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两名警卫中间停下来并出示了深红色的证件。一人在辨认照片并与他本人核对时，另一人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马卡尔采夫一番。第二名警卫向第一名警卫点了下头，后者归还了证件。
“请吧……”
马卡尔采夫机械地把证件放进衣兜里，开始向出口走去。以前他会说“再见”，可是现在他庄重地、默默地走过去。边走边用围巾裹住脖子并扣好大衣的扣子。他拉开里面的门，感到了木格栅下透出的暖气的柔和压力。推开外面的门，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人行道上。
散发着霉味的空气使鼻孔发痒，充满了肺部。眼前展现出综合技术博物馆，为普列夫那之战中牺牲的掷弹兵们而竖立的底座滚圆的纪念碑，还有老广场，如果不算交警局特别分队的几位交警的话，老广场显得荒凉，密密麻麻的一排轿车把广场围住了。车辆朝右沿着斜坡向中国胡同急驶，竞相超车。马卡尔采夫已经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想法，这条胡同的名称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明显的疏忽。早就应该给这条街道改名了。真是愚蠢：通向国家头号大楼的竟是中国胡同！
马卡尔采夫出现在没有行人的人行道上，引起了交警和几个穿便服的“7局”的人的注意，他们站在不显眼的位置。此外，司机们张望所有走出来的人，他们一边等待领导，一边不时加热冷却的发动机。天开始黑了，飘着小雪花，可路灯还没有亮起来，所以司机们注意看着，以免错过自己的领导。
尖鼻子的廖沙·德沃叶尼诺夫为人机灵，他用眼睛不时扫视一下各个出入口。尽管马卡尔采夫往往会走正门，但是凭自己的通行证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大门出来。远远看到头儿之后，阿列克谢会立刻启动发动机并打开暖风机，却不急着为马卡尔采夫打开车门，免得车内给冻透了。头儿未必会很快出现。他总是说很快就来，可在那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甚至是四个小时。
马卡尔采夫横穿过人行道并已步入广场，但是突然，他把头向后一甩，停了下来，感到心脏一阵刺痛。心脏有时会犯点毛病，于是他站了一秒钟，决定不用力吸气。他小心地又迈了一步，这时整个胸部和后背、肩胛骨之间感到了剧痛。他仿佛被电流击中了肩部，疼痛感瞬间向下移动，到了胃部。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呻吟起来，发出的却是呼哧声。他一只手抓住了胸部，尽力想解开纽扣。眼前泛起了金星，综合技术博物馆大楼向一边倾斜了，汽车开动了，向马卡尔采夫驶来，于是他猜到了，他正在失去知觉。双腿一下子变得无力，膝盖也发软。为了不让头部撞上柏油马路，他把双手垫在臀部下坐了下来。他还有知觉。
他在地面附近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刺鼻的尿味。裹挟着雪花的风从综合技术博物馆的拐角处吹来，送来了公共厕所的气息。跟前没有任何可以伸手救援或呼救的人。还有疼痛，让人窒息的疼痛。得救的唯一机会是尽快回到他刚刚走出来的那扇门前。
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手臂开始隐隐作痛。身体抽搐，开始不听使唤，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仰面倒了下来。他把牙咬得格格作响，开始慢慢地向一边翻身并跪了起来。现在需要爬到人行道上。可是雪在融化，双手打滑。
一瞬间，他感到了自己姿势的尴尬：以他的职务爬着进中央委员会。人们会看到，会传出去，威信会下降。没准儿还会有人汇报给领导。但是疼痛迫使他无法顾及这一切。主要的是要到医生那里。他们会救我的！门很沉重，是推不开的。只要能够着门把手就好了！他爬着向门前挪动，尽管很慢。
廖沙提前看到离开人行道走向汽车的马卡尔采夫后，刚要打开发动机和暖风机并俯身把散热口开得更大些：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喜欢让双脚保持温暖。挡板卡住了。当阿列克谢猛地一下把挡板拉出来并再次向前看去时，领导不在了。莫非廖沙看错人了？这时他看到，昏暗中有个人像狗那样向门前爬去，门楣上用烫金的字母写着：“苏联……中央委员会”。又过去了一会儿，阿列克谢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最后使劲抓破了门的边缘，哀号起来并扑通一声栽倒在潮湿的、又硬又扎人的、人们擦鞋底用的垫子上。几个捷尔任斯基师的卫兵把马卡尔采夫扶了起来。其中的一个摁了一下按钮。接下来的事情在马卡尔采夫的脑海里是空白：他失去了知觉。
“是我们的人。”一个警卫看了看他变黑了的脸后说道。
但是另一个警卫麻利地解开了马卡尔采夫大衣的扣子并从他的衣兜里取出了证件。他取证件的动作迅速而利落，就好像是他自己把证件放进去似的。他按照规定，把照片与躺着的人核对后批准地对医生们说：
“可以抬进去。”
人们抓住马卡尔采夫的双手、双脚把他放到了担架上。他呻吟起来。一分四十秒后人们把他从担架移到了复苏诊室的台子上，这间诊室装备有新式的美国设备。
躺着的马卡尔采夫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西服很干净，但是已经穿旧了，十来年前就已经过时了。黑色的矮帮鞋经过仔细的擦拭，但是鞋跟稍微有些磨损。这套在中央委员会服务部缝制的制服是专供他去“大楼”时穿的。
在那里，既不能靠颜色鲜艳的领带，也不能靠过分精心熨烫的裤子出风头，所以，了解这一点的妻子会垫一块干布来熨中央委员会西服中的裤子。给病人盖上了一条被单，卫生部第四总局的两位复苏医务人员俯下身来看着他，他们在这里二十四小时值班。
德沃叶尼诺夫钻到了外室里，他只看到了头儿像个死人被放上担架抬往某处。
“我要了解……我是司机，是司机……”
“司机？那就到车里去。”
