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晨7时，中井良太郎106师团2千余人向会埠万保邦184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重庆、桂林、长沙同时接到这一份电报时，阅报的人都说了声：“开始了。”
会埠地处江西境内。这场会战从这个紧靠湖南省界的小镇揭开序幕。
日军攻占南昌的106、101师团，与反攻南昌未成的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将军所辖各部，在对峙了整整5个月之后重又厮杀起来。
这是冈村宁次“湘赣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步，即首先在赣发起攻击，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为紧接着进行的湘北方面攻势准备条件。日军在赣北兵分两路，分别攻向高安和修水，中国军队第1和第19集团军部队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在丘陵与丛林中展开。
罗卓英得到前线的电话报告时，甚至连应有的最初一刻的紧张都没有，不看地图，全在心里。
他下达命令时声音很平静。记录命令的机要参谋感觉罗总的语气与命令内容太不相吻合。
“着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守阵地由各部自行夺回，为敌突破防区累及作战全局者，杀无赦！”
口述完毕，他叫来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什么事都不要办，你就给我盯住高安。”
高安是中国军队占据的距南昌最近的城镇，因而成为日军倾全力要拔掉的钉子。1939年9月15日，日军突破宋肯堂32军部队在高安周围的几个前进阵地，由东、西、北三面向高安推过来，32军下辖的李兆瑛139师与唐永良141师官兵们冒着日军飞机和火炮的猛烈轰炸，在越来越残破的工事中顽强坚守。
一批批伤员和烈士被抬下阵地，日军也成片倒在阵地前沿。军长宋肯堂双眉紧锁，正打算将部队撤出高安，避一避敌锋。深夜时19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杨秀琪奉命前来督战，并带来罗卓英的命令：坚守高安，决不能撤离。
9月16日，日军发疯似的连续组织强攻，守军前沿阵地被炸成一片废墟。官兵们在废墟中坚持到黄昏时，各部队伤亡均已过半。
入夜，宋肯堂与杨秀琪愁颜相对。宋请杨转告罗总指挥，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攻打敌侧翼，就很难再坚持到明天晚上了，建议还是先撤出来再说。杨连夜将战况和宋的意见电报罗卓英，但直至17日中午，仍未见回复。
杨秀琪回忆说，17日下午，天下小雨，他随收容队到路口，见从前沿至高安城南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人流不断，一路上许多重伤兵被抬下来，轻伤兵自己走着下来，抬担架的士兵说有许多枪丢在阵地上没人管，军法处的人说逃兵不少。过去作战统计时有“失踪”一栏，那其中大部分是逃兵。
18日，从拂晓开始打，日本飞机把高安城炸成一片平地，步兵也攻得特别猛。中午，宋肯堂下令部队撤出城里，在城南附近占领了几座山坡。
高安遂陷于敌寇手中。
晚上，军作战科科长季某对杨秀琪说，接到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战区长官薛岳的命令，32军立即组织反攻高安，并说将“王牌军”也调上来了。“王牌军”指王耀武74军，这是九战区的总预备队。杨的勤务兵打水路过宋肯堂的屋子，听宋说：“让打就打么，最多把人打光了。”
当晚，宋肯堂军长下到唐永良139师督战，由南向北攻，141师与74军李天霞51师、施中诚57师分头向两侧包抄，对高安城内和周围之敌形成包围之势。
“51师的代号叫‘前茅’。这真是一支厉害的部队，当晚一阵猛冲就克复了村前街，紧接着构筑工事，稳定了阵地。”杨秀琪说。
当时51师3团4连班长，在高安战斗中大腿被打穿的刘奇槐老人回忆说：
