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毛泽东是“无知的乡巴佬”。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这些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他曾多次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在陕北，在延安，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呢？
仅仅是193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毛泽东就引用过12本著作，开列如下：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错误》、《做什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1937年5月，他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寄了一本给好朋友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全书854页，毛泽东自己说读过10遍，写了3500多字的批注。自己读了不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
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有：
《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等等。
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从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当时正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读书情况，在《西行漫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在延安出版条件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当初在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由于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从总体，从世界观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发生的许多失误与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毛泽东自己努力学哲学外，还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在新哲学会成立那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在延安，虽然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读书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由此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许多生活日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
请看抗日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的描写：
“在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
从亲历者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爱书的程度：“过封锁线时，同志们为了轻装，把许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夹被、背包里却背过来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籍。”
这种读书时尚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党的成长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在1938年，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