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3日，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但对居住在万里长江上至四川江津（现改属重庆市），下至湖北宜昌的全长662.9公里一带的千百万人来说，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梦想了近百年，仅工程论证就长达四十载，上与不上争执了三十余年的跨世纪宏伟工程，终于要上马了！
然而，居住在三峡库区的人们等待三峡工程上马的日子实在是太久太久，他们不明白先是广州（孙中山时期）再是南京（蒋介石时期）后是北京（毛泽东时期）的人怎么就一直定不下这个日子。
中国历代领导人做了近百年的“三峡梦”，三峡人听了近百年“三峡修坝”的神话。做梦的人永远有个“梦境”悬在那儿可以让人憧憬，而神话则会使人发生宗教式的迷信。
我在三峡库区就遇见这样一个人，她的名字叫王作秀。
第一次有人把她的名字写在我的采访本时，我不由暗暗发笑：现在作秀的人真多，她连名字都起了个“作秀”。不过，待见到她本人时我不由肃然起敬：是我误解了她，因为像她这样的人不可能在生活中作秀——她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她起此名字时人们兴许还不知道“作秀”为何意。
一个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她不可能想到自己还需要作什么秀。然而她的名字似乎又天生给了她作秀的机会。
王作秀老人是中堡岛人，一个住在长江江心的老人，一个住在三峡大坝坝心的老人，一个与三峡大坝情系近百年的老人。这“三个一”足以使她成为伟大的三峡工程史诗上闪耀特殊光芒的人物——虽然在本文之前她可能从未被史学家们写过一笔，但无论如何人们不应忘却这样一位可敬的人物。
三峡梦想和三峡建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写入史诗篇章，但我们惟独不能忘却像王作秀这样的普通人。尽管我知道她不可能成为未来“三峡工程史”上的人物。
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在三峡一带非常有名，是现在三峡大坝修建的中心，也是长江流经宜昌地段那个叫三斗坪地方的江心之岛。所谓江心之岛，其实是泥沙等物被江水裹挟然后又被江水撒下形成的一片沙洲而已。日久天长，那沙洲上长出了绿树花蕾，飘逸起稻香谷味，附近的人慢慢在那上面搭棚建房。久而久之，江心岛便成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王作秀居住的那个岛就叫中堡岛——大江中如堡垒般永不毁灭的小岛。
不毁灭并不等于不被江水淹没。据王作秀老人回忆，她12岁那年作为吴家的童养媳上岛后，曾4次因大水搬出过小岛，时间最长的一次是9个月没敢回过江心小岛。“那水啊大得漫过了咱家的屋檐，大水冲来时那草棚棚像一片竹叶儿飘得无影无踪……”老人讲这话时用双手拍打着双膝，像在讲述一个童话，已经没有了痛苦。
作为大江之中的江心小岛主人，王作秀注定了伴随三峡工程的时起时伏而成为一个特殊人物。老人还能记得当初她上小岛时的情景，因为她家穷，穷得连一身掩体的衣服都置不起。12岁时父亲把她带到江边，说你就上江吧。小作秀当时吓得直哭，说爹你养不活我我不怪你，可爹你不能把我扔进大江喂鱼呀！
老爹一声长叹。说你傻，爹再狠心也不能将自己的闺女活活扔进大江里嘛，你看看，那大江中央不是有一块突出水面的地方！对啰，再往前看——那儿不是有一个小棚棚，那是一户人家，你就到那家去。
小作秀抬起眼睛，掠过像抽刀似的急流向江中望去，只见大江之中的小船犹如竹叶儿，在惊涛骇浪中时隐时现。“爹爹，那……那儿能呆得住吗？我怕……”
“怕啥？江水淹不到你脑脖子的，最多也就是淹到脚脖子吧。”父亲瓮声瓮气地说，却不敢多看女儿一眼。
小作秀哭天喊地也没有挽回父亲的“狠心”。“淹到脚脖子我也怕啊……”
王作秀说那天她怎么上岛的根本没有记清，她说她下船和上船都是伏在父亲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连头都没敢抬一下。
那一年是1919年。小作秀不可能知道中国此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正梦想着在她所居住的江心之岛兴建一个特别大的水坝。此人便是孙中山，20世纪初的中国国父。
国父畅想在长江三峡上筑一座“闸堰”时，并不知道未来三峡大坝历经近百年梦想中有一位中国农家妇女竟然与他的伟大设想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小作秀上岛后，吴家自然很高兴，因为12岁的小媳妇虽然还不能担起家里重活，但做个饭、收拾收拾鱼虾什么的还行，再说她也没能耐逃出小岛呀！
哭也没有用。小作秀头三年连家门都不敢出，她倒是想家，也想站在江边看看能不能望到对岸自己的老家。可她不敢，因为一出家门她就仿佛感到整个小岛都在大江那呼啸的湍急水浪中摇晃，随时可能沉至江底……
王作秀在无奈的恐惧中度过了4年，当她还并不太懂事时，她身体里多了块“肉”。可那时的江心之岛并不能滋养过多的生命，王作秀生下的第一个小生命夭折了。王作秀哭得死去活来。吴家按照岛上的遗风给没有气息的小生命包上一块白布，随即弃入江中……
岛上的王作秀和吴家人并不知道此时江岸正好有两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路过，其中一位高个子指着飘荡在江水中的白布包，惊诧地叫了一声：“先生你看，那是不是江鱼跃起来了？”
被称作先生的人踮了踮脚，向江中一望，又放下脚跟，坐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长吁短叹：“那不是鱼，是死人……”
“是……死人啊？”学生紧张地别过头。然后喃喃地：“这长江真可怕……”
“是啊，长江不治，中国就没有希望。”先生说。
