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志愿军有关部门的统计，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其中阵亡11.6万余人、战伤22万余人、失踪被俘2.9万余人），共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坦克1492辆、装甲车92辆、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门。志愿军损失飞机231架、坦克9辆、汽车6060辆，各种炮（含被击毁）4371门。1953年8月14日朝中方面公布，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毙伤俘敌109万余人。同一时期，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伤亡、失踪和被俘62.8万余人（人民军的损失是本书作者统计的）。按朝中方面公布的歼敌数字计算，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人员伤亡损失对比为1：1.7。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优劣悬殊的武器装备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迫使美国签字停战，取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场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是新中国在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被迫决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加的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仅仅建立1年的新中国，居然打败了美国这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有17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世界头号强国。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居然打败了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军。显示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是高层的决策和指导。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60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时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是英明的决策，并且是相当了不起的决策。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大无畏的英雄胆略和气魄，体现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和意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正气，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高尚品格。驾驭整个战争的发展和演变，也显得措置欲如，导演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体现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抗美援朝战争的高层决策和指导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决策的根据是形势的变化，决策的标准是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心治理战争创伤，恢复国家建设。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除台湾等少数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尚未解放外，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解放区县级以上各级政权相继建立，集中精力治理战争创伤，恢复国家建设已经有了可能。6月上旬，中共中央刚刚对此作出决定和部署。然而，6月下旬，美国就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派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侵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作出强烈的反应。此时，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是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渡海登陆作战，其准备工作本身就相当复杂，并且中国没有海空军作战部队，美国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更增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困难。而保卫东北大陆的国防安全又迫在眉睫。解放台湾和保卫东北边防同属国家利益，然而就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说，不可能鱼和熊掌而兼得，两者只能舍轻取重。保卫东北国防安全，是防范外敌侵略，显然重于属内政问题的解放台湾。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推迟解放台湾，保卫东北边防和准备援助朝鲜人民抗击侵略，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后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也是同此道理。美军仁川登陆后，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东北地区直接面临着美国侵略的威胁。就是美国不直接侵入中国境内，而站在边境上跃跃欲试，中国东北地区也不会得到安宁，况且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工业基地50%在东北地区。此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恢复国内建设，同属国家利益，然而，抗美援朝，必然会影响国内建设的恢复；而按兵不动，埋头恢复国内建设，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略扩张政策，占领整个朝鲜后，随时都可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此，中国不可能安心搞建设。无论从中国当时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都必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向中国提出了直接出兵援助的请求。因此，中国采取积极政策，出兵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甚至对于整个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中国东北更不利。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此，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动一部分部队到朝鲜作战。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充分表明，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看，还是就当时和现在看，决策本身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选择。
中国是个弱国，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两国的经济力量强弱悬殊，无法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落后，并且基本是单一地面部队作战，美国军队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并且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双方的作战条件也无法相比。但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兵力资源雄厚，民族凝聚力强，尤其刚刚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极高；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经受了国内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有国内作战的丰富经验，作战意志顽强；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会得到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些恰恰是美国的弱点。
