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第一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号召，使中国知识界沉浸在欢呼“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喜庆心情之中。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个春天吧！”大文豪郭沫若先生这样欢呼道。
这一年这一月的26日。那天北京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然而春天的气息已经悄悄在树枝梢头舒眉展目，那沉睡了一冬的绿芽正顽强地向外伸出鲜嫩的生命和美丽的颜色。
这一天下午3时许，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华灯齐亮，格外灿烂。
3时30分。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并排进入大厅，他们的身后依次是李先念、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领导聂荣臻、乌兰夫、王震、耿飚、谷牧、倪志福、余秋里、吴德、陈锡联、方毅、张廷发、康世恩、陈慕华、陈永贵等。
之前几分钟坐等在大厅内的秦文彩与石油部的几位同事，见中央领导入场，连忙起身鼓掌。秦文彩还看到了他比较熟悉的国家计委的顾明、段云副主任和经委的袁宝华，国防工办的洪学智将军也来了。如此阵营，说明中国的最高层将要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秦文彩的内心一阵激动，全身暖流顿时涌动。作为一名石油战线的老兵、共和国首次出访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的他，秦文彩的意识里闪出一个强烈的意愿：自己将要见证中国即将诞生的一个伟大事件……
要知道，1978年时的中国人眼里，美帝国主义代表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可恶的敌人”！红色中国现在竟然与这“可恶的敌人”开始接触并进行某种交流——与其说交流还不如说“交易”。对，交易！与帝国主义做交易，就意味着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那个时候在一般中国人眼里和意识中，就是这个样。现在，秦文彩已经迈出了“背叛”的第一步，下一步将如何走，决策权由中央最高层来确定。
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故此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今天这个会，因为只有出席今天这个会的人才能决定中国下一步如何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方向。
“石油部的同志都到了？”主持人华国锋在询问。
康世恩立即将目光投向秦文彩他们就座的位置，然后回答说：“都到了。”
“好。现在开会吧。”华国锋将头转向左右的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以征求的目光询问两位与他一起决策粉碎“四人帮”的革命元老。
叶帅和先念同志几乎看不到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有一个重要问题请政治局、国务院同志讨论一下。”华国锋说完这话，便把石油部前几天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上的相关建议讲了一遍，然后说，“这个问题不涉及主权问题，原则上可以定下来，可以下决心搞。”接着，华国锋把目光投向了石油部的几位负责人，说：“先请石油部的同志谈谈‘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访美的情况，然后我们讨论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秦文彩和其他几位石油人顿时个个直起身板，振作精神。他们心里都明白：今天，他们说是来汇报访美情况，倒不如说是代表百万中国石油人来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新的战斗号令！这一刻，秦文彩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刚刚在全国五届人大会议上新任命的部长宋振明……他们是老战友了，都是1952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全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的人民解放军第57师的“石油师”人。宋振明部长比秦文彩小一岁，集体转业时秦文彩是57师政治部保卫科长，宋是三团代政委。