到底是谁最先对中国三峡工程作出过贡献，过去人们以为仅有一个美国人，他叫萨凡奇。其实在这位美国人之前，中国的地质学家就已经做过许多贡献。这里说到的两位穿长衫的人就是李四光及他的学生赵亚曾。这一年身在江心之岛的王作秀没有能与李四光师生见面。倒是李四光与学生走完三峡后写出的《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中，首次将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绘制在自己的论文插图中，并从此闻名于世。
这之后的10年里，王作秀渐渐适应江心小岛的生活，身边也添了健康活泼的儿子和女儿。但这10年里她却不曾见过有人在江岸头或是江心岛上来触摸那湍急的江水与沉睡的秃岩。打鱼为生和操持家务是王作秀全部的生活内容。
1932年冬至次年春，江心岛来了一批外乡人，这使得王作秀成为中堡岛第一个与外界有联系的村妇。
江心小岛的人说，他们是国民政府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王作秀至今记得那领队的人姓恽，还有—个长着大鼻子的洋人。洋人尽会叽里咕噜地说些听不懂的话。有一次晚饭后，那洋人看着夕阳下坐在江边解衣给孩儿喂奶的王作秀，突然哇哇哇地在她身边又蹦又跳，然后举起一个什么玩意就“咔嚓咔嚓”起来。王作秀不知何物，吓得赶紧一边护住孩子，一边随手拾起泥块朝那洋人扔去。有一块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个会“咔嚓”的怪物上。那洋人一惊，怪物掉进了江中，一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你耍啥子西洋镜嘛！”王作秀嘴上正嘀咕着，那个姓恽的中国人过来悄悄告诉她：“快回家吧，你闯祸了。那洋人的照相机值20块大洋哩！”
天，20块大洋！王作秀吓得几天不敢出门，生怕那洋人找上门将她家的那个草棚棚扒了。后来洋人没来，倒是那姓恽的先生来过，说阿嫂，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和其他的人还会来中堡岛的，到时还想喝口你的茶，你可别怠慢啊！
王作秀那时知道他们是来看长江水的，想在她家这个地方建啥水利工程，就是用长江的水发电呗。王作秀可能是三峡一带居民中最早知道三峡水利工程的普通百姓了，当然她不知道他们搞出了第一份将三峡工程由梦想变成现实的蓝图。
“哐！”这份虽然粗糙但却货真价实的“国产”三峡工程设计方案，后来被锁在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铁柜里，躺了长长的10年。这首先要怪日本侵略者，其次要怪一心搞内战的蒋介石。
王作秀白白等了10年，同时又让她消停了10年，因为她害怕那被她砸掉照相机的洋人找上门来。
王作秀在江心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忘了外乡人到岛上来的事。不过就在她已经忘却外乡人和洋人是什么模样时，194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菜地拾掇，一大队人马从大江岸头乘船分3次登上她的中堡岛。他们有的拿着长棒（测量尺）和篱笆杆（三角架），还有几个持着枪哩！
坏了，他们是来抓我的呀！王作秀一看大惊，因为她又看到了那个洋人！她惊恐万状地奔回家。
“哈哈哈，大嫂呀，你不用怕。他不是上次来的那位史笃培先生，这位先生叫萨凡奇，大名鼎鼎的萨凡奇博士是位最最善良的美国人，是美国垦务局的总工程师。被你砸掉照相机的史笃培先生已经回美国教书去子，不会再来了。”
王作秀回头一看，好不惊喜，她见到了熟人，原来是姓恽的先生呀！
“那……那个洋人为啥还要我‘死要赔’呀？”王作秀不解地问。
“哈哈，哈哈哈……”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是死要赔，是史笃培。不不不，跟你大嫂说不清，说不清……”姓恽的他们又朝那个“萨凡奇”叽里咕噜了一通。
穿着考究的萨凡奇面带笑容地走过来，向王作秀伸出双手，说：“我们美国人是很友好的。来，我们一起跳个舞吧。”说着就要挽过王作秀的纤腰。
王作秀不知这笑眯眯的洋人要干啥，连跌带逃地躲进了自己的小茅棚内。她身后是一阵更高的笑声。
他们好像不是坏人。王作秀伸长脖子透过门缝往外面望了望，不由得羞愧地笑起来。在之后的那段日子里，长久孤独地生活在江心小岛上的王作秀每天为这些外乡人和洋人们烧茶做饭，渐渐也就混熟了。更让她敬佩的是那个长一脸胡子的洋人萨凡奇，虽然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从那些如痴如醉的中国先生们的神情上，王作秀觉出这洋人有与众不同之处。
有一天王作秀伺候萨凡奇他们吃晚饭，这些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啃着她给做的烤鱼块，越谈越兴奋。那萨凡奇站在她家的小木桌旁，神采飞扬地“叽里咕噜”了好一阵，在场的中国人听后一个劲地为他鼓掌。王作秀也被感染了，她悄悄问一个年轻中国先生，说那洋人到底在说啥子好听的话你们那么起劲儿给他鼓掌。
那年轻人很有耐心地对王作秀说：“大嫂，萨凡奇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水利专家，他说他到三峡来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江，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峡。将来三峡大坝要建在你们这儿，正恰在中国的心脏位置，是上帝赐给我们中国人的福分！他说他现在60多岁了，如果上帝给他时间，让他能亲眼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他死后就埋在这中堡岛上，让他的灵魂伴着三峡工程永远复活！”
王作秀心想，这洋人对中堡岛还真有感情呀！
“以前也有人说要在这儿修啥子大坝，到底修大坝干啥子用呀？”王作秀问。
“发电，让我们中国人都用上亮堂堂的电。那时候大嫂你家就不用煤油点灯了，只要通一根线，夜里就像白天一样了，你做饭也不用柴火……”
“不用柴火？”王作秀弄不明白，像在听神话鬼话，“那——大坝要修多大多高？”
“把长江拦腰切断，再修一百层楼那么高的坝。”
