委员会书记（他考上了大学，在“社会出身”一栏写的是“孤儿”：不然高校不会让中学教师的儿子入学的）。
当基洛夫被杀害时，他正大学毕业并积极地在共青团工作。幸运的是，马卡尔采夫没有参与关于列宁格勒共青团历史的讨论。基洛夫死后，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共青团中央委员科洛特诺夫和鲁缅采夫被捕，因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也出席了这次讨论。科洛特诺夫被指控领导“列宁格勒中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曾是该中心的成员，他和尼古拉耶夫一起被枪决。马卡尔采夫和科洛特诺夫非常熟，但是科洛特诺夫在审讯中没有说出马卡尔采夫的名字。已经入党的马卡尔采夫被提议担任摆脱了人民公敌的列宁格勒共青团报《接班人》编辑的职务。他也喜欢写作——他最得心应手的是写国际题材的高调文章。文章的内容从《真理报》中汲取，但是他添加上鲜明的表现手法，在资本压迫下劳动者痛苦生活的例子，用自己的想象力深化主题。《共青团真理报》几次转载了他的文章，于是他被提议调到莫斯科去。他开始在《共青团真理报》，而后在《消息报》担任国际部主任。
现在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给他提供文章主题，他把写好的东西送到那里。有些内容被删除了，有些内容建议他加上。报刊处出人意料地建议他在一篇文章中署名不要只用一个字母Г，还要用全名：汉斯·马卡尔采夫。新闻局把文章播发到了国外。这是在1939年8月16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后的不久。当莫洛托夫签署条约时，马卡尔采夫站在一群记者中间。汉斯·马卡尔采夫亲耳听到了斯大林说的祝酒辞：“我知道，人民如何爱戴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马卡尔采夫写了几篇文章，在其中解释了德国和苏联如何需要这个条约，但是他自己什么也不明白。
童年和少年时别人教育他，到后来他教育别人，用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可现在呢？表面上似乎一切照旧，可里面已经不同了。他感到，如果领悟到斯大林同志总政策关于今天的部分，他将是胜利者。他今后的全部道路，他最大限度奉献的机会现在都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执行国家乃至全世界领袖的显然在胆略上是天才的意图。要知道斯大林并非偶然地宣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就是说，现在需要与法西斯分子携手工作。
当莫洛托夫取代了里特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后，马卡尔采夫感到，他捕捉到了时代的精神。头号敌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汉斯·马卡尔采夫是如此喜欢“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响亮的说法，以至于他在文章中两次使用了这个表达。马卡尔采夫出人意料地被列入了陪同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人员名单。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时说道：
“你的名字对出访很合适……”
但是原因不仅在于名字。莫洛托夫喜欢上了他在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中看到的“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说法，并用在了报告中。后来斯大林几次使用了这个说法。内务人民委员会核实了年轻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的底细，于是他进入了卡片库，但由于是根据个人指示提拔起来的，他免去了通常的考验，这些考验在出国时会应用到这类人员身上的。
战争的开始对马卡尔采夫是一个打击，尽管他本可以预见到它。我们帮助过希特勒，可他到头来忘恩负义！马卡尔采夫过分绝对地相信了他在自己文章中写的东西。他迅速改变了观点并再也没有那样真诚地迷失过。然而他养成的高度嗅觉，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写东西，仍然没有让他吃亏。在第二次失意后，1953年，马卡尔采夫变得更聪明了。
但那是以后的事，可眼前，在战争开始时，尽管他并不相信这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但他听说了有德国姓氏和名字的人被捕和遭流放的事。以防万一，他向户籍登记处写了一份申请：“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使我有义务纠正父母所犯下的错误。”他请求把名字汉斯改成伊戈尔。此后他在兵役委员会要求上前线。没有派他去：他是中央任命的干部。马卡尔采夫不知道，他留在自由中是多亏了经常看《消息报》的莫洛托夫。
