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