“啥子叫楼？”
“楼你都不知道呀？就是——就是叠起来的房子。”
“那叠起来的一百层房子有多高呀？”
“就像你家一百座房子叠起来那么高。”
“啊，要修这么高的坝呀？！”王作秀惊得目瞪口呆，“那……那我们住哪儿呀？”
“嘻嘻，你大嫂就住在一百座房子高的大坝顶尖尖上呗！”
年轻先生的一句玩笑话，让王作秀当真了一辈子。
从那个洋人萨凡奇来后，王作秀所在的中堡岛就开始热闹起来。不说那鹤发童颜的萨凡奇第二年又来到她家，就是中国自己的这个勘测队那个调查组也隔三差五地来江心小岛。每来一批人都要到王作秀家坐一坐，吃一顿由她做的“三峡饭”——这名儿是那个人称“老三峡”的地质师姜达权给起的。那一次，姜达权陪着萨凡奇推荐给三峡工程当总工程师的柯登博士到王作秀家吃饭，柯登博士觉得女主人的饭做得特别香，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饭，姜达权随口说了个“三峡饭”，谁知美国洋博士从此张口就要吃“三峡饭”。
其实王作秀的“三峡饭”无非是些农家菜加几样长江鱼虾拌在一起上桌的东西而已。
三峡风光好，削壁山峰高；
急流浪涛凶，白帆点点飘。
西陵峡中险，削壁一线天；
焉知悬崖上，袅袅起炊烟。
山上有草针，刺入肌肤；
其名曰“王八”，布阵心何苦。
勘测队里有个叫陈梦熊的年轻人，野外归宿时经常独自躲在王作秀家的后棚里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而且时不时还拿出几首请阿嫂“赐教”，乐得王作秀几次烧糊了“三峡饭”。
“香，太香了，这才叫江心野味餐！”小诗人则一味夸王作秀这些难得出差错的饭菜。
那会儿山外面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正打得你死我活，大江腹地的中堡岛则格外宁静。王作秀的小天地似乎并没有因为外面炮声的轰轰隆隆而慌神乱阵。但也有一点变化，王作秀觉得这些勘测队员们给她的饭钱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光吃不给。这让她没法再支撑下去了。有一次她板着脸找到那个给她起“三峡饭”名的小个子姜达权，说我又不是有钱人家，你们怎么只管吃不给钱呀？姜达权见王作秀到他那儿讨饭钱，脸一下红到脖子根，话都说结巴了：“嫂……嫂子，我们……实在有几……几个月没接上饷了。真不好意思。日他个蒋介石的娘，他光知道打……打共产党，就不知道咱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在搞实业兴国……”
活脱脱一大群男人被弄得这样狼狈，王作秀也就不再为难他们了：“反正是熟人了，有言在先，咱岛上有啥子，我就做啥子给你们吃。”
“行行，就是啥子也没的吃，我们能吃上大嫂的手艺也会开心得很哪！”
这些被书磨滑了舌头的男人们，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骂一声，心里还是想着那个能把家安在一百多层楼高的大坝上的美梦。
她自然不知道，小个子姜达权他们和几名洋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是靠个人的力量在进行着国家三峡工程坝基的勘测调查任务。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训”得说话也结巴的小个子姜达权，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挑战国际大坝权威萨凡奇先生关于三峡坝址那著名的“萨氏六方案”。这是何等的气概！几十年后证明姜达权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时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达权跑过来告诉王作秀，说他们马上要撤出中堡岛了。
“以后还来不来了？”王作秀问。
一脸阴云的姜达权摇摇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来，我想我会再来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为勘测队员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饭菜。可饭桌上大家默默无言，一片悲切。只有因为临别时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诗人”陈梦熊，一边流着泪水，一边念念有词地吟咏着他那“临别画坝址，峡影动恋情；但望十年后，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王作秀并不知道这些勘测队员回到南京后经历了一场生死抉择。尤其是小个子姜达权，他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几番为儿子买好了到台湾的飞机票，还准备了自卫的手枪。可姜达权没听从父亲的安排，却与钱昌照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整地保护了“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使新中国有了第一个最健全的地质科研机构。
解放了，王作秀上岛后第一次返岸，带回家的是一张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贴在草棚里屋墙上的正中央。
1958年开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的沙滩上晒豆种，此时一条从武汉出发的“峡江”号轮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岛方向驶来。农家妇人并不知道这条船的驶来，将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重彩。