“那个跟着我们去见骗子希特勒的马卡尔采夫，”莫洛托夫说道，“正确地理解了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宣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会了我区分我们的记者和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记者。这个马卡尔采夫有嗅觉。把他列入名单。”
马卡尔采夫就这样进入了战时第一批获嘉奖的人当中。战争末期，在以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州中开始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报纸出版时，他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纸处担任指导员。
当他过了三十八岁后，突然开始近乎病态地认真考虑他是单身这件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朋友和休息时的女友。在这方面马卡尔采夫不是伪君子，他参加他的圈子里举行的所有活动。不这样他就不会在那里被当成自己人。但是他周围的人家里舒适，有孩子，可他这个喀山的弃儿却没有尝到这份喜悦。再磨蹭一点就晚了。还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了两千多万有生力量的国家急于繁衍（而马卡尔采夫是自己国家的儿子），还因为时候到了，他决定结婚。
他在中央委员会巴尔维哈疗养院池塘附近小小的长椅上认识的吉娜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凭她的美貌和头脑这不令人奇怪。他有分寸，也没有详细询问她第一任丈夫的情况。相识的地点完全合适，他们去了两次大剧院，去了一次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一心想结婚的他爱上了吉娜。
按照那个年代的习惯，伊戈尔都是深夜回到家里。他每次都长久地站在小床边，喜悦地倾听小孩均匀的呼吸声。他的工作太多，以至于连和长大的儿子玩一玩的时间都没有。
1953年2月中旬，领导干部处请他填写新的履历表。仔细看完履历表后，同事问道：
“您妻子出嫁前姓什么？”
“热福尼亚科娃。”
“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什么？”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同第一任丈夫分手后，吉娜改回了自己出嫁前的姓）。但是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他慌了起来。
“难道这有意义吗？”
“我只是执行者。”指导员回答道。“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福列伊特曼……”
“可她是俄罗斯人！”他试着抵御，同时感到恐惧使脸部泛出一层葡萄酒般的绯红色。
由于职务的关系，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秉承时代精神为州报挑选干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感到需要这样，甚至相反，每一次他都充满了不愉快的负罪感。他本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性残余、是清洗后充斥了党内的缺少文化修养的干部们的问题。斯大林对此当然不知情。
“她是纯血统的热福尼亚科娃！”他重复道。
“问题不在这里。您认识她的前夫吗？”
“不认识！没见过，也没问过……出什么事了？”
“您是知道的，开始审理医生们的案件了，他们企图不正确地治疗领导人员。而前教授福列伊特曼曾在医院治疗过沃伏西并给科甘咨询过。”
“但是我妻子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完全确切地知道。”
“现在完全确切的一点是：关于医生案件留明接到了新的指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留明是贝利亚的副手兼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
“我可以给留明打个电话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轻声问道。
为报纸准备打击人民敌人的材料时，他多次与留明见过面。
“您不愿意明白：已经接到了指示，”指导员把嗓音压在了最后一个词上，“甚至拉甫列恩季·巴雷奇也无能为力。”
马卡尔采夫坐着发呆。他思绪慌乱地沿着一个四周扎满了刺的简易的圈子奔跑着。毁灭无从反抗。他已经想象到，妻子从他身边被带走，也许，他们会建议他和她离婚。他想到给莫洛托夫的顾问打电话，但是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他通报说，他的妻子热姆丘日娜是人民的敌人。