“那时候年轻，就记着一句话，是老兵传下来的：怕死的先死，不怕死的后死。头几仗，咬着牙硬着头皮冲。后来胆大了，打起仗来就灵活了，头脑冷静，眼疾手快。一次刚打完一场遭遇战，连长当胸给我一拳，说：‘好小子，会打仗了！’就当了班长。战场上，子弹不认你怕死不怕死，那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人，往往能为我军在战斗中抢到主动权，但同时又首当其冲，伤亡最大。
“打高安第三天，伤票上写的是民国二十八（公元1939年）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攻进城与小鬼子打巷战，打乱了。原来我紧跟着副连长，跟丢了，谁也找不着谁，就看谁眼睛快了。看着前边，左右，房顶，还怕躺在地上的是装死的敌人再爬起来打枪，真恨不能多长几只眼。我击毙了一个身子探出一截断墙的鬼子，认为那截断墙能成为隐蔽观察射击的落脚点，便朝那里冲过去。眼看离那个死鬼子越来越近了，忽然大腿像被什么捅了一下，又跑了几步才晓得是受伤了，一见血就站不住了。子弹是斜着打过来的，事后想，可能是自己人误伤，因为我是冲在前面的，两边已经没有鬼子了。当时可不敢这么说，认起真来误伤不算战伤。
“我被担架兵抬到救治所，救治所设在一个谷姓的祠堂里。挨着担架的是32军的一个河南兵，他是小腿贯通伤，倒挺开朗，自来熟。他见面就说我们74军能打是因为钢盔是特制的，全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买来的，子弹打不穿，打上滴溜溜在头上转。我说那好，下次打仗咱俩换换。
“受了伤就怕落下残废，死倒不怕，早死早投生。躺在担架上还有心思说笑，那时候真是年轻。
“后来遇上了和我先后负伤的连里的一个姓党的排长，他说那个河南兵转到后方医院后得了坏疽，锯了腿，几天后还是死了……”
据战史记载：9月22日拂晓，在74军配合下，32军“139、141两师猛攻高安城，因城垣已被该部在撤出前炸毁，日军无法固守，开始退却”。
在早8时，克复全城，“乘胜向北追击。141师一部进抵黄坡桥”。又于次日收复位于高安东北的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开战前之阵地”。
9月18日，这是一个日本人喜欢选来出征的日子。
拂晓，日军第6、第33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配属他们的炮兵、装甲兵、工兵、航空兵、海军部队，在各自的出发地域，按照冈村宁次规定的时分，举行默祷仪式。
5万多名日军官兵面朝东方站立，双手暂时松开武器，在胸前合十，透过中国上空洒着小雨的浓浓乌云，目光凝视着想象之中从红色的海水中升起的太阳。
默祷毕，所有的手又抓紧武器。正在第6师团视察并组织进攻的冈村宁次上将以一个很凶悍的动作抽出指挥刀，用岛国的语言向他的同胞发出一个短促有力的声音。接着，几万双军用皮靴齐声踏响了这方距离默祷中出现的那群海岛很遥远的土地。
湘北方向的进攻开始了。
在冈村宁次的军用地图上，沿新墙河一线并排标着三支粗大的红色箭头，如三支利箭直逼南岸，星星点点地洒在河北岸几处制高点的中国守军前进阵地，如同大潮来临之前的几粒小石子。在这些小石子中，首当其冲的是离河岸向北深入较远的张耀明第52军覃异之195师的比家山阵地。在冈村宁次的地图上，这个呈椭圆形、双峰驼状的中国军阵地没有标出守军番号和指挥员姓名。也许是因为在一次巨大的冲击面前，它显得太渺小了。
覃异之回忆说：
“敌人19日突破河北岸左翼宋家湾阵地，20日凌晨起，从北面和西面向比家山史恩华营发起攻击。除了火炮，还使用了飞机反复轰炸。这个营在我们师最靠前，我的注意力一直在这里。
“195师是1938年底岳阳失守之后52军新增编的部队，底子是河南保安队，军事素质很差。我由军参谋长调去任师长，上来就狠抓军事训练。
“先训连长，再训排长，最后是班长。射击、刺杀、投弹三项技术，人人过关，过不了关的就撤职。这是打鬼子，战场上个人阵亡事小，完不成作战任务，谁来负责？
“史恩华是我在25师时的老部下，黄埔8期毕业当排长。他为人正直、作战勇敢，连长、营长都是我提的。史恩华有个哥哥史恩荣，黄埔7期，也在我的部队，战死在台儿庄。
“军长张耀明说过，比家山阵地守3天就算完成任务，争取多守几天，挫敌锐气，在敌人没过河前就大量消耗他们，这样后边的仗就好打了。