“哪怕告诉我他怎么了！”
“等到可以的时候，会通知的。”
阿列克谢回到车里关上了发动机，双手抱住方向盘，趴在了上面。去编辑部告诉大家主编发病了吗？还是先去他家里一趟通知他夫人？那样就得带她来这里，也许还得去什么地方……要是他躺一躺出来后，可是车却不在了！那就是廖沙搅得整个莫斯科不得安宁。最好还是坐一会儿，打一会儿盹……
德沃叶尼诺夫来得及睡足一觉（他上班早，因此在等候时会趴在方向盘上睡足觉），他第六次启动发动机好取暖。停在旁边的汽车开走了，别的车辆开过来占据它们的位置。他抽完了最后一支香烟，尽管从前年接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参加政府别墅招待会返回时起，他通常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马卡尔采夫当时喝醉了，他在衣兜里找了一阵烟，然后向他要烟抽，可廖沙的烟也抽完了。
“要是你不给我留着香烟，你算什么司机呀？”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慈父般地揪了揪德沃叶尼诺夫的耳朵。
伏尔加轿车瞬间在交警旁边停了下来，乌斯宾斯基公路上的交警比森林中的蘑菇还要多。廖沙瞥了一下领导，朝交警要起了烟。上了年纪的臃肿中尉（在政府线路上他们的警衔比肩章上指明的要高）瞥了一眼这辆带有МОС字母和以两个零打头的牌照的轿车。这样的零号牌照车辆是无权拦截的，而廖沙的驾照中附加了一张卡，允许在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反交通规则。交警敬了个礼，默默地掏出一盒烟，廖沙眨了眨眼，拿了两支烟。从那天起德沃叶尼诺夫总是会留下最后一支烟。但是马卡尔采夫后来一次也没有要过，相反，自己送他美国香烟抽，有时是一包，有时一下子两包。廖沙终于抽到了烟屁股，于是他决定去编辑部，如果需要，再回来。
由于伏尔加车中是司机一个人，交警没有马上为他把信号变成绿灯。
阿列克谢不急不忙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开去，尽管他已经习惯在莫斯科开飞车，以至于时速表的红色指针超过了一百。在无轨电车站，一个长得结实的人向他招手，他提着一只小箱子，看样子是出差的。
“到库尔斯克车站，我付钱，要误火车了……”
德沃叶尼诺夫不做声地送他去了库尔斯克车站。快到花园环线拐弯时廖沙请求说：
“您提前给我钱吧，不然火车站有人盯着，不让挣外快……”
乘客表示理解并掏出了三个卢布——给廖沙的午饭钱。阿列克谢不花工资，而是攒起来准备在父母的房子旁添盖一间。不是因为要住在乡下，而是为了让妻子和孩子夏天有个小别墅。他希望活得不比别人差。挣外快用去了大约十分钟，最多十分钟。阿列克谢用一个手指晃动着钥匙扣，坐电梯上了四层，主编的办公室在这里。等他走进接待室已经开口要说事先准备好的话时，安娜·谢苗诺芙娜小声地冲他发起火来。
“你到哪儿去了，德沃叶尼诺夫？！刚才急着要送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去伊戈尔·伊万内奇那里。在整个大楼和车库找你好久了。我派亚古博夫的车去了，可是斯捷潘·特洛菲梅奇自己急着要去市委……”
“我送他去。”廖沙说道。“他怎么了？”
“谁？”
“伊戈尔·伊万内奇呀？”
“你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心肌梗塞，是深度的。是心脏后壁，还伤着了什么地方……他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中心医院，住在病室里，我忘了，叫什么病室……可你去哪儿了？又干私活捞外快了吧？啊呀，廖哈……”
她消失在了副主编亚古博夫的办公室中。
“心——肌——梗——塞。”廖哈逐字地说了出来，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个词。
接待室里空荡荡的。他看了看女秘书的桌子。台历上今天的日期——星期三，1969年2月26日——用黑框圈着。为了记住，安涅奇卡给主编生病的日子做了记号。回来后她通知说，十分钟以后需要开车送亚古博夫。阿列克谢开始讲述他在中央委员会附近等候的情况。安娜·谢苗诺芙娜理应完全了解所有的事情，所以她仔细地听着，记住新的细节。
“可我责备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
“他就是这样像狗一样爬到了门前。”阿列克谢没有回答，结束了讲述。
“所以他做得明智！”安娜夸奖道。“要是伊戈尔·伊万内奇在广场上躺着的话，市里的急救车会拉走他的。可等你呼叫到车来的时候就晚了！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再说然后还得用半个小时在市医院找床位，还会给安排在走廊里。要是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颠簸得厉害……季娜伊达·安德烈耶芙娜告诉了我关于医生的看法。他们说，要是他爬不到门口，就无法让他苏醒过来了！”
“嘿！”
“真是这样！”
“怎么会心肌梗塞呢？他一直挺快活的……”
她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追问。送走副主编后他要顺便去谢洛夫胡同的饺子馆一趟，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廖沙略微闭上了眼睛，他懒洋洋地想道，他，普通司机德沃叶尼诺夫，比马卡尔采夫幸福多了。后者忙碌，要承担职责，而且操心的事多得数不过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车送去、送回来后就为自己活着了。不，他才不会想占主编的位子呢！莫斯科最差劲的司机也不会笨到挣不到十卢布就回到车库。
不过，廖沙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和其他人的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