“我该和谁结束问题呢？”
“你和谁结束，”指导员反问道，“什么时候有指示了？”
“谁的指示？”
“您不明白？”指导员抬起眼望向天空，然后同情地看了看马卡尔采夫。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想象到他争取到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接见他的场景。波斯克列贝舍夫弯着腰，边走向他边骂娘。没有人可以“结束”问题。所以他采取了荒谬的行动——大概是出于绝望。他请求去休假，到疗养院去，因为他五年没有休假了，而且自我感觉不大好。那里的人们笑了笑：在疗养院逮捕被认为比在单位更方便。
拿到了去高加索的疗养证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动身了。在库尔斯克伊戈尔抓起了箱子，把莫名其妙的吉娜推下了火车，向女列车员解释说，他需要返回莫斯科。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坐在了闷热的普通车厢里，在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中间，季娜伊达用睁得大大的眼睛看着丈夫。他明白：无论在哪里他们早晚都会找到他，他只是不希望是现在。他们从沃罗涅日到了唐波夫。在满是衣衫破烂的人们的市场上遇到了一个老护林员，他是来城里买猪仔的。马卡尔采夫用另一个姓介绍了自己并抱怨道，医生们说，生病的孩子需要呼吸森林的空气。他会付很多钱的。
护林员的小屋里散发着酸牛奶和鸡粪的味道：冬天人们在屋里养鸡。每天夜里马卡尔采夫都在等待。但是没人打听他们。他们不讲究地住着，吃的是面包和脂油，睡的是木板通铺。伊戈尔因无所事事而心烦。护林员收不到报纸，而无线电收音机在播放的是国家的巨大的成就和规模正在扩大的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国家的罢工，这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宣传进行得单调，缺少灵活性，马卡尔采夫边听边想道。他怀着内心的恐惧驱赶着休假临近结束的心思。当主人凌晨叫醒他并低声说，已经播报了，似乎斯大林死了，马卡尔采夫更加害怕了。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对妻子说。
“你道德真纯正，加里克！我才不管斯大林呢，对我宝贵的是你！”
“住嘴，吉娜！”他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但她推开了他，从铺上站了起来。
“难道你不明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
马卡尔采夫请老头送他进了城。他从那里给主任打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那人惊讶地问道。“都在找你……”
“我儿子在路上生病了。”
“你赶快回来，需要你……那个案件搞错了……”
在回林业区的路上他从老头手里夺过缰绳，自己吆喝着，用鞭子抽马。
“医生案件撤销了！”一进门他就对吉娜喊道。
“我说什么来着！”
马卡尔采夫一家回来了。中央委员会里表面平静，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在二十大的筹备过程中马卡尔采夫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他工作热情高涨，精力充沛，并且重新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了。当许多人由于崇拜时期沾染了严重污点的过去被从中央委员会调到别的单位时，没有碰他。
他所服从的那些人没有引起他的好感。世界颠倒了过来，于是他们从底部站了起来。当斯大林中风躺在地板上并哭泣的时候，他们曾站在说不出话的他的周围。现在宝座空着了。彼此提防的他们开始说起集体领导来了。谁也不想输，马卡尔采夫也完全受他们支配。过去的事情片刻间可能成为罪状，但也可能把你推到前面。贝利亚企图利用时机独揽大权，但是他丧了命。打发卡冈诺维奇退了休。莫洛托夫被赶到蒙古去当大使。马卡尔采夫努力不去回忆和他的交往。朱可夫用坦克支持了赫鲁晓夫。伊万·谢洛夫，亲自消灭了声名卓著的元帅们的枪决班班长，在贝利亚被杀死后领导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以马卡尔采夫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看到他。他知道，谢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亲戚。生活在改变，但仍然是那种生活。不过没有人要求忏悔。评价的根据不是昨天的，而是今天的行为：你现在所倾向的人。