“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睡觉。史恩华带的是一个加强营，500余兵力，这一次打得真是太苦了。到第二天工事就基本上被炸弹掀光了，到第三天的时候，全营伤亡过半，这天是9月22日。
“黄昏时候，能见度好，我到河边的一个高地用望远镜隔着河看。炮弹在那座山上翻出一片一片的黄土，工事残破不堪。参谋长说，比家山右翼的友军阵地也失守了。
“我给史恩华打电话说：‘你已经坚守了三天三夜，达到了军部的要求，部队现在伤亡很大，又是三面受敌，如果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就向后撤。’史恩华只说了一句话：‘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
“第二天拂晓起，比家山炮声密集，作战科长报告有十几辆坦克配合步兵进攻。我打电话找史恩华，传令兵说营长在前沿，我问还有多少兵力，传令兵竟哭起来。我让他马上传达我的命令：火速撤回南岸，不得有误！
“史恩华和哥哥史恩荣都是我的下级，恩荣牺牲后他父亲曾来过部队，老人家流着泪握着我的手说：恩荣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恩华的家庭比较富裕，父亲读过书，深明大义。
“下午3点左右，我又打电话，终于找到史恩华。我发了火，大喊着问他为什么不撤，史恩华说：‘师长，不是不撤，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撤不走了。’
“我命令他立即组织现有兵力突围，我调炮兵压制敌人并派兵在南岸做接应。史恩华半天没有回答，最后说：‘师长，我们来生再见吧！’
“一个加强营，500多兵力，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士兵。一支整整齐齐的队伍……
“打完仗以后，日本兵让老百姓去山上收尸，附近的村子老老少少去了上千人，都想看一眼这些打了4天的中国兵。到了山上，老百姓全都跪在地下，满山遍野，碎尸遍地，没有一具可以完整收拾的，百姓们无不放声大哭。”
这是在很久很久之后的一个秋天，香山枫叶在第一场严霜后燃起遍山红霞的时候，在窗外的长安街如一条五彩的河流，奔涌着90年代中国都市的生活。木樨地一座高层建筑中，覃异之对两名年轻军人讲述过去。
我们面前这株苍劲的生命之树，已有88道年轮，他讲述的故事，恍如发生在昨天。
9月22日深夜，暗淡的月光下，湘江在默默流淌。在江波轻拂岸滩的水声中，隐隐地有马达声响。这时的江面上，隐约可见有舰船在航行，不是几艘，而是一支庞大的船队！
日军攻击阵容的右翼，是藤田进第3师团所辖的上村干男少将的第5旅团。这支拥有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两个工兵联队和两个辎重中队的队伍执行的作战任务是：“正面进攻作战开始后，溯湘江至湘阴县营田登陆，向汨罗江以南大娘桥、新开市、青山寺、麻林市一带迂回，切断华军退路，策应第6师团、第33师团、第26旅团攻向长沙以北地区。”
60年代初，一部分被特赦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到各自的家乡。其中有些人按照在服刑期间商定的一个计划，在生活和工作有了着落之后，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日本归还者联络会”的民间组织。“归还者”特指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出国作战，战败后回国的原日军官兵。这个组织广泛联络参战老兵，规模扩大后又在国内各地设立分会。该组织的宗旨是反省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呼吁日本永远不要再卷入战争。
在“日本归还者联络会”之后，日本国内又出现了几个民间组织，它们从日本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研究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危害，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其中有影响的，有专门研究旅日华工受害问题、帮助受害者亲属索赔提供证据材料的“日本强制连行思考会”；有专门研究731细菌部队进行细菌试验造成人员死亡的“日本人骨问题研明会”；有就日本教科书不承认日本侵略罪行而诉诸法律，认为日本负有侵略罪责的“日本教科书诉讼委员会”。
