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梅
（延安革命纪念馆）
陕甘革命根据地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合并而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各地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陕甘根据地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发展了，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为什么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不但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本文主要论述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原因。
从客观上讲，陕甘地区位于祖国西北边陲，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境内地广人稀，地瘠民贫，十年九荒，民不聊生，阶级斗争尖锐。从隋朝刘加伦聚众10万大闹延安府到李白成陕北起义，从清朝回民暴动到民国张九才造反，陕甘历代农民揭竿而起的造反精神，鼓励着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同时，陕甘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地区敌人力量薄弱，各派军阀自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如陕西杨虎城、井岳秀、吴新田，甘肃马鸿宾、陈国璋，宁夏苏雨生，青海马步芳等，你争我夺，屡起战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兴起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客观原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主要的、根本的是主观上的原因，即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在革命和战争实践中坚定地贯彻了这些政策和策略。因而，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红军和根据地。
关于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临时中央主张建在“泾渭二水之间”的平原地带，而陕西省委主张在西安附近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以及泾阳、高陵、咸阳等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区域，并提出“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人，根据井冈山根据地充分利用山险和边界的成功经验，从陕甘实际出发，拒绝了临时中央和省委在平原地和大城市附近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把根据地选在远离中心城市、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条件较好、党的工作较有基础的山地或省、县边界地区。例如，陕甘边根据地选在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正宁等县交界处桥山山脉南端，以照金为中心的地区和位于陇东花池、合水、庆阳和陕北保安、甘泉相毗邻的桥山山脉中段，以南梁为中心的山地地区。陕北各根据地，都选在各县交界地区，如神（木）府（谷）边、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边等。
关于战术问题，陕西省委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强调“平原战”、“阵地战”，轻视游击战。而刘志丹、谢子长等根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坚持游击战。
遵义会议后，由于通讯联路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未得到会议消息，仍继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连续向陕甘根据地发出带有不少“左”的主张的指示信。1935年秋，又向陕甘苏区派出代表团，进一步在根据地推行“左”倾错误，主张在广大的川陕甘青新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在军事上提出“全线出击”，命令红军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瓦窑堡和清涧城。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没有执行这些错误指示。
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注意同右的错误进行斗争。1933年春，抵制中共陕西省委把红军编成游击队、分散游击的指示，同年夏，又制止了“南北分家”的错误主张。
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失败后，围绕着建立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任务，陕甘地区党组织进行了新的尝试。根据陕甘地区军阀众多、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等实际情况，陕甘地区党组织决定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即派党员和革命分子打进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即把部队拉出来，变军阀武装为人民武装。如刘志丹和谢子长曾打人苏雨生骑兵第四师、陈国璋陇东暂编第十四师等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此外，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也都打人过军阀部队，进行兵运工作。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做后盾，结果拉出来的队伍不多。陕甘地区党组织遂改变策略，号召农民参军，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之后，即变“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为“又打又拉”，“以打促拉”，迫敌分化，这种策略得到了较大的成功。1932年7月8日，高鹏飞在西华池率领甘肃警备第十一旅一团一营两个连起义，后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在耀县率领杨虎城骑兵团起义，组织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934年10月20日，黄龙山土著武装贾得功部营长郭宝珊在庆阳率部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陕甘地区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又一个特点，是根据该地军阀众多、互相矛盾的实际情况，采取利用矛盾、在军事上各个击破的策略。如，陕甘边红军在反对敌对南梁根据地的“围剿”时，先打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继打敌甘肃陇东警备旅，再打井岳秀第八六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集中力量打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第二次反“围剿”时，集中打高桂滋第八十四师。