幸运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他是大拉套中的使役马，政治局交给这个拉套的是工作，留给自己的只有一样东西——权力。他和顾问小组一起写了整章整章的赫鲁晓夫发言。当他们偶然得知马卡尔采夫躲在林业区的事后，正是赫鲁晓夫笑了很长时间。在赫鲁晓夫的一次出国访问之后——其间马卡尔采夫负责给新闻界提供正确的消息——他向马卡尔采夫推荐了《劳动真理报》。前任编辑什雷科夫，中央委员，此前不久在小圈子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报刊是否过分频繁地在小事情上提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并因此损害了第一书记的伟大和他个人的谦虚品德。什雷科夫被打发退了休。
成了主编后，马卡尔采夫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斯大林的惩罚对于忠诚于事业的党员来说并非像人们有时对此谈论的那样可怕。但是在思考斯大林本人时，他逐渐使自己相信，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斯大林。一个鞋匠的儿子，马卡尔采夫思索道，做梦也不会梦见成为整个俄罗斯的统治者，为高加索所受的压迫而报复她。但是在站稳脚跟并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后，他越来越经常地想，要让他，斯大林，成为所有国家劳动者的真正领袖。而希特勒认为这个位置是自己的。两个人下象棋——我们是卒子。我也是！
搞懂了斯大林后，马卡尔采夫松了口气并在实际上忘记了斯大林。他为赫鲁晓夫工作并忘我地这样做着，他对自己说，我在为事业工作。1962年赫鲁晓夫在马卡尔采夫五十周岁时亲自把列宁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他夸奖说：“马卡尔采夫编辑——是我们的人！”
早在年轻时马卡尔采夫就以善于在一个人身上区分出主要特征而出名，他也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个外号是如何缠住了主人。正是伊戈尔把赫鲁晓夫未来的接班人称为长着浓密眉毛的人，于是这个特征后来开始流传，在更高层产生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小胡子的笑话。伊戈尔作为“长着浓眉的人”的随员参加了国事访问。
伊戈尔本人则猜想，他自我感觉稳固不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有老关系，也不是因为曾帮助过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现在长着浓眉的人。马卡尔采夫的力量在于，早在斯大林时期他就奇怪地被允许去见政治局永远的委员。不是去见那个从来没有过实权的第二十七位巴库政治委员，也不是去见那个在1956年，按赫鲁晓夫的说法，被魔鬼迷住了的首席元帅，而是去见那个永远不引人注意的人。
马卡尔采夫明白，机关的元老，那位他私下称为瘦削的同志的人，在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衬托下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风格是守旧。他本人认为自己是列宁的近卫军，尽管跟后者没有关系。他曾是一个忠诚的斯大林派，但是暗地里认为，大规模的迫害不合理，不依靠这个也可以控制住大家，结果他是对的。伊戈尔觉着，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仍然有所信仰的人，其他人都是厚颜无耻之徒。现在他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这种不引人注目的地位给了他特殊的满足。
马卡尔采夫只能猜想，他，一个普通的指导员，因为什么引起了此人对自己的注意。但是有一次邀请他到别墅去见瘦削的同志。那个人在花园迎接了伊戈尔。瘦削的同志穿着一件中国华达呢长风衣，打着伞并穿着套鞋，尽管是晴朗的6月。橡胶套鞋早就停止生产了，但是红色三角橡胶厂专门为他生产，厂长有一次秘密地告诉了他这件事。
他们在户外的椴树下喝茶。马卡尔采夫努力表现出，他不愚蠢，他谦虚，并猜测，为什么能用得上他。主人讲述，他是如何在医生的坚持下戒了烟。伊戈尔马上掐灭了香烟。瘦削的同志笑了笑，然后提出了助手的职务。
“我需要一位会写作并且明白为什么写作的工作人员。”
这就更加出乎意料了：一般认为，瘦削的同志是唯一一个亲自写自己报告的人。伊戈尔当然同意了：拒绝可能成为他履历的终结。然而未来的领导突然被斯大林任命为《真理报》编辑。他再次邀请了马卡尔采夫，他们又好好谈了一次。从那时起伊戈尔开始定期来喝茶（主人不喝任何更烈的东西）。一年又一年，喝茶的次数变得少了，但习惯保持了下来。
这种关系既不是友谊，也非下属与上司那样的必需关系，更多是互利的共生现象。喝茶时马卡尔采夫揣测出上面即将兴起的风气，而更愿意不引人注意的同志则了解到下面的风吹草动。马卡尔采夫对于他来说是他不会再向下俯就的那个级别的党员。这里也有言犹未尽的地方，但是这让两个人都满意。马卡尔采夫甚至对季娜伊达隐瞒了这种关系。他觉着，椴树下的喝茶对他是某种侮辱，而是什么，他不想给自己解释。
领导《劳动真理报》的不仅是主管部门，还有喝茶的瘦削同志，尽管没人谈到过这一点。正是他把马卡尔采夫列入了长着浓眉的人的最重要发言的起草小组。而后来，在二十三大上把他列入了候补委员名单。
