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赤溪河大捷后，中央又派了董朗到红四军。
董朗，原名董嘉智，号仲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曾先后参加“火星社”、“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国民革命第四军 独立团在广东肇庆建立时，叶挺任团长，董朗任参谋。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董朗调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零团第一营营长。北伐军挥师武汉后，董朗升任七零团团长，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潮汕失败后，董朗与党代表颜昌颐收集余部，继续向海陆丰前进。10月6日与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7日下午实现了起义军与东江农民自卫军的胜利会师。经中共东江特委研究决定，将董朗领导的起义军与林道文、杨望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合并，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董朗兼第四团团长，党代表颜昌颐，中共东江特委成员王备为参谋长。1928年3月，广东军阀出动了三个师的兵力，由余汉谋、李振球、邓严华率领，分三路向海陆丰猛扑。董朗、叶镛等率领部队和农民 武装浴血迎战，苦战三昼夜之后，被迫撤出海丰、陆丰县城和平原主要市镇，退入海、陆、惠、紫4县交界的中峒山、碣古溪、潮面山、黄羌墟、杨梅水、炮仔墟一带山中，与敌周旋。1929年1月，董朗经香港转道去上海，适值中 共中央应贺龙的要求派部分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湘鄂西根据地，董朗即受命从上海秘密进入湘西。
董朗见到贺龙后，由于其所带介绍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红四军中无法洗译出内容，前敌委员会遂写信向党中央请示，谓信无法洗出，问中央对董 朗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
董朗也向中央报告自己的实际情况，其报告称：
我奉你们的命令，约经三月到达湘贺同志处，但是我的工作和任务，都未向我说明，你们的介绍信也未向我说明，现信无药水洗出来，兹将沿途经过列后。
一、在宜昌因交通不便，故暂留宜，住宿地点困难。
二、逸群同志来宜至沙市已失败了，被谭道源全师包围了，交通又不便，故未达目的，但所知如下：
1.退守分散政策与广东东江失败情形相似，恰合敌人封锁，使内部分割，最后施以白色恐怖，尤其是埋枪主义更不可靠。
2.无军事中心人材，军纪、党纪分别不清，形成一种涣散无政府状态。
3.CP与CY工作不清，有时在军队中可以把他的群众带去另树一帜，农会也可以在军队中，也有带去他的队伍，这些自由行动，我看在暴动的指挥上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4. 指挥官和党代表的工作权限不清，己成随时冲突之象。
5.他们是割据固守之势，没有多大 游击性质。
以上问题都由于失败上大有关系。
三、长阳在组织上有很多问题未解决，宜委派我去参加工作，中途又得失败消息，因他们在军事上很忽略，故受损失很大。
四、湘西是割据的局面，我们部队中的组织的对外工作，尤其是工作很成问题。关于湘西和鄂西工作洋情，自有党负责详细报告，不详我评述。
中央：如果你们有党的工作人才或军事人才，湘西是很需要的。
董朗
1929年农历九月廿四日
在中央指示未到之际，前委进行了调整，董朗被增选为前委委员，分管军政训练工作，从红军中选拔了120名优秀战士进行训练。
10月，根据中央指示，董朗被任红四军参谋长。赤溪河大捷之后，红军力量壮大了，中共湘鄂西前委为了拔除桑植苏区周围团防据点，以打破敌人之包围，巩固和扩大苏区，决定由贺龙率红四军主力向大庸、慈利两县推进。由桑植县委书记李良耀、县苏维埃主席汪毅夫、留守的补充旅旅长胡海云三人组成“留守委员会”，负责后方事宜。
贺龙在率红四军出发之前，根据前委指示，对红四军再次进行整编，分为两路纵队：第一路指挥王炳南，下辖4个团，第一团团长贺贵如、党代表龙在前，第二团团长文南甫、党代表吴协平，第三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秉苏，第四团团长伍琴甫；第二路指挥卢冬生，下辖2个团，第五团团长覃泊勋，第六团团长吴成虎，补充旅旅长胡海云、党代表汪毅夫。除补充旅留守桑植外，余皆随贺龙行动。
贺龙率红四军离开桑植后，即向大庸西教乡挺进，西教乡乃桑植通往大庸的必经之路，为著名天险。大地主熊相熙即依托天险，拉了300人枪的武装，并筑有寨堡，称霸一方。贺龙刚刚到桑植时，熊亦表示友好姿态，派人送信与贺龙，信中叙了旧情。贺龙深知熊的底细，因不愿树敌过多，也派人与其联系，表示友好，随着红四军的壮大，苏区的建立，熊等称霸一方的势力受到革命势力的威胁，便露出狰狞之面孔，熊与陈策勋等勾结一起，公然对抗红四军，贺龙决心先除掉熊，拔除西教乡这个据点。
贺龙派王炳南率其本部人马，由中湖向正塔坡前进，取佯攻。贺龙亲率主力，由桥头向敌之主寨教子垭攻击前进。何键所属的李觉师吴玉霖团，经贺龙策反，亦助贺龙攻打熊相熙。
吴玉霖是贺龙的旧部，当年曾同贺龙一起用两把菜刀夺枪，亦随贺龙南征北战，后人湘军何键部当了团长，驻防湘鄂西。因其与贺龙旧情极深，遂应贺龙之约，攻打熊相熙。
时熊相熙握着西教乡的政治经济的特权，其与陈策勋、徐小桐称兄道弟。
红四军若要从桑植向东发展，必须除掉西教乡这个据点。否则，这个据点将成为桑植苏维埃之患。
熊相熙在西教乡的桥头飞塔坡、教子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其是教子垭石寨最为坚固。各寨均有团兵把守。虽然这些团丁战斗力并不强，然强兵难打弱寨。红军没有飞机、大炮，攻打这种寨子，是十分艰难的。