这些组织为教育国民不忘战争灾难，使日本永走和平之路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同时，他们收集出版的一些当年参加战争的人所写的反映战争残酷性的回忆文章，也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可以看到当年战争中另一种内心世界的窗口。这其中，反映湖南战场作战的回忆虽很少，却令人感受到另一种震撼。这是战争的组成部分。
营田登陆在冈村宁次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占重要地位。这是日军从中国守军防线左翼插过来的重重一刀，这一刀要切断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守军南退之路，同时向守军侧背给予致命一刺。执行这一作战任务的日军中有人名叫吉田有仁，70年代家住大阪东区谷丁3丁目，原第5旅团步兵第7大队5中队一等兵。他回忆道：
“那时正是中秋节之前的几天，我们去执行‘湘赣作战’任务。在一天深夜，部队集合，在岳阳附近登上海军的快艇。记得执行任务的有我们旅团加配属部队一共3千多人，快艇在江上排了长长一列，我乘的那艘好像是排在前面。
“快艇不开灯也不鸣汽笛，是为了隐蔽意图。我们沿湘江朝上游走，那天天上有一轮不太圆的暗红色的月亮，水面有不亮的反光，其他的船和陆地都是黑色的。
“我们紧挨着坐在舱内或甲板上，枪靠着肩，不许讲话，只听见船机的隆隆声和轻轻的水声。
“大约在午夜一两点钟，青田小队长轻声喊：‘进入作战区域。’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枪拿在手中，盯着黑乎乎的岸边。
“天亮前两小时左右，终于到达登陆地点。在我们下艇时，不远处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中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前面的艇上响起了机枪，我们在小队长的催促下跳下快艇，趟着没膝深的水跑步离开岸边。中队长命令几个小队摆开战斗队形，占领向我们攻击的那个山头，掩护后面的快艇靠岸。
“攻击开始后，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子弹在我们头顶和身边呼啸，不多时，敌人的平射炮朝着船队猛烈射击。我回头时借着爆炸的火光，看见我们乘的那艘快艇和挨着的一艘被击中，正在下沉，还有几艘没有靠岸的被击中，那些艇上的人一定伤亡不小。
“因为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进展很慢。天黑着，目标不清楚，前面不断传来‘跟上’、‘跟上’的口令。在黑暗中前进，脚下高低不平，时常摔跤，无法走快。
“按计划，我们大队在营田与雄山嘴之间的土星港登陆，登陆之后应立即赶去占领营田南侧一个叫六姓山的地方，作为立脚点，再向东南方向切入主战场。登陆后立即发生战斗，大家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沿江边有许多地方都向江边开枪开炮，使我们攻占那个山头的意图失去意义。当我和另一名士兵抬着一个伤员到中队的包扎点时，看见几名军官打着电筒看地图，大概也没有确定所在位置和攻击方向。不多时传来口令，原地隐蔽。
“天蒙蒙亮时，我军的飞机来轰炸敌军阵地，七八架飞机向控制江岸的几个高地投弹、扫射。到天完全亮了时，我们接到命令，攻克一座村庄。小队长命我们以战斗队形向前运动。
“这座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村庄位于离江岸不远的一处山坡上，村前有一道简易战壕。我们冲到战壕附近，投了几颗手榴弹后跳入战壕，我的脚软软地踩到一具敌兵的尸体。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见那人头部并列两个弹洞，是机枪打的。