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林李之争”的裁判，指示国务院“好好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带着一批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来了，而这次考察将决定三峡工程未来命运。
“那是3月1日上午。”95岁的王作秀在我采访她时一脱口就把这个日子说得清清楚楚。
“大嫂，你看谁来啦！”这一天王作秀刚从沙滩晒完豆种回到屋里准备做午饭，突然门外有人叫道。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赶紧拍拍身上的灰尘相迎，哟，这不是那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小个子姜先生嘛！
“是你啊！”王作秀乐开了嘴，“快进屋坐，坐坐！”
“大嫂，你看谁来你家了！”姜先生侧过身子向王作秀介绍他身后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阿嫂好啊！”那一口吴语的大人物说着就走过来，握住王作秀的手，亲切地问，“你一家住在这个江心岛有多少年了呀？”
王秀作感到眼前这个大领导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谁。她愣在那儿寻思着：到底是谁呀？
“大嫂，周总理问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轻轻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说。
“啊——您是周总理？！”王作秀的嘴巴张在那儿久久没有合拢。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来。”周总理见王作秀的女儿坐在板凳上洗脚，便走过去蹲下身子笑眯眯地问孩子几岁啦，上没上学。
小孩子哪见过这么多外乡人，只知道摇头和点头，不敢说一句话。
周总理直起身对王作秀说：“岛上的孩子应该与岸上的孩子一样，有学上。”说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两元钱，塞到王作秀的女儿手里，“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家乡的三峡建设贡献力量。”
那时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能买许多个鸡蛋哩！人民总理心系人民，温暖了峡江百姓几代人的心。
王作秀赶忙代孩子谢过周总理。然后悄悄问姜先生：“请总理和你们同志在我家吃‘三峡饭’啊！”
小个子姜先生一听直乐，指指周总理后面跟着的一群人员，然后给了她一句耳语：“这我说了不能算数。”
就在这时，只见周总理带着随行人员直奔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堡岛打井钻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总理为什么专程来到中堡岛的背景。自从萨凡奇来到中国三峡提出他的“萨氏计划”后，关于三峡大坝建在何处一直是中外专家最关注的问题。萨氏当时倾向在南津关建坝，而中国自己的专家经过大量调查认为应在三斗坪（现在三峡大坝就建在此），坝址之争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苏联“老大哥”派出的专家到三峡考察后，同样倾向于在南津关建坝，而且毫不理会中国同行的意见，他们的理论是：“没有不良的坝址，只有不良的工程”。这话意思是：我们选择的坝址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三峡工程按我们选择的坝址开始建设后如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你们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陡然增加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压力，并没有压垮中国技术人员的良知和对三峡工程的责任心，他们一再坚持南津关坝址地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坝址。这事一直闹到毛主席那儿。
“既然我们自己人认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应该重视。恩来，大坝定在什么地方，这事等你去了现场考察后由你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样说。
王作秀哪知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为啥周总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还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心。
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这位中堡岛主人没有间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
“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一日，王作秀问小个子姜达权工程师。
姜顿时语塞，他看看这位善良的峡江农妇，不禁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
王作秀惊愕：“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
