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让外国人来勘探和施工，这涉及国家间许多敏感的事，因此石油部在与国外公司合作过程中所进行的每一步都必须向国务院汇报请示。这过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看谁做，做什么事了。
石油部做的对外合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先行的重要步骤，中央政府一直极为重视，而且一路绿灯，格外关照。再加上国务院主管石油部工作的两位副总理都是石油部的老部长，显然石油部干什么事都会在国务院获得更多的“绿色通道”。
张文彬他们的美国之行回来后，马上以石油部名义向国务院做出专题请示报告：
……按照国务院批准我部的《关于赴巴西、英国、美国访问时有关海上石油合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精神，以中国石油公司名义，与美国阿科公司签订了在我国南海特定区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意向书，与美国埃克森、莫比尔、德士古3个石油公司签订了在我珠江口外大陆架至600米深的1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原则意向书，与美国联合石油、阿莫科、城市服务、宾斯、菲利普斯5个石油公司也大体上谈妥了在我国北部湾及南海一带海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的口头协议。我们准备从4月中旬开始，在北京同埃克森等8家石油公司进一步谈判，以期把合作的具体协议定下来。
把我国海域按风险合同的性质进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作为第一阶段的合同内容，已和外国公司谈妥，从签订合同之日开始，一年之内把地震及资料处理和解释，全部做完交给我国，为一下阶段的详探开发进行招标做好准备。只要我国不改变招标意向，第一阶段的勘探费用，将由得标者偿还，我国无偿还这笔费用的义务。这是目前国际上石油勘探风险合同的通用做法。这样，在一年之后南海、黄海及北部湾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构造面貌基本可以搞清，这将加速我国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如国务院同意，我们准备5月到美国签订第一阶段的合同。
……
请示报告发出前，石油部是跟康世恩副总理有过汇报的，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内容康世恩十分清楚，同时他也告诉了石油部的同志：5月份他要访问美国。石油部的人一听机会太好了，康副总理去美国，这不正好把我方与美国几家石油公司的物探协议正式签订下来嘛！于是经紧急请示，石油部拟派部长宋振明随康世恩副总理率代表团一起访美。
这一切，在石油部的张文彬和秦文彩看来，可谓“天赐良机”，顺顺当当的事儿。此刻的他们，正想着我国东部、南部的三大海域即将拉开的石油大战序幕……呵，那一定轰轰烈烈，波澜壮阔！
干了大半辈子石油，几乎都是“旱鸭子”——在陆地上干，这回海上石油勘探战役拉开，在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作战，该是多么富有诗意、富有挑战性啊！而且还有一点让石油部的同志觉得在中央面前很有面子：因为他们与美国所谈的合同中，都是让别人为我们干活，而我们是不付钱的！一个国家与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有时很相像，尤其是我们国家当时还很穷的时候，如果有人能让国务院总理不掏口袋，还能办成事，国务院总理也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此时石油部的人，自以为有足够的底气使国务院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批准一切对外合作行动计划。
石油部《关于与美国九家石油公司在我国南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合作的请示报告》是4月14日上报的，宋振明部长想随康世恩访美的报告是4月26日突击补上的。不想第二天石油部老部长（康世恩）的“老部长”余秋里的一个出乎石油部预料的批示来了，这个批示让正激情澎湃准备随康世恩访美的宋振明部长等人措手不及，大吃一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这样批示道：“这是一个大项目，风险合同又是一种新方式，涉及法律、经济权益、资源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建议在世恩同志出国前，请国务院、财经委领导同志听一次汇报。”余秋里还在批示后面加了一句“请李副主席、任重同志批示”。李是李先念，任重是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王任重同志。
“这家伙复杂了！”当天，石油部得到余秋里的批示精神后，几位主要领导好一阵叫苦：康副总理没几天就要出国了，这事定不下来，5月份与美国方面的合同就等于无法签订嘛！
“赶紧与康副总理联系，请他设法亲自与秋里同志沟通一下！”
“对对，只有找康世恩同志了！”
石油部急了。一急他们就找“老部长”。
老部长康世恩一看余秋里的批示也有些急了，一则觉得余秋里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要，二则觉得自己访美的日程不好改变，而石油部与美国9家公司的合作也迫在眉睫，不能拖了，一拖可能影响后面更多的事情。怎么办？康世恩眉头一皱，立即提笔，给余秋里同志写了一封急信：
秋里同志：