“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战斗，但仍然很害怕，每次作战前都在内心祈祷，许一个不大的愿，这次作战我的心愿是能活着过上中秋节。
“上午9点左右，又有几个大队在营田附近的另一个渡口登陆，并很快与我部会合。我们大队占领了那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后，转向攻击营田镇。中午12点左右，我们攻到了镇外一公里的地方，在一条没有水的沟渠里吃饭，我听中队长说，中队阵亡和负伤各十几人。
“饭后，我们参加了对营田镇的最后攻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按战术要求，三四人一组，交替掩护，逐次跃进。敌人火力相当猛烈，我们只好在飞机到来轰炸时抓紧时间冲到前面的有利地势，飞机一走马上隐蔽起来，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推。
“下午4点，我们攻进被炸得破烂不堪的营田街市，与敌人展开了街巷的争夺。我的战斗小组一共有四个人，进入街区前小山君不幸阵亡，攻进街区之后三个人挨得很近。冲进镇西北角的一座小庙时，我们三人中的一人，我的好朋友仓田腹部中弹，扑倒在地上。
“我急忙卧倒，拿出绷带来给他包扎。他表情很痛苦，肺里憋着一口气，脸憋得通红。我用力扒开他捂着肚子的手，血一下涌出来，我赶忙将纱棉塞了进去，大喊：‘卫生兵，卫生兵！’
“仓田是我中学时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我们是在校棒球队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女人，总是在很美地微笑。有时我们课后练球时间长了，她就拿来水和吃的东西，在球场边等，直到练球结束时，请同学们一同分享。
“卫生兵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仓田也流泪了，想说什么，但不敢喘气，憋得他十分难受。我抱起他往回撤，跑了几步，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我的头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中队长三木正在重重地打我的脸，我感觉嘴里咸咸的。
“我爬起来上下摸了一遍，并没有受伤，才知道刚才是震昏了。中队长见我醒了，拍拍我的肩膀，把枪递给我。我看见人们都直着身子走路，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了。我问中队长：‘仓田君呢？’他说：‘尽忠了。’
“不远处一块平地上并排放着三十多具等待运走的尸体，我一个个辨认，找到了仓田。他不再蜷着身子，而是很舒展地平躺着。他面色蜡黄，手臂又被炸没了一节，腹部的血将军装全浸透了。
“我跪在他身边，眼泪擦不干。脑子里总在这样想：我也不能活着，就因为回国后无法面对那个非常善良的、总是很美地微笑着的女人，我也不能活着。
“我们的队伍向东南前进，队列中少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我在队伍翻过一座山之前回头望了一眼。营田，湘江东岸的一个小镇……”
据战史记载：“9月23日晨，日军奈良支队于杨林街、第6师团于新墙以西七步塘附近强渡新墙河（水浅可徒涉），其上村支队一部，依其海军舰艇支援，于中国军阵地左侧鹿角及九马嘴等处强袭登陆。经中国军第2师、第195师各对当面之敌奋勇阻击。此际日军更以小艇百余艘搭载上村支队主力，依其舰炮及航空火力支援，经荷叶湖及古湖，迂回至汨罗江口以南，分向营田、土星港、堆工嘴等处登陆，兵力约1500人。中国军第95师立即反击。10时许，日军更增援向营田以南青山、严家山、六姓山一带登陆。各该地中国军反击无效，日军遂攻占营田、千秋坪之线。”
日军继新墙河得手后，又在营田登陆成功，冈村宁次按既定部署，将部队推向湘北第二条防线——汨罗江。
汨罗江位于岳阳至长沙中间偏北，是中国军可资利用的天然屏障。隶属于15集团军的陈沛37军以梁仲江60师和罗奇95师在沿江南岸布防。因新墙河一线防守被突破后长沙一带形势紧张，部署防务需要时间，因此薛岳下死令不得将汨罗江防线放弃。37军两万余官兵昼夜加固工事，心情沉重地等待战火燃到面前。