秦文彩的目光继续移动——年轻部长的旁边是石油部常务副部长孙敬文，他的资历比秦文彩和宋振明都要老，人家是老红军出身。再往前移，坐在孙敬文身边的是李人俊，同样是位“老石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石油部副部长、现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石油部这天参加会议的还有闵豫、李天相，两位都是发现大庆等油田的重要功臣，他们与秦文彩一样，此次会议后不久，都当了石油部副部长。
为了参加此次汇报会，石油部的同志做了充分准备。一个月前，身为访美的“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的秦文彩最先做具体工作。汇报的第一稿是他在原北京石油学院南楼里完成的，后来他把李天相找来一起修改。“你是大学生，我在部队和玉门油田扫盲班喝的那点墨水，怕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你帮个忙吧！”秦文彩对老同事、好友李天相说。李天相接过汇报初稿，便称：“已经很好了嘛！”再“很好”也得认真啊，石油部上上下下都知道，此时向中央领导同志的汇报，涉及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乃至今后整个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康世恩的直接指示与领导。最高拍板定稿的仍然是康世恩。
这一天，石油部人从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起，就感到特别的激动和神圣，只是他们内心有一点点遗憾——
“邓小平同志怎么没来？”有人在秦文彩耳边轻语。
“他在那边主持科学大会，忙不过来。”有人同样用耳语这样回答。
之后——那是底下人认为的，邓小平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还有更复杂的“内因”：复出后的邓小平，在1977年分管的教育、军队、科技等方面干得热气腾腾、生机勃勃，显现一派拨乱反正和全面走向正轨的气象。显然，经济战线的同志一再要求邓小平同志回到全面领导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十一大确定的经济为中心的建设四个现代化总目标、总任务上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以余秋里为主任的计委越来越感到，全国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工作要适应党的中心工作的快速而稳健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1975年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国家计委搞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在“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整倒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中，这“工业二十条”曾被列入了“批邓”的“三株毒草”之一而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为“工业二十条”平反，看起来似乎比宣布“文革”的结束和对毛泽东功绩的评价要简单得多，但是，随着1977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老同志的复出，谁来主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成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悄然形成的一场激烈斗争……而作为从事工业工作的秦文彩等人，对邓小平复出后所讲的下面这段话特别在意：“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1页）
小平同志的话，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将向对外开放大踏步迈进。中国的石油人早已期待这一天了。
“开始吧。”华国锋在开场白后，专门作了说明，说关于石油代表团访美的报告提前已经送各位中央负责人了，大家已经都看过，今天主要是听取石油部的同志正式汇报，并就对外合作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然后他的目光再次投向石油部的人。
“敬文同志……”石油部长宋振明赶紧向孙敬文使了一下眼色。
“好，现在我代表石油部和李人俊同志，向中央和国务院就‘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访美情况作如下汇报。”个子高挑、脸庞瘦削的孙敬文开始念着预先准备好的汇报稿：