然而，没有周折的时间越长，就越摆脱不掉它们很快会出现的念头。腾飞增加了坠落的风险。马卡尔采夫五十岁了，所以他有顾虑。他不太看重物质待遇，但是地位仍旧让他焦虑。只有在向上的前进中他才能感到稳定，但是最近这种前进慢了下来。要知道一旦停下来，你就会往下滑落。身体不像以前了。每天，尽管他尽量不去想这个，但都有什么地方在痛：不是背（像医生们说的盐分沉着），就是肝。他喜欢吃东西，而且吃得过量，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在男人聚会中谈起她们时，他会笑着说，到老了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她们所有人的构造是一样的。就像唐波夫近郊的老护林员所说的，无论找多久，那里是横着长的女人你是找不到的。
当然，马卡尔采夫明白，他占据的职位不是极限，但是某种淡漠以及他不清楚的一些外部原因使他不能够更加积极。“我的正派会坏我的事的。”他夸奖自己，因为不像有些人踩着对手的脚向前走。
无论如何，马卡尔采夫相信信仰的胜利。相信的不是手段，而是结果，是总有一天应该到来的幸福。不是对他，是对其他人来说。
在过去的68年捷克事件的日子里马卡尔采夫以为：我们不会走极端，我们不会派兵进入的。就是在斯大林时我们也没能那样对待南斯拉夫。要是我在上面的话，我是不会允许的。他对杜布切克有好感，但那是在内心深处，深得以至于没有对自己坦白过。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赞成当前领导人的沾沾自喜。宽容让他们害怕。他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更文雅一些。不过还不知道，马卡尔采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出现，如果他走过剩下的四级台阶的话：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中强者集团成员。不，不！他的最高纲领还有一级台阶。
表面上这种思考没有任何表现。他甚至害怕自己内心的排斥，更不要说是外面了。与其说是惯性，不如说是健全的理性变得比他本人更强，它操控他的行为、行动方针。别人不敢说，马卡尔采夫可不能不遇到潜流。
有两次曾向他调查，《劳动真理报》中有多少犹太族人。他明白：在捷克事件后，意识形态的肌肉开始绷紧了。他安慰自己道，这是必须的，他会保持分寸的。然而68年12月中旬马卡尔采夫不得不紧张了一阵。
岳母从顿河罗斯托夫来到他家里做客待了两周。她去逛了博物馆，去了国营百货商店和中央百货商店，对长长的排队现象感到赞叹。
“我的女婿负的责任很大，聊天都不行。”她开玩笑地嘟囔道。“不过，我自己也是跑来跑去的……”
“您不要排队了！您写个单子，我派司机去……”
“不行，加里克！别再给您添麻烦了……”
岳母比他大五岁并且她一直强调这一点。一次他回家早了，他在记者之家的全苏记者思想工作会议上担任主席，他累了，想马上躺下。除了岳母外，房间里还坐着一位留着船长式短胡子的陌生人，像现在的学者。小岳母竟然连情夫也养起来了！
客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仔细看了看他后，用有些刺耳的声音说道：
“亚历山大。”
“伊戈尔。”马卡尔采夫立即回答道，尽管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地和人认识了。
“纳斯佳姐姐和他在一个班学习过。”岳母解释说。“他们是好朋友，一起玩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战前在罗斯托夫。萨尼亚正好大学要毕业了。这不找到了。要在大街上我就认不出来了……加里克，您饿了吗？”
岳母出去到厨房去了。
“您是什么系毕业的？”伊戈尔问萨尼亚。他问不是因为感兴趣，而是为了谈话。“是物理系吗？”
“是数理系。”客人说道。
马卡尔采夫甚至没有夸奖自己的洞察力。别的不敢说，人他很快能弄清楚。岳母把盘子放在了他面前：一条冷鸡腿和两只西红柿，这是他喜欢的。
“您吃晚饭吗？”
“谢谢。”客人嘟哝道。
他不是很健谈。
“他不想吃。”岳母解释说。“他说他饱了。而我晚上要保持身材。就像法国人说的，一分钟在舌头上，一辈子落在大腿上。”
“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编辑？”亚历山大瞟了一眼红色的新鲜的12月的西红柿。
不清楚的是，他问这个是想请求办什么事（求报纸主编办的事是有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对此不感到惊讶，认为是应该的就尽可能帮忙），还是也纯粹出于礼貌才问的。
“对，我是记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稍加纠正并有腔有调地说。“三十岁时给自己配副眼镜，三十五岁时得上黏膜炎，四十岁时说，伙计们，‘再见’，四十五岁时会被杀害或者死去……”
“这是谁的作品？”
“民间的。年轻的记者们喝点酒后唱的。年长并且越过了界线的人是不会说的。”
“您多大了？”
“满五十六岁了。”