37军60师3团1营2连驻守新市已经整整3个月了。自从9月18日新墙河战役打响，这个汨罗江边小镇的神经便被绷得紧紧的。
后来脚部负伤落下残疾的杨佩尧那时是入伍一年的新兵。他认为还是打仗好，平时不论是训练还是修工事，都是又苦又累，伙食还差，打起仗来免去辛苦，伙食还天天改善。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自他当兵以来连队还没有打过真正意义上的仗，只是待命或守着一个敌人没有出现的阵地。
这天是旧历八月十三，杨佩尧和全团弟兄一起照例在码头一侧的阵地上待命。新墙河防线坚守了五天五夜，自前天起，一线防御阵地的部队已经陆续向南撤退。
新市是东至西和南至北两条公路的交会点，是新墙河南撤的重要通道，又是37军所辖的60师和95师的结合部。军长陈沛多次亲临检查防务，生怕出了漏子。有一天杨佩尧他们营正在加厚工事被覆层，军长和他们师长梁仲江一行人从身边走过去，杨佩尧听见军长厉声对师长说：“没有什么话说，就地枪毙！”
长官们走过去后，杨佩尧问班里一位40多岁的老兵：“赵叔，不知道钧座这么凶，是要毙谁哩？”
老赵说：“只要一开仗，总要死人的，有人死在鬼子手里，有人死在当官的手里，当兵的就是这命。”
上午10点左右，接到团部命令：今天可能有战斗，一线部队中午前基本能撤完，日军很快会跟上来，各阵地要严加注意北岸情况，午饭不许换班吃，一律送到阵地上。
杨佩尧站在工事外面张望。汨罗江水面在这里宽约600米，一座能过汽车的军用浮桥接通南北公路，上南岸不远便是新市镇，公路从镇西通过，向南直通长沙。以镇子为界，东边是60师防地，西边是95师防地，杨佩尧的营正处在全师最靠边，紧挨新市镇的位置。
接防后他听说汨罗江南岸工事修了足足一年，钢筋混凝土地堡群落将一座座工事连为一体，听说攻打新墙河一线时日军大量使用火炮和飞机轰炸，军长命令各阵地再次加厚被覆层。要达到能抗住数发炮弹直接命中的标准。
中午11点30分，连部电话通知到伙房领饭，杨佩尧和另一名新兵钻出工事时，看见浮桥上又开过一支部队。
这些弟兄打得好惨。身上脸上全是泥土烟灰，举在队伍前头的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撕破了一块，脏兮兮的像片破布。担架兵运输队抬下一长串伤员和遗体，他看见有一个伤员直挺挺地坐在担架上，上身和头都扎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大瞪着朝他这边看。
队伍过了近一个钟头，吃完午饭去伙房送盆时，杨佩尧看见两辆收容车，满满地装着物资和掉队的兵，晃晃悠悠地开过浮桥。收容车后面不远，是一些三五成群、携儿带女的难民。自从接防起，杨佩尧每天都看见这条重要的南北通道上有难民朝南走。
这时班长吼了一声他的名字，吓得他赶紧钻进工事里。连长传下话来，日军尾随79军南进，马上就要到汨罗江了。班长话音未落，就听很近的地方“嗒嗒嗒”地响起机枪声。
杨佩尧头“嗡”的一声，这是他参军后第一次实战，虽然战前动员会上胸脯拍得啪啪响，可枪真响起来还是紧张得想尿裤子。他一头扎到自己的战斗位置，他的任务是给机枪手老兵老赵换子弹盘。他从射击孔向外看时，一幅与射击孔同样大小的立体动态图画就从此印在脑子里了。
只见一个穿蓝长衫、戴眼镜、乡村教书先生模样的瘦小男人手提一挺轻机枪，边射击边向前冲，他身后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从浮桥中央向北跑。另外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也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抱出机枪边打边冲，跟在他们身边的或妇女或老头、老太婆，这些人有的抱头卧倒在桥板上，有的往回跑，有的竟跳下江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突然得连这些专门在此等候的士兵们都来不及反应。有两个肯定是化了装的日军冲向离浮桥最近的一座半地下永久性工事，他们边射击边围着工事转了一圈，大概是没有找到入口进去。其中一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一颗小手雷，用牙拔去保险销，从射击孔塞了进去，接着便感到空气无声地震动了一下，这两个日军便又扑向另一座工事。