关于美国九家石油公司采取分阶段“风险合同”的办法在南海进行石油勘探已谈判了一年。决定第一阶段先搞地震普查，我可不付任何费用，只承担下一步允许他们在我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详探找油，并进行双方合作开发油田。此种做法国务院已批准和英国、法国石油公司在南黄海勘探。现在和美国九家石油公司也可采用这种办法，早日在南海开展工作……
可否，请你批示。
呈总理、各位副总理。
二月二十六日
康世恩的这封信第二天就得到了余秋里的批示：由石油部向国务院、财经委领导同志汇报一次。
“老部长”口气不一般，估计“上面”又有了包括康世恩在内的石油人并不十分了解的“内情”。康世恩和石油部谁都不敢怠慢，于是在访美前的5月7日，康世恩亲自出面向由李先念主持的中央财经委会议作了专题汇报。
汇报会后，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专门就听取康世恩汇报后形成的三点意见报请了邓小平：一是鉴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顺利进展的情况，同意康世恩同志的汇报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石油部《关于与美国九家石油公司在我国南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合作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石油方面赴美工作计划的请示》，由康世恩同志访美期间与美国具体商谈。二是石油部提出的每年留用一部分原油开展补偿贸易问题，要慎重考虑。三是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后，各有关部门如何配合，涉及体制相应变动问题，请石油部与有关部门商量后提出具体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国无小事。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的“三点意见”报到邓小平处，小平没有任何批示意见，只作了圈阅。这是中共领导的一种习惯性决策方式，圈阅或表示“已经知道此事”，或表示点头同意了。石油部的这件事，因为最终决定是邓小平，所以他的圈阅意味着他同意或对中央财经委的意见无异议。
石油部和康世恩得到邓小平的“已圈阅”消息后，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总算可以走了！”宋振明向准备访美的部下挥挥手，要求他们做好精力和体力上的充分准备。“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回我们跟着康副总理到美国要与那么多世界石油公司打交道，多少也得拿出些当年我们在松辽会战的劲头！”宋振明是个有名的政治鼓动家，这句“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就是当年他喊出来的，现在他把“铁人精神”用在了对外开放的中国石油事业上，同样很鼓舞人。
“哈哈，宋部长，这回我们到美国一下要签那么多合同，说不定真的让地球抖三抖呢！”出访前的同事们壮志凌云。
身负与美国九大石油公司正式签约重任的康世恩，率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登上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徐徐飞向太平洋彼岸……此刻，美国石油界的巨头们正翘首以待。
“坏大事了！”康世恩、宋振明等前脚走，石油部就接到中央转来的通知：外交部对石油部与外国公司就在北部湾海域进行勘探作业一事向中央提出异议，要求石油部通知在美的宋振明部长他们立即暂时中止与美国公司签约的所有事宜。
这不是“坏大事”是什么？石油部党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迅速通知大洋彼岸的康世恩、宋振明他们尽可能地“延缓签约时间”，另一方面指派秦文彩以最快的方法和方式处理此事。
“要命！真是要命！”秦文彩接了这件棘手的事情，心头直发愁：外交上的事太复杂，弄不好几十天、几年都解决不了，可康副总理他们现在美国，就等着跟人家正式签约。“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我们总不能一天编一个理由出来哄人家吧？你们得采取点特殊手段！”宋振明部长在大洋彼岸每天打一个越洋长途电话来催促。难怪，康世恩副总理是代表中国政府去的，这拖一天两天还说得过去，如果时间一长，“老外”肯定产生疑问，影响可就大了去了！
秦文彩能不知道这层利害关系吗？
但，外交上的事并非张三李四随便能说了算的。外交部对石油部与美国公司合作在南海上搞勘探工作提出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外交部的意见主要内容为：
一是北部湾存在中国与某邻国间的划界问题。1973年底，我某邻国拟与外资合作在北部湾进行勘探，我曾向该邻国提出：在两国划定北部湾海域界线前，双方都不进入东经107—108度、北纬18—20度之间的海域。1974年两国举行北部湾谈判。某邻国硬说北部湾已经划过界（指1887年中法界约所述划分岛屿归属的一小段红线，位于东经108.3度），主张按该线与我分划北部湾全部海域，我予驳回。鉴于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斗争尖锐复杂，在未经报请中央批准前就向美方提出上述勘探范围，而且涉及我北部湾划界方案，显然是不妥的。
二是海域石油勘探一旦发现石油结构，其油田走向如果朝我国海域大陆架的境内走还好，如果油田是朝对方国走向麻烦就大了。
所以外交部建议在这类敏感的海域进行与外国合作开发，尤其是同美国公司的合作，必须有中央特别的批准。同时还须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意见。