“经国务院批准，我们石油代表团19人，应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邀请，以石油公司的名义，到美国考察了25天。从今年1月5日到31日，在美看了9个油气田，4个科研单位，3个油厂，2家工程设计承包公司，10个制造厂和4条钻井船。回国途中，顺便在日本考察了12天，看了造船厂、施工机械制造厂和炼油化工厂。这次考察中，我们遵照华主席关于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的指示，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对美国油气田的勘探开发技术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了解，着重研究从美国可以借鉴些什么，才能够有利于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现将看到的一些情况报告如下：一是美国石油工业有120年的历史。在陆地和海上共钻了246万口井……”
“我们中国钻了多少口井？”华国锋突然打断孙敬文的汇报，问。
“大约4万多口。”孙敬文脱稿回答。
华国锋问：“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康世恩回答：“应该是从解放后的1952年和1953年算起。之前，旧中国时也有一些油井，如延长油田和玉门油田的早期开发，但勘探量都比较少。我们现在说的4万多口油井，指的都是我们自己打的井。”
“美国去年生产原油46亿吨，还生产了天然气55亿立方米。现有50多万口井，平均每口井日产原油两吨半……”秦文彩注意到康世恩事先向他布置的任务——随时准备为孙敬文同志作补充，看来确实太重要了。汇报刚刚开始，中央领导不时打断孙敬文，非常随意地插问。
李先念说：“他们美国人现在走下坡路了，单井日产才两吨半。”
孙敬文说：“他们算的账是，一口井一天产3桶油也是有利可图的。”
这时，李先念抬起右手，指了指石油部秦文彩他们一排人，说：“现在我们石油部的人，对一口井日产30吨到50吨都不高兴，一要就是3000吨！”
康世恩连忙自谦地接过话：“美国人这些年在找大油田的同时，也从来不放过中小油田。”
李先念的话音高了一个分贝：“他们的做法是出油就要，我对这条感兴趣！”
耿飚立即接过话：“这条非常对。”
康世恩说：“我们要在这方面加强战略调整……”
石油部的人都将脖子竖得直直的。这时的秦文彩更是越发紧张和兴奋，紧张的是汇报会正如康世恩所说的“领导们随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准确、及时地回答出来”；兴奋的是整个汇报会开得气氛非常热烈——哪个中央领导都会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出疑问和随时插话。
但秦文彩发现，作为事先准备充当孙敬文“预备队员”的他，其实没有多少事，因为所有中央领导提出的问题，康世恩副总理基本上代劳了。
秦文彩再次暗暗敬佩康世恩。
第一次认识康世恩这位新中国石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什么时候？秦文彩的脑子开起了“小差”地想着……噢，对了，应该是1956年和1957年？不不，应当从1952年，1952年的“八一”那天算起吧！是是，秦文彩心里点头道：应该是从这一天起他就“认识”了康世恩——虽然在那天由师长张复振主持阅兵仪式、师政委张文彬宣读成立“石油师”的全师大会上，他秦文彩没有看到康世恩的身影，但正是这个搞石油的康世恩，从此彻底地改变了57师全体官兵和他秦文彩的命运——
为了完成年产350万吨天然石油的伟大计划，在5年内需要增加老的党员干部（自区委级至部委级）300余人作为领导骨干，其次需要技术干部2250人，管理干部640人，技术工人8500人，普通工人4000人，共需增加职工约15690人，这样大批的干部和工人的来源，在西北是有很大困难的……至于技术工人的培养和老党员干部的来源，我们拟请军委在整编部队时，一次拨给一个建制师，加以训练改编为工业建设大军，战士可以培养为技术工人，部队干部可作为领导骨干。这样可基本上解决问题，使石油工业能较迅速顺利地发展起来……
这是时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于1952年3月25日写给朱德总司令的信。这封信的内容，秦文彩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将它背出来。57师全体官兵和他秦文彩，同样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得出下面这份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同一年中签发的命令——
……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经久经锻炼，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
此令
主席毛泽东
1952年2月
秦文彩内心深感庆幸，他庆幸因为这个康世恩，所以他日后才有机会能够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人，而且正是因为当了石油人的缘故，秦文彩的一生中才有了那么多出彩之处——
