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进入清华，一直住在新南院，与他的同窗好友、稍后来到清华任职的潘光旦毗邻。清华园环境甚为幽静，极适宜家居读书，这是闻一多自美国归来后最为安定舒畅的一段时光。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通；助教安文倬、余冠英。这个教员队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后。闻一多作为新聘教授，首次与陈寅恪、刘文典等两位国学大师同台共事，但二者似乎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联大上演了闻一多狠下心来扫荡刘文典的悲壮剧目。
闻一多在清华园正式登台亮相后，主要讲授大一国文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等课程，这对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压力，且在此前学术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流言浮动。正是这种压力，促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代就决定弃诗歌创作而下苦功埋头做学术研究。历经数载辛劳，终于苦尽甘来，获取的成果使闻氏自我感觉“很有发展的希望”。由于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每月340块大洋优厚的薪水，闻一多渐渐从最初的压力与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生最为洒脱豪迈的黄金时期。听过课的清华学生冯夷有一段文字极其入神地描述了闻氏讲授《楚辞》的情形：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做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处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对于闻一多的精神状态与拿捏的名士派头，梁实秋曾感叹道：“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此时的闻一多已完全摆脱了青岛大学的阴影与不快，真真实实地过起了无忧无虑、舒适宁静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的影响，闻一多对乌龟壳上的文字渐渐发生了兴趣，并开始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几篇契文疏证的文章。此时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规模出现，中外学界为之震动，殷墟成为学界人士最为瞩目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股学术风潮涌动鼓荡中，闻一多经不住诱惑，于1937年春携陈梦家来到安阳，亲赴殷墟发掘现场探访考察。此时正是抗战前殷墟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闻一多与陈梦家师徒二人面对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宝库金山，在发掘工地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残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时的闻一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首次踏入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也是最后一次与四千年前的王城诀别。此次离去，再也没有机会与这座历史烟尘笼罩下的故国都城相会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华北变色，处在清华园中的闻一多无法再“痛饮酒，熟读离骚”，他不得不以复杂的心境作别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华园新南院，随师生踏上流亡之路。
当时正逢暑假，妻子于此前已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与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佣赵妈继续在清华园居住。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夜，意外地与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于1934年青岛大学毕业，很快受聘为山东临清中学国文教员，其间因《烙印》、《罪恶的黑手》诗集问世，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青年诗人。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机来到北平走亲访友，其间自然要到清华园拜访他的恩师闻一多。据臧氏回忆说：“闻先生见到我，有点意外，惊喜之情可以相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亲切地谈起来了。谈到梦家的近况，谈他的研究工作，谈他为什么不写诗了，有几句话使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
久别重逢的师徒二人相会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闻一多决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作其他的打算。此时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于7月19日悄悄回返山东临清。想不到在前门火车站，又与闻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说法，匆忙混乱中，只见闻一多“带两个大孩子，挤不上车去。一个搬运夫（红帽子）用全力，极为紧张地帮闻先生一家挤进了车厢，闻先生把五块一张的钞票交到这个苦力的手里，我看见这情况，十分感动。这只手，代表一颗心啊”。在车里稍作安顿之后，臧克家问道：“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听罢，“哦”了一声，而后叹口气面色沉重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闻、臧师徒与几个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后沿津浦路南下。车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别，师徒二人相互道着“珍重”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汽笛响起，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开动，闻一多继续南下，臧克家回到了临清中学。两个月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石友三部退到临清，位于鲁西北的这座古城四处游荡着溃退的残兵败将，凶悍的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一时人心惶惶，争相收拾行李家器夺城而出，向南逃命。临清中学不得不宣布停课放假，师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带走的书籍什物，分别包装，存放在一个学生家中，而特别宝贵的两件东西则随身携带。一件是在北平清华园拜访时，闻一多亲自签名赠送的一本《死水》诗集；另一件是祖传的“六臣本”《文选》。仓皇之际，学生们一批又一批前来辞别，师生相见，面色沉郁，相对无言。许多年后，臧克家记下了这个令人痛心悲伤的离别场面：“有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女孩子，我给她起名‘逸君’的，低着头，在一张纸上写着：‘克师，永别了！’忽然又抬起头来，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写下了‘真的永别了吗’这六个大字……我们从聊城，步行到济南，过黄河的时候，正值夕阳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绪万端，感慨不已。黄河啊，几时再渡船过你北上啊？”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臧克家自济南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创作出版了《我的诗生活》等诗作。而闻一多则由湖北老家别妇离雏只身一人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未久又与300余名师生一道徒步经湘黔之境来到云南蒙自与昆明西南联大。与他共同前往蒙自与昆明的，还有另一位弟子——陈梦家。
陈梦家随闻一多辞别青岛大学来到北平，未做闻的助手，而是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当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对古文字学发生了兴趣。为了这一兴趣，他决定继续求学，力争在这门专业上有所造诣。一年之后，陈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芜湖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段时间，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注，陈梦家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有两首气势磅礴，充满血性与爱国激情的长诗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在《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这首长达八百余行的长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诗的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弘气魂，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其时，无论是诗的风格、深度壮阔与情调都与新月派那轻歌曼语、风花雪月大相径庭了。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正是陈梦家由一个纯粹的新月派诗人向一个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史研究专家、学者过渡的象征。
1934年，陈梦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学，攻读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开始正式由一个诗人向学者的蜕变。1936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也就在这一时期，陈梦家从历年所创作的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诗存》，算是对此前写诗成就的一个了结，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自此之后告别诗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之中，向着学术的高峰奋力攀进。正如他1956年在《尚书通论·序》中所说：“我于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对于这一转变，作为老师的闻一多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认为这才是一个有才华和志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励。陈梦家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明，闻一多在激赏之余，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则认为：“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