“这么说来，并非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客人再次瞟了一眼鲜红的西红柿。
“可是我有神经根炎，肝有点毛病。”马卡尔采夫笑了笑。
“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临界点。水，水，突然在临界点后是冰，另一个质。我想，人的临界点是相对的。”
“那你的身体怎么样，萨尼亚？”岳母问道。
“十年以前，我以为，我的临界点到了。医生们吓唬说：你死定了。可是我自己尽力帮助了自己。哦，我该走了。我晚上也工作……”
“您在保密的研究所工作？”马卡尔采夫问道，他再次相信没有弄错，因为大多数研究机关都是邮政信箱代号。
“基本上是！”客人站了起来。“祝您健康！”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然后岳母去送自己姐姐的同班同学去了。走廊里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说话声、笑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把盘子挪开，倒了半杯博尔若米矿泉水，喝了下去，等了等打嗝，用嘴唇从万宝路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后美美地深吸了一口。岳母回来了。
“喜欢我的客人吗？”
“总体上说……”马卡尔采夫有分寸地嘟哝了一句，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可他是个多谦虚的人呀！要知道全世界都在谈论和写他！”
“全世界？”马卡尔采夫从嘴里拿出了香烟。“他是什么人？”
“有时您让我吃惊，伊戈尔！索尔仁尼琴。”
“索尔……”马卡尔采夫咳嗽了起来。
“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有，没什么……”
他站起来躲进了卧室。
当决定是否在《新世界》刊登《癌病房》的问题时，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把书稿交给马卡尔采夫看一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三天后把大样还了回来。
“怎么样？”那个人问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等候答复。”
“我不知道。如果删除那些暗示，那么，也许，批准？”
“我和你能正确地理解。可是群众呢？再说了，要是批准了，明天会请求批准更加尖锐的东西！索尔仁尼琴——不是我们的人。”
怨气首先发在了岳母身上。马卡尔采夫在卧室里踱了一阵，重新走了出来。岳母正在厨房洗餐具。
“请注意，您的萨尼亚，”他有意不想说出姓来，“很快会因为反苏言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会是个大错误！以前曾经骂过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可现在呢？”
“您起码知道，他跟国外有联系并且有关部门在对他进行监视吧？”
“可这是愚蠢的！他是个诚实的人，比我们所有人都诚实。不久前还想给他颁发列宁奖呢。”
“是的，他和赫鲁晓夫拥抱过。”
“可没有赫鲁晓夫，他就不是天才了吗？”
“我不想争论他的天才。但是把他带到这里来，您把我置于什么境地呢？”
“啊，原来您，加里克，指的是这个！”
“就算是您不在乎我，”他没让她辩解，“可是您想过女儿和外孙了吗？他们的处境也取决于，顺便说一句，我！”
“我认为，现在不是37年！”
“您懂得真多！也许，我甚至对您的这位萨尼亚有好感。不能排除，他眼看就要成为列夫·托尔斯泰了。是不是这样，让后人们去辨明。您是文学教师，而我，正如常言所说，是党的负责人员，见鬼！所以决定我的好感和反感的不是您和您的同班同学！”
“不是我的，是纳斯佳的！”
“就算是纳斯佳！……”
“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学习政治常识了……您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事了。我指的是，不会从我这里听到。”
岳母带着自尊走了出去。
“请原谅我的生硬。”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
但是到第二天她还在生他的气。她当然跟吉娜和外孙说话了。她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他儿子因为父亲的胆怯而开始鄙视他。
那里是否知道，索尔仁尼琴到过他家里？应该保证自己免遭麻烦。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大脑在夜里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而当早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顺便去了中央委员会后，大脑给出了答案。走在走廊里，他对自己解释说，出于思想动机他有权向自己的知识分子看法进攻，并且记得椴树下的喝茶谈话，他顺便到了宁愿不引人注意的那个人的助手的办公室。