参加新中国第一个开发建设的玉门油田，从一名部队保卫科长，成为能够带领石油勘探队伍的专业管理干部和钻井专家。这得感谢最初手把手教他的两位工程师彭佐猷和蒋麟湘，是他们使他成为当时玉门油田上出了名的“处长学生”。秦文彩的光荣历史从此被记录在新中国的石油史上：1953年，他蹲点时的所在钻井队在石油沟27井上创造了日进尺13843米的全国纪录。1955年，秦文彩因为一篇总结钻探管理的文章，引起了陈云同志的关注，专门将秦文彩叫到西安人民大厦与他“切磋”经济管理问题；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里，秦文彩摸索和总结出的“支部建在钻井队上”的经验，更是引起了一位新到任的石油部长的重视并使这一经验推广到全石油系统，成为几十年来新中国石油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之一……
……
“照你们的说法，科研人员的数量是问题，我看质量也是个问题。”这是李先念的问话。
“是的，我们的地质研究分成三部分：石化部、地质总局、科学院。大家对具体油田有兴趣，对基础工作却不太注意。向中央建议：开个会，分个工。”这是李人俊在回答。
“地质总局主要做战略侦察，石油部搞开发，这样分工可以好一点。”康世恩说话了。
“石油部光搞开发不行，还要搞勘探！”突然，一个异常洪亮和熟悉的声音，一下将秦文彩的思绪拉回到了人民大会堂——他不由得抬头，目光正好与这个说话的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对，是余部长，余秋里部长说话了！
“余部长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坐在一旁记录的李天相用胳膊轻轻捅了一下老伙计秦文彩，嘴里嘀咕着。
秦文彩附和地点点头，说：“这是对的，石油部一定要有自己的勘探。”他的耳朵竖得直直的，想听清其他中央领导对此是怎么看的——
“石油的勘探是基础工作，没有基础就没有储备，单打一不行。”方毅说。
“单纯的应用科学我看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李先念一语定调。在今天的会上，这位主管经济的副主席几乎是整个汇报会的主要发问者和插话者。
“我同意秋里同志的意见，石油部也应该必须有自己的勘探工作。”李副主席的话则很有针对性。康世恩把目光投向石油部宋振明等人，指示道：“你们要把这一条牢记住。”
听到这儿，秦文彩不由自主地将敬佩的目光投向老部长余秋里，也许是巧合或是自己的眼神问题，秦文彩发现，他的老部长余秋里也在不时地看着他，就像二十年前第一次与他面对面谈话时的目光，严肃而亲切。
是有二十年了！那是1958年嘛！秦文彩的思绪再次走神儿——看到老部长、看到因“文革”多年不见的老部长时，他秦文彩无法不去回忆那个难忘的火红年代——是的，那一年我秦文彩是以玉门油田管理局副局长的身份，带领队伍奉命到四川中部打井找油的……
在新中国石油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川中会战”，他秦文彩是主角之一，也是余秋里当石油部长后指挥的第一仗。川中这一仗对当时的秦文彩和新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仗。秦文彩虽然并不知道那会儿他的部长余秋里为什么那么急着要逮地下的“大敌人”，甚至为了逮住这个“大敌人”他秦文彩竟然与部长差点儿较上劲。不过正是这次较劲，才在中国石油史上有了“独臂将军向部下敬礼致歉”的佳话。
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初，正当新任部长余秋里从毛泽东那儿领了“找到油”的军令状不久，川中的找油队伍连续向北京传来喜讯：
3月10日，川中的龙女寺2号井出油，日喷自流油60多吨。
3月12日，南充3号井又传高产井，日喷油300吨。
3月16日，蓬莱1号井又喷油，日产原油100多吨。
3口井都是高产井，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天大的喜讯，绝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人看到“嫦娥一号”的奔月。川中沸腾了。石油部沸腾了。中南海也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
3月27日，正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兴冲冲地赶到四川隆昌的气矿上视察，并且欣然题词：“四川大有希望！”
四川有油！四川大有希望！四川一时成为了新中国正在酝酿中的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大跃进”的瞩目点。
“主席都走在我们前面去了！”在京城的新任石油部长余秋里坐不住了，连夜飞往四川，与副部长康世恩一起赶到川中的3个喷油井现场。
“来来来，抽烟抽烟！”每到一个井台，余秋里便把头上的草帽往旁边一扔，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毫不见外地盘起双腿，掏出口袋里的“中华烟”，满屋子散……