建立在双方这样的客观基础上，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参战后可能出现的战争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支援的条件下，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不能及时到达，空军也不能提供支援的情况下，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中央的态度是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二种可能，接受第三种可能。也就是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最低目标是第三种可能，最高目标是第一种可能。对可能出现第二种局面，也必须有所考虑和准备，并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究竟会出现哪种结局，只能经过一段战争实践才能确定。总的方针是，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事实证明，整个战争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些预先估计，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战争的发展变化能够从容应对，驾驭战争向预想的有利方向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以保证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中心，对军事战略计划和部署，对恢复国内建设的计划和部署，作了全面调整，既保证战场充足的作战部队，又兼顾国内防务的万无一失；既保证战争需要的物力、财力，又兼顾国内建设的恢复；既保证前方的作战，也建立巩固的后方；既靠党政军各级组织解决问题，也充分动员全国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这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新形式），帮助国家克服困难，为支援战争和恢复国内建设做贡献。这样，战场内外，为了实现战争胜利这个目标，拧成一股劲，不但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国内建设也按原定计划完成了恢复。
根据志愿军的作战条件和可能实现的军事战略目标，在志愿军出动前，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的第一期作战方针是，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建立防御阵地，组织防御战，站稳脚跟，待6个月后，苏联装备到达，完成训练，在空中和地上均具有压倒优势时，再配合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反攻。然而，志愿军入朝后，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志愿军已不可能按原计划实行防御作战。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遂审时度势，果断放弃了原来的防御作战方针，而根据战场形势采取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立即发起了战略反攻，争取了战场主动，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到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地区出现了相持局面，美国当局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寻求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同时，就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看，能够将美国军队赶出北朝鲜，却难以将其赶出南朝鲜，并且抗美援朝战争的最低军事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适时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在军事上则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当停战谈判双方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后，志愿军坚守战线不但是军事作战上的需要，而且成了政治上的需要。于是，中共中央则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的作战方针。当正面战线已经巩固，而侧后的海岸防御仍是薄弱环节时，中共中央又决定志愿军协同人民军，集中力量解决侧后海岸防御问题。致使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指导，完全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美国除了不敢使用原子弹外，使用了它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和所有战争手段，但是在战场上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由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特别是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因此遇到了以往作战中从未遇到过的困难，这主要是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运输的问题。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的全部军事指导，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的。
除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保证志愿军在战场上的急需，国内突击扩建、组建空军和炮兵（含高射炮兵）、装甲兵部队，增强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外，在战场上也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和措施，基本的原则是避强击弱，扬长避短。
一是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美国空军在夜间不能像昼间那样大规模出动和充分发挥作用，美军部队怕夜战，志愿军则充分发挥夜战特长，在夜间发起攻击；美军摩托化和机械化装备对后方和道路依赖性大，怕离开道路和切断与后方的联系，志愿军则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切断其后路，动摇其战役决心；美军步兵战斗精神差，怕失去空中和地面火力支援，怕近战，志愿军则经常采取战役上的迂回包围和战斗上的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战法，隔离美军步兵与坦克的联系，派小分队直捣敌团、营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实行近战，集中力量打其步兵。在前期的运动战中尤其如此。
二是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志愿军火力弱，实现战役包围后难以全歼被围之敌，遂改变战略战役性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法，实行战术性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以军或师为单位，选择敌营以下建制单位为目标，集中兵力、火力达到局部优势，一举包围歼灭之。在后期的阵地战中，采取此种战法，取得了理想的歼敌效果。志愿军没有摩托化装备，实行战役追击困难，遂只进行相应追击，不徒行疲劳。志愿军运输补给困难，持续进攻的作战能力弱，遂每次进攻作战更加强调速战速决。志愿军实行坚守防御困难，遂在前期运动战中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部署原则，依山傍水节节抗击；而在后期则创造了地面战场上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并采取相应的坑道战术。还在第一线展开了冷枪冷炮狙击歼敌活动，杀伤昼间出没前沿阵地的敌军。
采取这些对策，有效地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能不能打、能不能守的问题。
三是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线。国内和战场共同努力，志愿军后勤系统与在后方的部队共同努力，交通运输线上的防空作战与抢修、抢运相结合，火车运输与汽车运输及人畜力运输相结合，形成了此断彼通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所谓“钢铁运输线”，解决了物资的补给运输问题。
这场战争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因此在政治、外交策略指导上，包括停战谈判，始终以孤立和打击美国这个主要敌人为目标。利用美国与“联合国军”其他参战国之间的矛盾和参战国的不同心态，加以区别对待，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和国内新闻舆论工具，集中揭露、谴责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罪行；巩固发展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十几个国家的关系，并积极争取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甚至未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也都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的作战行动。
在战场上也始终把孤立和打击美军作为战略上的主要目标。虽然在有些具体战役战斗中，主要是打击南朝鲜军或美军以外的其他“联合国军”，但这在战略上都是为孤立和打击美军这个主要目标服务的，是为孤立和打击美军创造条件的。
这样就分化了敌人内部，增加了敌人内部矛盾，有力地打击了主要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