复杂！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外交部的这份意见直接送到了邓小平处。邓小平立即批示给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并说“外交部意见是重要的”。
余秋里迅速转批道：望石油部“遵照邓副主席批示”，“迅速研究提出报告”。
秦文彩没有时间也不敢有任何怠慢，紧急召集尤德华、唐昌旭等有外事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商议讨论，连夜赶写了一份专题报告，报告就外交部提出的问题作了相应的回答和说明。我在此仅仅用了一句话概括秦文彩他们的报告，其实这份报告挺长，说明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石油部先将报告呈送到老部长余秋里处。余秋里迅速转呈给邓小平，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这信从某种意义上起了关键作用。余秋里的信全文如下：
邓副主席：
关于和美国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进行地球物理勘探问题，石油部遵照你的批示，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勘探范围和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已征得外交部和总参的同意。我也曾听过石油部两次汇报。现将石油部报告呈上，请阅示。如认为可行，即请石油部给驻美使馆发报，转告世恩同志。
1979年5月26日
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批示：同意。
有道是一字值千金。邓小平的这两个字比泰山还重。
“文彩，你们可是立大功了！我们这几天天天跟着康副总理与老外签约，非常顺利，大功告成了！”接到我驻美大使馆转去的急电几天后，宋振明再次给秦文彩打长途电话时，那兴奋劲有点像小孩似的。
疲惫的秦文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感到十分开心，他也在想象康世恩和宋振明他们在大洋彼岸与诸多美国石油巨头频频签约的热闹场面……
6月5日至6月9日的短短5天时间里，康世恩带着宋振明他们，来回穿梭在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掀起了一场强烈的“中国旋风”，着实让美国人感受了一下开放后的中国风格。
与此同时，秦文彩在北京也主持完成了石油部与英国、意大利等公司的物探协议的签订。这过程中，作为中国近邻的、且又是能源紧缺的经济大国日本，看到欧美国家与中国海上石油开发搞得热火朝天，哪能安得下心？“我们一定要走在欧美之前，甚至不惜动用政府的力量！”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态度坚决而友好，所以中日之间的海上合作被迅速提到议事日程。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在海域的国界长久地存在一些分歧，如钓鱼岛的争议由来已久，合作海洋石油开发便滋生出比与欧美合作更复杂的政治因素。
一时间，首相大平正芳为此事专门召集内阁大臣会议，统一意见，并亲自出面与访问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协商，最后两位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搁置分歧的地方（钓鱼岛问题），在可以合作的区域进行合作。
但具体运作中日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的石油部发现，中日之间的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尽管两国最高领导已经商定好的事，但一到具体执行的部门和下面时，阻力仍然巨大。
这阻力既有政府间的强有力部门，又有来自民间的。还有比这两者更要害的部门，如军方。军方听说石油部要与日本在渤海湾合作开发，总参谋部立即向军委报告，指出：渤海是我京津门户，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是敌人从海上来的重要方向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因渤海是我唯一的内海，安全保密条件好，建国以来除了国家加强海岸防御措施以外，军事部门和守护部队陆续在这一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鉴于这种情况，渤海湾的石油勘探开发，“最好不与外国人进行合作”。
也许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日本方面更是紧紧抓住要与中国合作不放。大平正芳甚至放出话说：中日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我们走在了美国人前面，中国方面应当摒弃历史和传统观念下留存的偏见，我们是近邻，近邻不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残缺和不完美的。
而就在这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这些部门和这些人也不是一般人，他们通过特殊渠道频频向中央反映：“我们中国自己也有地球物理勘探人员，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能够找到大庆这样的世界级油田，却不能在海洋上找油了？”一句话，石油部“弃近求远”、“崇洋媚外”！