“这就是部长啊？”工人们用油乎乎的手一边吸着难得见到的“大中华”，一边窃窃私语。
“啥部长不部长的，到你们这儿，我就是小学生，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儿的油是怎么打出来的。讲好了，我再给你们抽‘中华烟’。另外还有肥肉吃！”余秋里一番毫不掩饰的实在话，说得石油工人和技术员们心里热乎乎的。
这一天秦文彩被余秋里约到南充地委的招待所一间较为豪华的房间，所谓豪华也就是房间里摆了一对褪了色的沙发而已。
“来，坐坐。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这软乎乎的沙发坐着就不得劲！”这是秦文彩第一次与部长余秋里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不想这位中将军衔的部长竟然脱去鞋子，蹲下身子，双腿一盘，席地坐在光滑的地板上，并且要让自己的属下跟着自己的样儿一起坐下。
这一刻，秦文彩终生难忘。
“你的情况我知道。山西人，15岁就是小八路了。当过宣传干部，当过指导员，后来又当保卫干事。石油师成立前是师里的保卫科长。后来到了玉门油田，干得相当不错，老康和焦力人对你都印象不错，夸你爱学善学，勘探生产有一套。今天我拜你为师，好好给我讲讲如何管理我们的钻井队。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这个你比我清楚：我们石油队伍是以钻探为主的生产单位，这一个钻井队，就像一个作战的连队，连队好了，有了战斗力，整个战役就有了胜利的希望。所以特别想听听你对勘探队伍的看法……”余秋里瞅着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秦文彩，一脸亲切和真诚。
秦文彩一下子没了拘束感，于是他把多年来在玉门抓勘探队伍的体会和所观察到的感受，一股脑地倒给自己的部长。秦文彩特别讲到了钻井队上要配备指导员的建议：这一个机井队上，有队长，有勘探钻井的技术员，还有管资料的地质员，3个人常常出现矛盾。队长是管生产任务的，他最关心的是进尺；钻井技术员管质量，他关心的是不能在钻井中出现事故和问题；地质技术员呢，他关心的是取岩芯。所以，一个井台上，这3个人谁听谁的，成为三权鼎立，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以你的经验怎么解决这事呢？”余秋里的眼睛紧盯着秦文彩，嘴里嘀咕道，“这事处理不好，队伍可就问题大了！”显然新部长对此十分关心。
“我的意见是，应该像我们军队一样，把支部建在连上。每个钻井队配一个指导员，他的任务是协调这3个人的工作……”秦文彩说。
余秋里的眼睛一亮，紧接着问：“你们在玉门有过实践经验吗？”
“我们推广过。效果很好。”
“好。你秦文彩这个经验，可以马上推广嘛！”余秋里“噌”地从地毯上跳起来，兴奋地用右手拍了拍秦文彩的肩膀，说：“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即日，石油部南充现场会议上，余秋里以一位成熟的军事政治家的真知灼见，首次正式提出了石油队伍建设的一个开创性思路，这就是一直引用到现在的“支部建在队上”的“指导员制度”。
“我们找油，是以井队为生产单位，所以一切工作在于井队，一切跃进在于井队，各个工作区做得好不好，也都集中反映在井队。所以，加强井队建设，是我们石油勘探能否取得成功和部、局工作的意图能否获得顺利执行的关键。毛主席早就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井队当然还有地质调查队，也应该把党支部建设好，每个井台都得有政治指导员，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独臂将军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臂，激情慷慨地说着上面这段话的情景，秦文彩一直深刻地记印在脑海中。
五十年后的2008年初，笔者在北京东二环的那座崭新的“中海油”大楼里，听80多岁高龄的秦文彩谈起此事时，这位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石油”人，感慨万千地说，中国的石油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跨入“世界石油大国”之列，这与余秋里同志当年非常敏感和正确地把“支部建在队上”的这一决策，及时在全国石油队伍中普及开来，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石油队伍就像我们的军队一样，不管是勘探工作还是地质调查，基层的作用和基层的队伍，是整个工作的关键和落脚点。支部建在队上，使石油队伍始终保持了听党指挥，始终保持了革命的干劲和正确前进方向。所以，中国的石油队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业队伍中最能拉得出去、也最能打胜仗的一支钢铁队伍。
