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由于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
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毛泽东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谈笑风生，用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首先，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
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那有不听之理。
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讲了游击战争。
他指出，游击战争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
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
他说，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
毛泽东指出，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水平。
1939年10月，党中央创立了一个专门的党报——《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完整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出发，指出中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其他各革命阶级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最接近的朋友。而最难处理的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携手北伐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结果使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所独得。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上又实行错误的“关门主义”政策，他们总要求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同盟者赶到敌人那边去，导致了同右倾投降主义相同的恶果。
毛泽东总结党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明确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民族压迫是最严重的，一定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又容易动摇变节。对此，无产阶级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其次，中国的买办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的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时，中国无产阶级有必要和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这样，无产阶级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在统一战线中，千万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自己的尾巴；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叛变革命的事实，必须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不联合，党不能前进，力量不能扩大，革命不能发展；不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会瓦解，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他人做嫁衣裳，革命会失败。斗争才能团结，无原则妥协退让会断送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第二个法宝是武装斗争。
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毛泽东非常赞同斯大林这一观点。
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大国，武装斗争是最好的、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18年来，共产党拿血换来的经验。同时，“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一思想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欧洲各国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即使是犯有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也认识到中国与欧洲不同，指出：“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
在1928年秋，毛泽东在众多武装起义经验的基础上，在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29年3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谈到“今后的出路问题”时，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联系起来，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这一理论尚未成熟。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完善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反映在《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
到起义和战争时，又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从社会条件、地理条件、时代条件方面肯定回答了农村能够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并且回答了如何包围、占领城市的问题。
他说：“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更完善，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第三大法宝。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这样的党，就必须使党员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最有效手段。
毛泽东生动形象指出三者的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并指出，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理解了全部的中国革命。
在小说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三件法宝，是洪荒远古时代的神话，反映了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毛泽东交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更是广大，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