攻打西教乡之战开始后，贺龙发现西教乡寨子之多是不曾料到，然双方即然开了战，若中途停战有损军威，遂下最大之决心，誓将敌寨攻下。围寨之时，红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而陈策勋、熊海清亦死力救援，亦被红军击溃，战争之烈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未有的。
激战第三日，贺龙指挥人马占领了教子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狮子岭居高临下，从地形上红军占了优势，故用兵自如，即可围攻敌寨，复可以拒援兵，因而，进占顺利。
红四军围寨到第五天，敌人弹尽粮绝，表示愿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贺龙不应。即商各部严防敌人逃走。就在红四军向北教乡寨子发起总攻时，是晚天降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红军士兵又因连日攻打，疲倦太甚，防范时疏忽，致使熊相熙趁机潜逃。
红四军攻克主寨，其他各小寨即迎刃而解。熊族各部均被红四军打散了，由于红军激战了6昼夜，为补充子弹，恢复士兵疲劳，红四军在西教乡休息了一个星期。
在红军休整之际，熊相熙又收集了残兵，退到大庸，桑植交界的康三谷，与陈策勋、江垭的徐小桐成犄角之势。
时红四军军威远震，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极大恐慌。8月，湖南省清乡督办鲁涤平、会办何键，派了第四师吴尚及陈渠珍部周燮卿、罗效之、朱际凯等二万多人，向红四军发动进攻。
朱际凯，浑号朱疤子，时任慈利保安团长，鹤峰县江口人，兄弟4个，老二朱发生，是桑鹤边界的大团防头子。
贺龙决定趁敌立脚未稳，和吴尚部还远在常德，距江垭二百七十多里，先发制人，夺取慈利商业要地江坯，以免徐小桐成为吴尚部之前卫。
在攻江垭之前，贺龙写信给徐小桐，内称：
你现在在社会上的地位办团很好，只要照去年春间对本党同志委以保护，有一天一定要欢迎你加入本党的。我即向下游开动。
信中要徐小桐不要与红军为敌。贺龙在给徐小桐写信的同时，又写给石门的神兵首领周笃方、在石门内活动的大庸土著武装田少卿，希望他们“与红军合作，共同奋斗”。周、田虽然不是红军，可官方亦对他们“围剿”。之后，贺龙即率部分头向江垭猛进，陈策勋、熊相熙两部闻风而逃，红军长驱直入。两日后，于江坯与徐小桐部稍有接触，徐部即退，贺龙人马占了江垭。在江垭稍事休息，又向杉木桥推进。
杉木桥是慈利县城通往西北半县及桑鹤之交通要道，这里群众基础很好。红四军中的吴虎臣、吴玉堂、吴子玉等营、团长，都是杉木桥一带人，且均在当地有影响。
红四军在占江垭和杉木桥后，红军中的宣传人员即以标语、布告、讲演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红军的宗旨，散发《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号召工农加入红军。时青年农民纷纷加入红军，仅一天一夜，就有三百多青年农民参加了革命队伍。
原在石门北乡活动的蹇先任离开石门北乡后，即匿居于杉木桥其舅舅家中，依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红四军第一路指挥党代表张一鸣到杉木桥后，为红军寻找革命的文化人才，便打听这里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情况，得知蹇先任在慈利的情况后，即和其弟蹇先为一起找到她，要蹇先任到红军中工作。蹇先任同意了，从此，她由地方转到红军中工作，被任命为红四军首批干部训练队专职文化教员。红军官兵都尊称她为“蹇先生”。贺龙对蹇先任说：“你是我们红四军中第一名女红军，第一名女共产党员。”
红四军进占杉木桥后，周笃方、田少卿都派人送来了回信，大都对红军表示了友好之态。田少卿信中说，若红军入石门，他愿让出防地，但不愿加入红军。
前委召开军事会议，认为：他们虽然对红军的革命宗旨不理解，但决不会与红军为敌，如果他们进攻红军，就会削弱自己，也有被湘军吃掉的危险，同时，他们也不会加入红军，他们怕树大招风，因而，对他们也可利用。
这时，退走的徐小桐、邢聋子游弋于江坯附近的山区，盘踞在慈利县的大庸团防张普武部也态度暧昧，而张部距杉木桥仅50里。而此时吴尚部已进抵桃源的盘塘桥，正向慈利进发。澧县的李抱冰、石门的罗效之，对红军也虎视眈眈。敌情严重，若红军再向东发展或久居江坯、杉木桥一带，势必陷入敌重围，且红军到江垭、杉木桥发展红军、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已达到，因此，前委决定红军迅速返桑。
1929年8月28日深夜，贺龙率红四军返回桑植，当行抵江垭时，不料徐小桐又率团防回到了江垭。原来徐小桐以为贺龙必率师东下，岂料红军返回。徐急忙率部向三官寺逃窜，红军没有追赶，仍向桑植行进。
贺龙离开江垭时，给徐小桐留下一信，内称：
我开兵打你，的的确确不忍，为什么我又反攻江垭呢？因为你不该留陈策勋、熊相熙余孽，危害本党后方交通，你再如此反动下去，我定要火烧江垭，诛灭徐族，那时候我就不看朋友的情面了。
红四军经竹叶坪、咸池峪回到桑植。休整人马。
贺龙于农历的8月8日写信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
惟当时退却了的徐、邢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踞慈利县城，态度暧昧距杉木桥仅50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仅慈利90里，此外还有李抱冰、石门罗效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解（原文如此——引者注），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来，使敌人对我们用兵莫名其妙，而我们得以乘此时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
总之，此间游击的加强，云卿以廿年拖队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致上敌人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