然而秦文彩与余秋里部长的交手并不全是愉快的。“支部建在队上”之后，余秋里好像再也没有向他秦文彩微笑过，总是严肃有余，甚至搞不好还会劈头盖脸地骂骂咧咧——这是独臂将军的作风，对自己熟悉的部下管得异常严格。凡是在余秋里手下干过的石油人都能背得出他余秋里一口气说出的一大串“严”字：领导严，大家也严。严，就可以出责任心；严，就可以出战斗力；严，就可以出风气；严，就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就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就可以避免错误；严，就可以保证思想上、政治上一致；严，还可以保证团结。不单是生产工艺上要严，政治思想上也要严，按党的原则办事，按标准办事，按工艺办事。严，不一定要瞪眼睛、竖眉毛——当然我知道自己脾气大、瞪眼睛、竖眉毛的事经常发生，但其实呢，主要是对问题的不马虎，对原则的不让步。这里包含了耐心说服教育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包含了经常地、不断地实际教育和思想教育……余秋里的这一“严哲学”，带出了一支钢铁的中国石油队伍，所以石油人对余秋里的“严哲学”不仅不反感，反倒几十年来一直奉为工作的法宝。
秦文彩说自己甚至有些崇拜余秋里。为这，他还差点被划进“永世不得翻身”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川中的3口井出现高产油后，余秋里和石油部上上下下兴高采烈，喜讯报到毛泽东和中南海那里，朱德、邓小平等四川老乡更不用说有多兴奋。“我们的祖先在四川都打出了自流井，利用天然气，我们难道不如老祖宗？”朱德到四川石油工地视察，见了秦文彩他们，不无激动地说道。朱德说的是三国时代诸葛亮用竹管将自喷气井中的天然气输到几十里外的盐场，当作采盐动力的历史。“鼓足干劲，把川中石油迅速大量地开采出来！”临别时，朱德挥毫题词道。
两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也来到南充井，在听取秦文彩的汇报后，激情澎湃道：“川中油区是有成绩的，有前途的。希望你们大有作为！”
那是个什么年代？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影响下，全国上下一片热血沸腾的年代！川中连续冒出高产油井，谁不欢欣鼓舞？毛泽东欢欣鼓舞，朱德等四川人欢欣鼓舞，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肩负毛泽东交付重任的新石油部长余秋里更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可就是这时，川中那几口高产油井突然再也不见冒油，甚至最后成了枯井。石油部党委统一布置的第一个石油大会战打的20口关键井，也一一泡汤时，秦文彩和地质师李德生两位年轻人向余秋里和石油部领导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川中地质复杂，找油前景不会乐观，甚至建议在没有能力完成对地下情况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停止大会战。
“尤其是一些单位的党委书记，不懂业务，却在现场瞎指挥……”秦文彩的话传到了余秋里耳朵。这位急于想拿下川中这个“大家伙”的“独臂将军”愤怒了，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直回音：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瞧秦文彩、李德生他们能耐得！彻头彻尾的大右派！”有人总算等到了机会，于是他们趁机欲将“右派”的帽子扣在秦文彩头上，以此在领导面前捞点政治资本。令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余秋里一直是个特别讲求实事求是的人。当川中会战不再有希望时，他断然做出决定：将近4万人的队伍全部撤回原单位，会战停止！
“主席，川中的情况不好，我们碰到了‘遭遇战’，我没有完成好主席交给的任务……”上海锦江饭店的走廊里，余秋里低着头，向毛泽东检讨。
毛泽东轻描淡写地对爱将说：“一次‘遭遇战’的失败算不了什么，中国那么大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是，主席！”“独臂将军”回到石油部，在北京华侨饭店召开的石油工作会议上，他当着全国石油系统的矿长、局长的面，直挺挺地站起来，对台下的秦文彩说：“过去批评你批评错了！”然后抬起右臂，向秦文彩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这一幕让秦文彩记住了一辈子，任何时候都忘不了。秦文彩自然知道，另一位在川中问题上与他一样态度的李德生，同样得到了余秋里的正式道歉，并很快被一纸调令调到石油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在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诸多大油田的发现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现在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身体康健，且仍在为中国石油勘探做些研究工作。