这么大的“帽子”，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谁要是被人扣上，谁就可能什么事也干不成！那时候，“文革”虽然宣布结束了，可留在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和一些意识仍然相当严重，石油部如此起劲地引进外资，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搞得如此火热，在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看来，石油部的行为已经同“叛国”、“卖国”相差无几了！
石油部秦文彩他们哪吃得消这个？可他们自己又无法一一去争辩。再说，对石油部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后来已经不单单是个别部门的事了，一些曾经身居过要职的老领导也在说三道四。康世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979年的7月和8月，连续两次以个人的名义，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写信，陈述中日合作在渤海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相关问题和为什么要让外国公司到我海域进行海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必要性。
作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的权威和见解，一直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他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等技术方面的精辟认识，和呕心沥血为国家“算账”的精神。今天我们再来读读康世恩当年写给邓小平等领导的信，仍然会十分感动：
……目前，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国外先进技术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
野外地震仪器。美国采用的是多道记录，高次覆盖技术（九十道以上，四十八次覆盖），取得的原始资料质量好，准确性高，对复杂的较深的储油构造反映比较清楚。过去我们用的是模拟磁带记录，得到的资料质量比较差。近年来，我们自己装配和引进了七条数字地震船，也只能搞二十四次覆盖，对一些深层构造、复杂构造仍搞不准确。再买高精尖的仪器也一时搞不到。
地震资料的处理和研究，差距更大。我这次在美国看了三家地震资料处理中心。他们用一千万次或者更大型的电子计算机能将地震波的波形、频率快慢、反射能量的强弱等区分开来，并有数十种计算程序和公式，他们叫做技术诀窍，各自保密，是买不到的。因此他们能将地下的复杂情况分辨出来，画在图上。他们还发展出一套新的学科——地震地层学，和烃类迹象解释（即直接找油找气法，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正在探索），大大提高了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找油的效果。我们只有一百万次以下的小型电子计算机，对大量资料处理不了，只能大致上划分地层，找到简单而明显的构造和断层。地下复杂的情况需要钻井来解决，所以投资大、效率低、费时长，而且对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隐蔽的油气藏难以发现。例如地层圈闭油藏、珊瑚礁块状油藏，世界上发现很多，我们还没有找到。
总之，我们不是什么也不行，有些我们还有特点，如大庆油田的采油地质，和一套开采工艺，美国专家也赞赏。打井的速度差距也不是很大。但在地球物理方面，差距确实较大，影响新油田的发现。
因此，海上石油勘探，我们和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石油公司用补偿贸易的办法，签订风险合同进行勘探，对我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在勘探阶段，由他投资，用他的先进技术和技术诀窍，找到油田的话，以后用所产的原油偿还。找不到油田算他赔，我不负责。这对我没有什么坏处。当然找到油田以后，如何开发建设，如何偿还他们的勘探费用和油田开发建设的全部投资、利息以及风险报酬等，有一套复杂的业务合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避免吃亏……
几天后，邓小平在康世恩的信上批示道：“我赞成，并主张加速进行。”
至此，康世恩以其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忠诚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一些原本对石油部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海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说三道四的人闭上了嘴。而邓小平的意见，则使党内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了更统一的认识和信心。所有这些，最高兴的当然是石油人秦文彩、张文彬他们。历经周折，至此，中国石油部与40多家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它对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起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事件而载入史册。
此间，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中国海域地球物理勘探大战的序幕，就在中国海洋被彻底地拉开了……与此同时，中国石油人迎来的则是更广阔、更深刻的对外开放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