陕甘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第三个特点，即团改造中间力量，如保运武装、哥老会武装等。陕甘瑚区帮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人数众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其著名的首领目如南梁堡的郑德明、朱子清，乔河的田老五等。他们期组织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会道门组织，同反利官府、土豪劣绅对抗。这些武装，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刘志丹、谢子长等非常重视对这些武装的团结教育，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帮会的成员掩护过红军伤员，有些还参加了革命，如南梁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郑德明后来就成为该地赤卫队的总指挥。
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在敌“围剿”开始时，实行战略退却，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尔后转入反攻，打破敌“围剿”。然而陕甘地区根据地范围较小，红军力量较弱，另一方面，敌“围剿”军指挥不统一。根据这种情况，刘志丹、谢子长等没有盲目照搬中央苏区“诱做深入”的战法，也没有仿效川陕苏区利用特殊的地形条件，实行“收紧阵地”的战法，而是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敌进我进”，即对敌之“围剿”，以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活动，实行坚壁清野，袋扰、围困和打击敌人，主力红军则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最后打破敌之“围剿”。
集中兵力，以运动战、速决战各个歼灭敌人，这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陕甘红军充分发挥了我军这一优势。1934年2月，敌纠集八个团万余人，分八路向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起“围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由南梁北上，转移到外线，寻求有利战机。3月初，红军声言攻打保安，主力绕道进至吴起镇以南三道川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的后方，连续作战，速战速决，经官庙、蔺家砭、崖窑、高桥、李家梁战斗，歼敌四个多连。接着，挥师南下。4月11日，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在西华池全歼运动之敌陇东警备第二旅第五团团部和七个连。战后，继续南下。5月10日，在淳化三里原遭遇战中，速决全歼敌陕西游击支队何全升部两个连。这时，我红四十二师发觉敌集中八个团上万人发起新的进攻。鉴于敌人兵力过大，南线地形于我不利，部队当机鲻断，回师北上，寻机歼敌。同样，陕北第一次反“嗍剿”时，谢子长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于8月18日、22日和26日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屺台、河口镇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声东击西，调动敌人，长途奔袭，击敌不备，剖是陕甘红军经常采用的作战手段，并取得重要战果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陕甘红军反敌第二次“围剿”棚期，袭取延长城的战斗。1935年5月，西北军委主删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为实现“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蒯北根据地联系”的总任务，在取得吴家寨、马家坪圳斗胜利后，率主力于5月20日进至清涧东北、绥德以南元定河一带，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袭占延长为实现作战企图，我军扬言打清涧、绥德，并示形书敌，主力则星夜秘密南下，隐蔽待机。时延长驻有敌正规军和民团共4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进一步调动分散敌人，遂以地方武装一部在延长城东一带虚张声势，调虎离山。主力待机攻城。敌被我佯动所惑，以民团200余人出城寻战。我地方武装以牵牛战术，将该敌拖出离城50里开外，红军主力乘机袭占延长，全歼守敌，待民团回援时，又被我夹击歼灭。
围城打援，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军扬长避短、避强击弱的有效战法。陕甘红军运用得也比较成功。陕甘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初期。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主动向东线出击，集中力量打击晋军西渡黄河之先头部队。8月初，前敌总指挥决心以地方武装一部包围定仙墙，主力首先歼灭定仙墕东北慕家塬之敌，尔后转为继续围困定仙嫣，以求歼敌援军。10日至12日，陕甘红军主力全歼慕家原守敌和援敌共四个连，随即掉头南下。这时，晋军一个团由枣林出援定仙嫣。我军即在定仙墉东北地区设伏。8月20日。敌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分割包围，猛打猛冲，经半天鏖战，全歼援敌，计毙敌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枪1900余支（挺），创造了陕甘红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一个团的重要战例。战后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以一部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地区隐蔽待机，求歼延安方向来援之敌。10月1日，我军在劳山地区歼援敌东北军第一一。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战后，我军主力随即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一个多团，俘敌1800余人。劳山、榆林桥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东北军的气焰。
刘志丹、谢子长等虽然远离中央，但能够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结合，在建党军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断地与“左”右倾错误作斗争，从而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甘，迅速纠正“左”倾错误，是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