西山的一缕晚霞，映照在人民大会堂的玻璃窗上。东大厅的会场上，汇报会仍在进行。中央领导们继续不时地插着话。而在插话的当口，也有个别领导之间在悄声私语……
“石油公司？我们有石油公司吗？”老将军王震与身边的余秋里嘀咕着。“老首长，是这样的……”余秋里赶紧侧头，向王震悄声解释，“去年8月，美国的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先生有一天约见我们驻美国的联络处主任韩叙同志。他在白宫对韩叙说，卡特总统希望我们中国政府派一个石油代表团考察美国石油工业，他们很愿意与我们石油行业合作，帮助我们一起发展石油工业。”
“美国佬又想玩什么把戏？”老将军王震的眼睛瞪得溜圆，眼睛左右扫着，像在寻找答案。
“美国人有他的战略考虑。他们害怕苏联在中东的势力不断扩大，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多整出点石油来，以平衡世界的石油供应，从而达到全球战略的失衡。”挨着王震另一边的聂荣臻元帅说了一句。
“我说嘛，他美国佬咋对我们中国发起善心来呢？”王震耸耸瘦削的肩膀，重新把耳朵侧向另一边的余秋里：“你再跟我说说清楚……”
“是这样——后来康世恩同志他们的石油化工部进行了慎重研究，认为美国的石油工业历史悠久，尤其是他们的海洋石油技术比较先进，正好我们正在部署海洋石油工作，所以赴美考察石油，对发展和提高我们的石油工业是非常有利的。这事就定了下来。我也完全同意康副总理他们的意见。后来这个报告送到了国务院，因为中美两国之间还没有建交，所以我们的代表团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公司的民间身份出国考察，这个报告是得到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批准的，先念副主席还特别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派懂业务的同志去，学回真东西……”余秋里轻声地娓娓道来。
老将军似乎明白了，下意识地将目光移向坐在另一侧的康世恩。
康世恩朝他点点头。于是老将军不再说什么了，竖起耳朵听孙敬文继续汇报……
“美国能源部这次邀请我们访问，是出于卡特政府需要。从我们和各方面接触来看，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对石油问题非常关切，对我国搞十来个‘大庆油田’很注意。他们从争夺霸权的需要和稳定国际石油价格出发，企图利用我们石油的发展和出口，同苏联相抗衡；同时通过做买卖，从中取得经济实惠。因此，美国政府和政界人士对我们这次访问是重视的，一些头面人物出面接待，表面友好……”秦文彩注意到，与会中央领导对孙敬文的这段汇报格外注意，一个个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卡特政府的高层领导对“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访美时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有什么漏掉的？秦文彩也在认真地听着孙敬文副部长的汇报，尽管这个报告多数内容是出自他秦文彩和李天相的手，但他还是生怕仍有什么内容可能会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
我们“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是怎么去美国访问的？还有什么在汇报稿中没有提到的？秦文彩的脑子迅速地开动起来，回忆起两个月前的那次难忘的经历——
大约是半年前的1977年10月，部里有人告诉秦文彩：“中央要求石油部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已经决定你老秦也要去。”
“到美国去？哎呀，我们还没有跟他们建交，怎么去？”这消息让秦文彩既兴奋又吃惊。
“听说是以中国石油公司的名义去，这样就是民间性质的了，可以避开一些麻烦。”
原来如此。刚从石油部生产司司长转为生产总调度的秦文彩对中央的这种灵活的“外交举措”很敬佩。
“什么，你们要到美国去？这是谁批准的呀？”还是在三四个月前，当秦文彩把出访美国的事跟身边的一些同事说开后，不少人感到惊诧，叽叽喳喳个不停：“老秦啊，小心掉进了美帝国主义者设计的圈套！”
“怎么可能呢？是小平和李先念同志亲自批准的啊！”秦文彩理直气壮地说。
“邓小平？他呀，又要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
“你说什么呢？‘四人帮’把中国搞成这个样，不赶紧把经济搞上去，你我带着家里人都喝西北风？”秦文彩生气了，板着脸责问那些说着风凉话的人。
“老秦你别发火嘛！我们也是随便说说，只是提醒你：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一直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总是想和平演变中国。你们到美国可要当心哟！”