南岸上几个还没有进工事的中国士兵傻了似的还站在那里，仿佛眼前这事跟他们毫无关系似的看起热闹来。日军的机枪在这一瞬间也真的拿他们当了外人，不理他们，专打桥头附近的几个地堡。
这时一个士兵从地堡工事中大叫着冲出来，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端机枪的日军冲了上去。日军调转枪口时他已冲到面前，在中弹倒地之前坚持着刺了一刀，但被日军闪了过去，叫声立即断了。
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十几名化装为中国逃难百姓的日军敢死队呼啦啦地朝浮桥南边猛跑，我军的机枪终于响了，日军一个个栽倒在桥上，没有中弹的仍然飞奔过来。
杨佩尧的机枪也响起来了，他眼见身经百战的老兵老赵一头冷汗，打枪时眯着眼、咬着牙，嘴使劲向后咧，样子很可怕。他俩人用机枪封锁桥面，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杨佩尧仍然听见不知是谁在大叫：“快炸桥！妈个巴子，快炸桥！”
杨佩尧说他总感觉工事出口不知什么时候会冲进来一个日军，朝他们后背扫一下子，但这时桥头及整个沿江防线受到炮击。从第一声枪响到这时也就5分钟，对岸已经有土黄色的军装和刺眼的太阳旗在晃动了。
接下来就是飞机和火炮轮番密集轰炸。事后杨佩尧问老赵，鬼子敢死队有不少人已经冲过来了，那么就不怕炸着自己人？
老赵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不论是哪个国家，兵的命都不值钱。”
轰炸刚停，日军就在中国守军的视线中和绝对有效射程内一批一批地从浮桥、水中硬朝南岸冲，一批倒下，又一批冲上来，打不死似的，打不完似的。
工事中弹药不少，老赵说领了三个“基数”，杨佩尧总记不住一个“基数”是多少发。几个小时下来，地上洒满黄澄澄的铜质弹壳，这就是营长训话时说的“兵法云：‘渡半而击之’”了，杨佩尧想。
日本人的血染红了这条古今闻名的河，杨佩尧的钢筋混凝土工事也被炸开了一个口子。在那声致命的天上掉下的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中，另一名机枪手被震得七窍流血，昏死过去，被担架兵抬走了。老赵眼睛通红，鼻子滴血，在一次换子弹盘时对杨佩尧说：“这回可能躲不过去了，你可别忘了我。”又说：“记着，毙敌8名，军马1匹。”
黄昏，日军暂停进攻。工事里的人赶紧出来修复工事、加厚土层。连长走过来看了看炸开的口子，说你们真命大，这在全连算好的了。
班长问：“伤亡大吗？”
连长低头想了想，答非所问地说了句：“看上边让咋个打法了。”
连长走后不一会，派人通知各班去两个人，到连部领弹药和干粮，要准备打夜战。班长让杨佩尧领干粮，自己去背子弹。正分发着，又有话：
马上转移。
天将黑时，我方的迫击炮和小山炮朝对岸日军轰击，杨佩尧在队伍中回头望了一眼这又训练又演习又打仗的地方。工事修了1年多，在这里住了3个月，打了半天仗。
汨罗江南岸新市阵地，新兵杨佩尧进行了个人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战斗。没死没伤，与老兵老赵一起毙敌11名、军马两匹。顺便发现，老赵并没有平时吹的那么英雄——走在路上，杨佩尧暗自作了一个小结。
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日军尾随中国军队直到汨罗江北岸，9月25日，一部日军伪装成中国难民，在中方防军结合部的间隙偷渡汨罗江，窜至新市，配合主力渡河。日军飞机则整日分批对新市方面阵地轰炸。
日军攻下新市，在汨罗江南岸取得了阵地。26日，日军又以大量飞机掩护地面部队，向汨罗江南岸中方第二道防线阵地猛攻。
中国军队为了在时间、兵力和物资上消耗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激战竟日，迭次受挫，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至26日，双方军队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虽占领了一些城镇，但付出的人员和物资消耗很大。中国军队也伤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