姜达权有些为难地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不想提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便以一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当时由于他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厅水库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当面责问姜达权等工程技术人员：“这绝对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帽子戴上，姜达权因此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姜达权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王作秀虽然并没有从姜达权自己的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这份罪，但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认定像姜达权这样长年离家到中堡岛来为修三峡大坝不辞辛劳工作几十个年头的“读书人”，肯定是好人一个。因此她心甘情愿地为姜达权这样的“建坝人”做了十几年的“三峡饭”。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她一直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
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
王作秀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他们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只是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身体已像燃尽的油灯。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姜达权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时刻牵挂。他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便坚决要求出院。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到家。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啊，上帝呀，你再给些时间，让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吧！姜达权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字，便心力全无，气丝不见……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做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
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啥子？三峡水库真要建了！真要在我们这儿建大坝啦？！”王作秀终于明白了：原来大伙儿是在庆祝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定呢！
“喜事儿！喜事儿！”王作秀迈开小脚，跟着大伙儿一起欢呼起来。
后来不长时间，就有干部上岛来动员她家搬迁，说三峡工程马上要动工了。
“搬！咱不搬大坝建哪儿呀？总不能建我们头顶上嘛！”邻居有人舍不得搬，王作秀出来说话了。“老寿星”都有这么个觉悟，谁还有啥子话可说？
搬！
中堡岛的居民们便成了百万三峡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们搬得并不远——从江心岛搬到了大坝工程“红线”之外的那个山坳上。
“你瞧——我这儿就能看得到大坝！”95岁的王作秀听说我是从北京专门来她家采访她的，高兴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老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便转身回屋穿上一件干净的花格子衬衫，然后乐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岛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往事。
“光荣哟，光荣。我见过周总理，还见过李鹏总理，大江截流合龙那天，李鹏总理还请我上观礼台呢！江泽民主席也见到了。光荣啊！”95岁的王作秀耳不聋，眼不花，还独自起居开伙。
“我有一个月60元的补助，国家对我好着呢！我要活到大坝建成那一天……”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然后掰着手指算道，“还有六……七年，那时我都102岁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峡工程的事比谁都多，你信不？”
“信，信信！”我在向这位可敬的“三峡见证人”点头时，眼眶里直发热。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峡移民，一位我所见到的百万移民中的“老寿星”。95岁高龄了，她依旧坚持与儿女分而居之，独立操持家务，还时常帮助儿女掰包谷，到地里拔草……这位可敬的老移民为了实现她一生的“三峡梦”——那个属于三峡大坝人独有的“三峡梦”而顽强地显示着我们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长的生命历程，辉煌而壮丽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