“这还像一句咱中国石油人说的话。”秦文彩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哟老秦，你回国时别忘了给我带把那种折叠的小遮阳伞，我女儿也不知啥地方看到了这种伞，整天嚷嚷让我给她弄一把。”一位老同事对秦文彩说。
秦文彩哭笑不得，道：“我是出去看人家怎么找石油的，你让我给弄那玩意儿？丢不丢人呢？”
“看你——那你给我带个‘三大件’回来！”
“啥‘三大件’？”秦文彩第一次听说。
“电视、冰箱、洗衣机。”
“我们用得着吗？”秦文彩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时许多中国人认为自己能够用上这“三大件”是不可思议的事。
“哈哈哈，跟你开个玩笑罢了。祝你美国之行成功！”老同事们看秦文彩那么认真，也就一笑了之了。
那个时候，中国人穷得可怜，连女孩想头上戴个发卡都买不到。羡慕出国和向往能够拥有“三大件”就像今天农民工向往有个城市户口一样难。曾经在康世恩上任副总理兼经委主任不几日，有位妇女因为在市场上买不到发卡，还专门写信给他，康世恩为此特意动员了几个部门才解决了这位妇女提出的问题。可想中国当时的市场情况是个什么样！
一切刚从寒冬过来。天空刚现一缕暖意……
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要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石油系统破天荒的事。所以中央格外重视，当时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派谁出去？谁做领队的团长，秦文彩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情况是十分了解的。虽然中国与美国在1972年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但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更何况此次美国政府邀请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访美，看起来“很主动”、“很业务”，而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图？阳谋后面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孙敬文同志是老石油，处事比较稳重冷静，而且能处理一些复杂关系，他当团长较妥。”康世恩同志向余秋里建议团长人选时，挑定了孙敬文。
“敬文同志我了解，红军老战士，在石油战线又是有名的蹲点调查专家。1962年我们在抚顺建石化一厂时，敬文同志在那里蹲点抓作风，还抓出了些名堂，工人们还为他编了首小诗：为人正派孙敬文，扎实肯干带作风……还有两句怎么说的？”余秋里敲着脑袋问康世恩。
康世恩笑着接上后两句：“严于律己树新风，关心职工似春风。”
“对对，这回让敬文率领代表团访美，就是要让他这中国的‘风’，去感受一下西方的‘风’……”余秋里的右臂在半空中有力地一挥，像在指挥当年大庆石油会战的千军万马。康世恩看着老战友精神依旧的豪情，心头异常欣慰。“那我就去通知敬文他们了。”他说。
1977年11月，来自石油部和大庆、辽河、华北、胜利、长庆、新疆、玉门、江汉和四川油田及海洋石油系统的17名代表团成员汇集北京民族饭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培训。那个时候出国成员一般都要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学习培训，主要是纪律教育。当然秦文彩他们的这次出访美国，与其他出国代表团还不一样，石油看起来是工业产品，石油代表团看起来也仅是个经济业务代表团，然而美国人“热情有加”的真实意图与我们政府派代表团的目的是很不一样，甚至有些针锋相对。于是中央格外重视“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的全部活动，甚至包括代表团的衣食住行。
时至12月下旬，一切准备齐全。秦文彩约了秦峰、李敬、姬永兴和邓礼让、姚福林等代表团中的几位在1952年一起转业到石油战线的“石油师”老战友，想出国前撮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谁知涮羊肉也吃了，定做的中山装也试穿了几回，上面却突然通知说出访时间推迟了，要到元旦后的1978年1月5日才出发。
“美国人要过圣诞节，现在去了没人管我们！”上面来话说明的理由就这个。
“什么叫圣诞节？”老石油师的几位“老土”问秦文彩。
秦文彩说：“我也是刚刚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圣诞节就是西方洋人们过的‘春节’。”
“哈哈，洋人们也过春节呀！这倒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大伙这才没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