梁实秋所言闻、陈二人彼此影响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由诗人而学者，且研究范围不断向历史纵深拓展，他于1943年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过“我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从陈梦家由诗人而学者，以及作为学者三十年的治学路数看，基本上与他的业师闻一多一脉相承，所研究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也颇为相同，如二人同时对甲骨、金文的兴趣，对神话研究的兴趣等，可谓神交日甚，气味相投。也只有这种共同的情趣与志向，才能彼此影响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自青岛大学转入清华后，闻一多的政治热情渐渐消失，专心痴迷于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渐渐为儒林所重，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能跻身赫赫有名的清华中文系，并占居仅有的五个教授席位之一，且能得到学校当局与学生双方的认可本身就是明证。而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十几篇学术论文，除《令彝新释》、《禺邗王壶考释》和几篇说解单字者外，大多数是根据甲骨、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其中《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颇受学界好评。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进行古代地理的研究，并有《商代地理小记》与《隹夷考》等名篇问世。像当年的诗作甫一问世就照亮了整个诗坛一样，这一连串浸润着陈梦家非凡才华与深厚功力、面貌一新的研究成果，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陈梦家由此声名鹊起。
卢沟桥事变之后，陈梦家经闻一多推荐，由朱自清报梅贻琦同意，作为清华聘请人员离开北平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国文教员。关于这段经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为感谢！”信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对陈梦家已有所了解并有器重之意，再加上“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的光辉前景，梅贻琦较为痛快地批复自在意料之中。可以说，这封信，是陈梦家人生和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陈梦家携夫人赵萝蕤到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迁云南，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与闻一多成为朝夕相处的师生加同事。至此，闻氏在授学生涯中遭遇并喜爱的左右两“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与日后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经注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二人在事业的追求与前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清华园相会，闻对臧说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作得好！”臧氏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这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而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了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氏喜爱的另一“家”陈氏。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继诗人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世所公认的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创作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如《老马》等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当然，人的天才、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至深、巨大的，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就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流落到重庆的臧克家曾给闻一多几次写信，欲往昆明求得一个小小教职而不得的又一缘由。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据同在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钱穆这段回忆，接下来主要叙述陈梦家在蒙自热情促成其撰写后来影响巨大的《国史大纲》一事，并对书成后没有提及陈梦家之贡献表示歉意。“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陈梦家除了以诗成名，钻研乌龟壳上古文字被时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赵萝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争相与之游外，其“觅屋安家”的能耐，也颇受同行特别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儒生们所推崇。其中，闻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于陈梦家这一特殊的本领。1938年6月22日，闻一多给他在家乡的夫人高孝贞写信说：“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经星期三了，还不见信来，不知是什么道理。究竟如何决定，来或不来，我好准备房子。陈梦家住的房很宽绰，他愿分一半给我，但有一条件，他的嫂嫂现住香港，也有来意，如果来，就得让给他嫂嫂住了。所以万一他嫂嫂要来，我就得另找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须在来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过来，所以你非早点让我知道不可。”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商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笔大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来，我也愿你们来，与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积蓄，能不吃苦岂不更好？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信中闪烁着真情的家常话，除透出云南觅房租屋的困难和闻、陈师生的情谊，也预示着闻一多穷苦愁困生活自此开始了。
当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的师生来到昆明时，日军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已展大规模轰炸，闻夫人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赵妈，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一路艰难向昆明奔来。闻一多来昆明后的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因得陈梦家相助，总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房子七间，在楼上，连电灯，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东借家具。这条件在昆明不算贵，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时再交，厨房在楼下。地点买菜最方便，但离学校稍远，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学。”又说：“房东是中医，开着很大的药铺，其亲戚徐君当教员，我认识，是游先生的好友。”
闻一多说的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寿巷3号姚宅，姚家世代行医，且医术医德皆为人称道，故挣下了一份大家业。闻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后院仍为姚家人居住（南按：后被田汉一家租住）。闻一多在信中还专门画了一幅平面示意图，为两层木构楼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皆宽敞豁亮。院内有一大天井，约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葱茏，蝶飞虫鸣，令人神怡，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闻一多妻子儿女到来后，一家八口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其弟闻家驷被聘为联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楼上另一厢房，整个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房东姚家乃知书达理的大家主，对读书人格外尊敬，并与联大、云大许多教授如唐兰、罗庸、刘文典、沈从文、胡小石等过从甚密，教授们患病，也多找姚家医治。闻一多不时与主人作些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又同在昆华附小读书，因而关系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婆婆虐待过甚，吃过不少苦头，或者年轻时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终于由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开始有些变态地把当年的仇恨一股脑地转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两头便来上一顿花样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对横空飞来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下乱滚，发出声声鬼哭狼嚎般凄厉的惨叫。每当此时，在楼上伏首做研究的闻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楼来加以劝阻，回到楼上时，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时间一长，下楼阻止老太太的撒泼耍横，就成了闻一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习以为常的事务。
据说陈梦家来昆明后，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讲师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后任云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其找房，徐与姚家是亲戚，知道姚氏家大业大，便向其求援。国难当头，颇识大体的姚家主人便腾出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后来随着昆明遭到轰炸，闻家离开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几经搬迁折腾，但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学校南迁之后，闻一多仍然延续了清华园五年的一贯作风，除上讲堂便回到舍内闭门读书研究，常足不出户，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对于当时国民党及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的全国抗战仍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交谈国际国内局势，在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就在这年6月，清华大学召开迁昆后第十五次教授会，议决聘请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当时的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力荐下，陈梦家与许维通两位教员挤入副教授席位。这是闻氏对弟子的关照，也是陈梦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努力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想不到四年之后，闻、陈二人便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叙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