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新闻封锁，红军基本上不为人所知。
于是，包括中国人在内，没有谁真正了解，红军代表什么？延安在从事什么？人们对延安的惟一认识，是从国民党的宣传报道中得知的。在人们心中，共产党是“共匪”、“赤匪”，延安是一个到处弥漫恐怖气氛的地方。
真相终究会被人报道出去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这个真相的人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
与其说斯诺是一名记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冒险家、旅游家才对。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要进入延安，就意味着冒险。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采取种种办法对红色管区进行了严密的交通封锁，禁止人们与“共匪”接触，要冲破国民党的交通封锁，没有一定智慧是绝无可能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仇恨，捏造了大量的所谓“暴行”，谁想尝试接近共产党，就随时有可能被扣上“通匪”的罪名，轻则逮捕入狱，重则抄斩全家。所以，一般的人是不敢去冒这个险的。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生性好奇，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周游全世界。大学毕业后，开始和朋友周游全世界。22岁那年，从日本来到中国，开始了记者生涯，在中国一住就是13年。这13年里，他对这个“天朝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对红军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目光感觉到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可能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于是，他决定前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和红色苏区探险。
虽然延安之行会有生命危险，但他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出于一名记者对职业的态度，下定决心要访问延安。正如他的妻子海伦·斯诺所说：“必须有个人去了解一下，可是没有别的人能够进行这样的旅行，也不会进行这样的旅行。”
1936年7月，斯诺和一名美国医生马海德冲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经过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北。斯诺的到来，引起了陕北的轰动，并受到了共产党高层领导真挚的欢迎。
斯诺被这种热烈而淳朴的气氛深深感动，甚至还有些受宠若惊。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山谷，我难以想象如此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
毛泽东非常相信这个有胆量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的美国记者，第二天，就在他的住处——炮楼山下的一孔窑洞里，接见了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客人。就是在这个窑洞里，毛泽东第一次敞开心扉，开始了他那举世闻名的谈话。他谈内政，谈外交，谈身世，谈最初参加革命的真实想法，甚至还谈了连自己的妻子贺子珍也不知道的事情。
毛泽东如此无话不谈，当然有他的考虑。他是要把想告诉世人的事情，交托给一个值得信赖的外国人，借斯诺的如椽之笔，向外部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运动。
斯诺非常欣赏毛泽东，在他眼中，毛泽东是一个有特殊领导才能的人。他有深刻的民族主义特色，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有林肯型的特点，工作坚决，勤奋，对知识如饥似渴，对下属随和，没有领导架子。总之，在他见到的领导人当中，毛泽东是罕见的一位。
正如其妻海伦·斯诺所说：“他现在发现了毛泽东，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民发现了这个人。这是真正的没发现的新大陆。他终于面对真正的中国，认识了中国。这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人民的天然领袖，是一位自己已经宣称要起这个作用的人。”
在以后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斯诺先后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在斯诺眼里，这些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朴素的衣著掩藏不了他们那种特有的胆量、气魄、执著，他感觉到，“他们是为事业英勇奋斗的战士，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四个月的采访，他发现，所有延安人质朴、温和、坚定，对革命充满了热情，这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真挚热烈的感情，对中国革命也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他很赞赏红色苏区充满勃勃生机而简朴的农村环境，它迥然不同于北平的没落的贵族生活，也不同于上海追逐名利的疯狂竞争。他感到，延安燃烧着一种热情，一种希望，一种向往。
完成这次西北之行的壮举后，斯诺悄悄回到北京，全神贯注于他那部举世惊人之作《西行漫记》的写作。借助于斯诺的手笔，一些鲜为人知的中国红军的英雄事迹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也都栩栩如生地被描绘了出来。《西行漫记》出版后，轰动了全世界。正如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高斯虽然认为斯诺亲共，但他相信“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应该引起领事馆的充分重视，也应引起美国大使馆的高度重视”。
对于斯诺著作的问世，南京方面显然有些惊慌，并很不客气地给这位外国人扣上一顶“说谎骗人”的帽子。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斯诺心平气和地进行了答辩：《西行漫记》“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完成《西行漫记》后，斯诺更加致力于宣传报道中国的革命事业，致力于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占人口1/4的国家的真相。他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并完成了《远东前线》、《为亚洲而战》、《红色中国杂记》、《光荣与枷锁》、《复始之旅》等有影响的作品。
斯诺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斯诺，才使除苏联以外的世界人民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国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西行漫记》发表后，一批又一批的人涌向红色中心延安，向全人类宣传中国革命事业。
延安之行对斯诺人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此，他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即使在50年代，美国国内反共最猖獗的时期，斯诺也没有停止对红色中国的正面报导。由于全面真实地报道中国共产党，他和家人在美国受到了迫害和诬蔑，但斯诺没有放弃他的事业。
1972年2月，斯诺在瑞士患了癌症。毛泽东听到消息后，深感悲痛，立即派斯诺的老战友马海德和中国医疗小组去护理他，直至他逝世。在斯诺病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黄华专程从纽约赶赴瑞士，守护在他的病床边。斯诺在弥留之际，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这是1936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