霍穆吉洛夫，新闻出版助理，身材瘦长，像自己的领导，他说话声音柔和，从容不迫。他们从30年代末就认识了。马卡尔采夫请求研究一下，领导能否就一件简短而重要的事接见他。
当天晚上就接见了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汇报说，编辑部收到劳动者谴责索尔仁尼琴的大量来信。至今各报保持着沉默，也许，现在是发表几篇评论的时候了？马卡尔采夫明白，当建议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路线时，这里可能会不喜欢，但一旦有什么事，他能保证自己不受对索尔仁尼琴有好感的指责。但是接见时瘦削的同志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是想要看看信。
在编辑部，马卡尔采夫找来了思想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并提出要紧急准备评论。一个半小时后标题为《我们痛斥！》的评论摆在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桌子上。文中讲到了评论索尔仁尼琴所需要的一切内容，马卡尔采夫画掉了标题并写道：“我们抗议！”他知道，任何运动都是逐渐地升温，所以需要留下煤油备用。
一天过后，霍穆吉洛夫给马卡尔采夫打电话，批准了安排见报。报纸出来了，于是他想道，岳母忍不住会向他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但是晚上季娜伊达说，她送母亲上了火车。母亲本想留下来过新年，可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主意。
“哪怕打个电话告个别呀。”他说道，心里满意的是，她没有打电话。
“她让我吻吻你。”
就是说，岳母什么也没告诉季娜伊达。
“让她完全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也行……”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加里克，你知道的！”
在《劳动真理报》发表文章之后，反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得到了所有报纸、塔斯社以及国外一些政党报刊的支持。马卡尔采夫在思想会议上因正确的路线受到了表扬。他差点再次碰上树枝，但是顺利地躲过去了。
在这些行动中有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有不同，因为你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成员。但当然是内心不同意，不表示出这一点来。你有义务按照要求行事。抽象的原则与不问政治的良心之间的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此。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尽管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由于预见意味着根据还没有传来的决议行事，根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就像是“预料到”与“使满意”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马卡尔采夫没有假意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好的成员。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前进并不轻松，没有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他有过一个亲近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人，问题终归不在于名称。无论如何，不是外人，不像索尔仁尼琴，没有触犯任何私人的东西。同安德烈·福米切夫，《莫斯科晚报》的编辑，他有时见面次数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他们定期通电话。安娜·谢苗诺芙娜知道：无论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立即接通福米切夫。
他们是一起开始的。两人都热爱报纸事业，两人都精力充沛，两人都成功地避免了一定时期中的麻烦，尽管两人的地位以前都岌岌可危。也许，于事有补的还有他们彼此事先警告对方的失误。不管怎样，但他们平安无事，甚至还成长起来。马卡尔采夫走到了前面，而福米切夫在市晚报变老。
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永远有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开会时他们在走廊找到对方并坐在一起。哦，至于业务上的请求——安排一篇应该安排的材料见报，但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报纸上不方便——这时肯定是开绿灯。他们彼此不是称呼名字，而只是姓氏——习惯这样了。他们的妻子也这样叫他们。福米切夫在赫鲁晓夫时彻底失败了，荒唐而且是在瞬间，连和马卡尔采夫商量也没有来得及。
塔斯社关于发送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报道在他的确安全着陆后很快传了过来。这时，新一期《晚报》福米切夫已经签字付印了。那时不像现在，在塔斯社的报道上有指示，所有报纸是否必须刊登，在哪一版，配发照片还是不配。福米切夫犹豫起来。把报道安排到报纸上就意味着延误报纸的出版。市委是不会赞成的。再说通过广播电台已经知道新闻了。当召他去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没有猜到原因呢。当看到面前的赫鲁晓夫以及政治局全体委员时，他完全慌了神。
“对了，同志们！”赫鲁晓夫说道，“昨天我在别墅翻开《晚报》看到，上面没有关于加加林的一个字！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就连资产阶级的也在内，都报道了这件事。只有两个人没有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米切夫同志。结果是什么呢？福米切夫比资产阶级的编辑们还差。”
一瞬间福米切夫的脸上布满了红斑，他像在课堂上那样惊慌地举起了手，他感到，趁还不晚的时候应该解释差错，他用哆嗦的声音说道：
“请允许我说……问题在于，我作为编辑……”
“您，福米切夫，”赫鲁晓夫风趣而中肯地反驳道，“已经不是编辑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被打蒙了的福米切夫晚上来到了马卡尔采夫家。他们喝了酒，趁着季娜伊达给他们做饭并让他们就着伊戈尔特别喜欢的烤饼喝加桂皮的浓茶时，他们全面讨论了局面。
如果是市委撤职的话，可以在中央想办法把撤职改为严厉申斥或者调到另一家报纸，尽管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嗯，可要是赫鲁晓夫亲自撤的职，福米切夫可以自豪的就只有，任命他的是市委，而解职的是政治局了。
福米切夫不知怎么立刻变得沮丧了，背驼了起来，他开始每天到马卡尔采夫那里去抱怨不公平，请求录用他担任一个小职务。嗯，比方说，当一个部的编辑。
“想都不要想！”对方激动地叫道。“你凭什么要这样的降级？众所周知，党的老马是识途的。”
实际上不同上面协商马卡尔采夫是不能录用他的，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协商。他早就意识到了不结交朋友的必要性。和他们一起永远要比和下属困难，他们要求真诚和内心的力量，可马卡尔采夫把这些力量彻底贡献给了上面。与福米切夫的友谊是个例外，但也开始变成累赘。
“随你怎么想，”听了丈夫的讲述后季娜伊达说道，“只不过这个友谊不会给你增添光彩。人家可都知道这个，而且大家都在说：‘福米切夫给撤了职，可马卡尔采夫和他合得来！’”
“不，吉娜，我不能拒绝福米切夫！”
她看到，丈夫在受煎熬。
“你也不要拒绝！逐渐地疏远他，像大家做的那样……他是聪明人，会明白的。可要是你，但愿不要如此，落到了他的境地，他是不会客气的！”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妻子就去睡觉了。可早晨，当福米切夫打电话给他并告诉说，他第三次努力争取中央接见并且又失败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
“听我说，应该和你商量一下，诚实地，按党性原则。”
“明白你的意思了，”对方立刻回答道，“我现在就赶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而建议嘛，我高兴……”
“恰恰不需要赶过来……”马卡尔采夫在寻找合适的字眼，他甚至因为对自己生气挥了一下手。“你要知道……要不然，我们最好等等再说，你怎么想？这里说什么的都有……”
“是谁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流言蜚语，你别在意。但是我过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现在不说我们是自己人的话……你听到吗？”
“听到了。”
“你怎么认为？”
“我明白了，马卡尔采夫。”
“你明白什么了呀？你恐怕是生气了，可却什么也没明白！我在说正事，可你却动了感情。我会接你的电话的。就是别惹人注目。我说得对吗？”
“对不起，”福米切夫打断了他，“我没时间和你商量。这不老婆让我去市场：商店里什么也没有，可东西得吃呀！再见！”
从那时起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谈过话。马卡尔采夫想起来时把手伸向电话。号码他很熟悉并且从来不让安娜·谢苗诺芙娜给他接通。但是每次当他决定要打电话时，他都会被急事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